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活动不会在真空中发生。
参与休闲时间的活动需要时间，青年们手头的时间有限，需要做的其他事情却很多，如家庭作业、家务琐事和家庭义务等。要获得机会参与休闲活动必须和这些事情竞争。而这些事务似乎由于收入和文化不同而各异。例如，许多东亚国家的青年面对一个高度机制化和竞争性的考试体系，似乎给参与休闲活动形成干扰。印度中产阶级的青年将他们三分之一的日常时间花费在与学校有关的活动上。同样，韩国城镇中产阶级青少年报告一半时间花在学校相关的活动上。在印度和韩国，据报道，休闲活动基本上属于被动型。花费在学校相关活动上的时间和消极情绪和行为内向直接有关。另一方面，参与较多休闲的青年报告自己的积极情绪，但同时也诉说有更多学业上的担忧，学习成绩较差。
在日本青年中，情况类似，学校无论在重要性、时间方面都享有优先权，造成负面后果和心理压力。然而，就亚洲文化而言，休闲或闲暇时间相对学校时间的估量方式可能不能反映事实的真相。Wu等人思考为什么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亚洲发达国家的青少年在时间的使用上会有差距。他们指出中国台湾地区的青少年在学校里花费的时间要比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青年多得多，但这并不一定确切地反映在这段时间里实际发生的情况之间的差别。他们指出，中国台湾当局的政策规定40％的在校时间必须用于“休闲教育”，其中包括科技、健康、艺术、体育和家务技能。每天在校时间虽然比较长，却包含了放学后的活动项目，包括一般性休闲活动和发展友谊。Wu等人也提出，语言的使用也可能混淆了参与形式和时间使用的准确评价。Wu等人指出，用汉语拼音系统翻译英语“leisure”一词，中文里的“休闲”含有“休息”和“闲散”两个方面，而后者的意思是不积极参与。他们进一步提出由于儒家思想影响，休闲虽然重要，但必须定位于学业和勤奋的框架内。要真正了解儒家思想和亚洲发达社会背景下的青少年休闲，必须认识这种关系。
韩国是另外一个学校和休闲的关系值得注意的国家。由于政府20世纪90年代的政策转向由消费主义促成的新自由主义，韩国的教育体系历经重大改革。Choi指出，韩国学生为能进入名牌大学进行激烈竞争、在沉重学业压力下苦不堪言的情景已经不复再见；取而代之的是，业余工作和休闲已经成为韩国青年的标志性形象。新一代青年的一个特点是对权威、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的某些反叛。对所有韩国青年，学业的成功已不再是憧憬未来的驱动力，虽然拿文凭仍然为文化所要求。与本文中其他论述相似，Choi的调查显示在他采访的一群来自某非国立学校的年轻人中存在着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不可测的感觉。
Choi指出，在新近改革的学校体系中不成功的青年代表目前教育体制的失败，并导致阶级差距的加深。
我本人在多哥和南非的调查中也遇见相似的情况。在多哥，女孩被大力鼓励去学校提高学业，实际上不允许玩游戏（如，ampe，一种依靠脚部技能的土着游戏），因为大人认为游戏会浪费学习时间（Adubra等，2002）。虽然，这种规矩可能正在放松，但事情由于女孩要做家务变得复杂化了。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男孩和女孩都缺少休闲时间，但是女孩受到更多文化规范和机会的约束。同样，在许多拉美国家，尤其在乡村，贫困现象非常严重，人们让女孩过早离开学校，在家料理家务。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那里太贫穷。因此，几乎没有希望会有空闲时间进行休闲，因为“家务太忙，不允许她们有上学所必需的空余时间……”最后一个案例来自南非，它说明各种各样必须做的事在争夺青少年的空余时间。那是一个较大规模、随机的控制实验（