Samdahl，Jacobson和Hutchinson以及Kay认为妻子在和丈夫协商休闲时所遭遇的困难反映了她们在夫妻关系中无法维持“自我”。Freysinger和Flannery（1992）的研究中，一些受访者说到，只有身子完全离开（如去外地学习旅行、参加短期活动假日）“摆脱”家庭环境，才能得到休闲。一位受访者在谈到自己的感觉时表示，没有个人休闲意味着在她全部的生活中“没有一个真实的我”。能得到休闲对建立或重建自我和实现自我有着重要意义：“是的，这就是我！”“在休闲的时候，你又能成为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
研究异性伙伴对男女各方休闲的影响表明：女性在伙伴关系中获得个人休闲有着特殊的困难；尽管她们珍视休闲作为表达“自我”的机会，女性仍然难以表达对休闲的权利要求。和女性相比，男性更有可能享受个人休闲，而且这种权利意识也更强烈。
家庭与休闲研究结论
前面各章节所回顾的研究确认了休闲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休闲在父母和孩子的互动中尤其重要，同时对父母的夫妻关系也有重要作用。由于对家庭各个成员生活都有所帮助，能够维系家庭成员的关系，给予他们共同的经历，培养“全家”意识，因此人们给予积极的休闲经历很高的评价。休闲所特有的“有趣”和“愉悦”的内涵不应模糊它提供重要机会，实现促进生成和亲情这些严肃的职能。
家庭环境下的休闲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家庭成员可能好不容易才获得充足的休闲时间，也可能无法培育维系家庭单元的关系。面对以孩子为中心的父母责任观念，父母们也许不会把自己的休闲需求放在首位，休闲也可能会成为性别不平等再生的领域。对休闲的制约和不满可能源于家庭生活潜在的紧张局面，并恶化这种局面。休闲非固定结构和不稳定的特质给变通亲密关系的感情形势带来不利环境。
休闲在家庭互动中的中心作用表明休闲对家庭成员感情健康非常重要。因此，“投资”家庭休闲的政策也许效果卓越。但是，决策者难以用直接有利于休闲的方法介入家庭生活。虽然直接提供孩子玩耍条件也许重要，但家庭生活最可能受益于保持工作、生活平衡的有效措施以及支持福利的各种制度。这样，家庭便能充分利用休闲。
休闲和社区
本章对有关休闲给“社区”带来利益的各种论据进行评估。近来关于这个话题的论着有两个相关的观点。其一是认为“休闲”是“社区”集体生活的内在部分，“社区”是享受休闲、创造休闲的重要环境。这激起了休闲学者们对“休闲”和“社区”两者如何发生交叉的议题普遍感兴趣。第二个观点更加具体：把休闲作为工具（如通过社区层面的政策干预），用以对付地方性的社会问题。这种方法在英国尤其明显，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都赞同利用休闲（尤其是体育）来缓和居民区之间的社会问题。从小范围来看，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也执行相似的政策。有目的的休闲被认为是解决犯罪、反社会行为、逃避教育、工作等问题适用的策略。尤其是在年轻人中，这种方法有利于社区的发展。
当代社区
在社区的本质、力量和发展问题上，现今的社会政策争论都环绕着社区成员有效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进行。由于人们关注社会不断增强的私有化、个人化趋势，大家都强调“联系”的重要性，，都使用社会资本、社会和谐这类字眼描述构成“社区”的人们之间社会互动的重要性。
Coalter，Allison以及Taylor引用了Forrest、Kearns使用的“社会黏合剂”这一概念来描述社区各种关系质量的重要性，其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共同的归属感和共同的目的；
不同群体、不同年代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团结；
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将冲突最小化，使社会稳定；
积极、善良的公民；
紧密的朋友圈、家庭圈和熟人圈。
这些也同样适用与Thomas的观点，他认为有效的社区要求社会有内聚力和包容、认同和归属。Thomas还认为社区能够得到这些品质，如果社区：
把居民聚在一起；
具有增加社会接触的设施；
每天有规律的活动，增加社会互动；
有丰富“活泼”的社会娱乐网络；
有活跃的组织，把人们聚在一起，能够代表他们的想法和关心的问题；
允许居民在家庭之外扮演公众角色，既满足自己，也服务他人。
休闲的形式、活动和经历多种多样，相互搭配，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是和谐的，从实践角度来看也适合社区。休闲给社区带来的潜在利益得到了广泛详细的阐述。
由于英国和美国重新制定的社会政策都强调维系社会关系，这就刺激了人们增加对休闲的观察，了解其是否有利于社区生活、在何种程度上促进社区生活发展。但是，学术分析学者们最盛行的观点是，迄今为止，政治家、决策者和一些休闲供应商所宣称的益处都远远超出了证据所提供的范围。
由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由政策所驱动，因而导致了学术文献在某种程度上的支离破碎。后面章节的结构反映了这一点，轮流考察体育、艺术以及其他文化活动给社区带来利益的论据。
体育给社区带来的利益
Coalter的着作特别关注体育运动。他从个人和社区层面上对休闲产出的理论和实际社会效应进行分析批判，称得上这方面的领军人物。在讨论贫困城市地区对体育运动的利用时，Coalter等人（2000）提及“体育能促进社区发展、城市更新、社会包容的设想”以及“参加体育运动能帮助增强、提高那些代表贫困城市地区特征的软弱或负面的进程、结构和关系”的内涵。回顾大量学者的作品，他们提到体育运动会带给“社区”广泛收益，包括：
和其他人见面、交流；
学习具体社会技能（宽容，对他人的尊重）；
适应团队／集体目标（合作、团结）；
促进种族融合；
增强团结和社区身份。
其他一些学者也指出，体育具有缓和具体问题的潜力，包括防止犯罪、增进健康和提高学术成就。
体育能带给社区利益，最令人确信的主张体现在Bloom，Grant和Watt（2005）对加拿大体育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利益的分析。在运用大量的研究数据的基础上，作者们报告说，多数调查对象觉得体育对他们的社区有帮助，为人们开展有结构、有目的的活动提供了会面、交流场所。“大多数”觉得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鼓励不同背景的人去积极工作、娱乐，并给不同年龄的人们带来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机会。
一般来说，Coalter对支持Collins等（1999）、Galloway等（2005）、Long、Welch、Bramham、Hyton和Lloyd（2002）、Long &； Sanderson等人在提出各自主张时提供的论据质量持批判态度。尤其相关的是，当所有人对体育运动的介入带来“社会产出”的主张持保留态度时，他们尤其不相信有证据能证明体育能在社区层面上带来利益。Long和Sanderson宣称，他们所访问的体育开发工作人员和体育设备经理能够指出个人如何从参与体育运动中获得利益，“但是发现，要说明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社区层面上则较难”。Galloway等人回顾了体育对生活质量的作用，得出如下结论：“尽管有些体育文献想要说明参与体育运动和个人成长、社会融合、社会支持以及社区健康等之间的联系，但总体来说，既没有实证可以用来支持因果关系的存在，也不能帮助我们了解参加体育运动如何与其他社会因素一起发挥作用，例如通过社会支持、友谊和通过参与达到集体认同”。
在英国，人们十分重视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这带来了跟休闲有关的大量监测和评估数据。但是这些数据仍然无法解决上述问题。证据方面的问题有两个方面，它们部分地反映了所涉及的方法论问题的复杂性（文章稍候有论述）。这里，更为直接的问题是没有资料能够明确无疑地证明体育能给社区带来利益。Collins等（1999）和Coalter等（2000）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回顾时，都研究了体育的利用和健康、犯罪、教育以及就业的关系。虽然他们都突出已经获得的一些成功，但同时也发现许多证据缺乏说服力，因此也都强调了解获得最佳利益过程的重要性。
一些迹象表明关于对体育的作用的争论越来越慎重：英国人有关体育的内在特质带来利益的断言越来越少；大家更多地强调体育在更广泛的支持性项目中所作的贡献。这种观察问题的方式虽然仍旧依赖若干基本尚未证实的设想，但与简单地把好处归因于体育本身的特质相比，仍不失为一种更成熟、更敏感的分析。
Tait（2000）认为目前正在“进行”之中的体育的介入实际上是尝试“吸引”年轻人“自我革新”。他因此建议，根本的问题是年轻人是否能-又如何能（或被说服）-形成新的身份：在某种层面上似乎只是“身体活跃的青年”，但“实际上……也在创造、适应‘热爱运动，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的身份”。体育在何种程度上能促进这种基本变化仍需论证。
关于体育，有论据显示：
从理论上来说，体育的本质和有效社区的本质两者之间有着良好的匹配；
然而，用以证明已经取得这些理论上好处的证据——可以用来得出结论的证据——尚显得非常不足；
尤其不明确的是，这些好处（包括经常被记录在案的个人好处）怎样才能产生，又如何转入社区。
学术分析者没有表示体育不能给社区带来好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需要设计更有效的研究，才能得到必要的证据。
艺术和文化活动带给社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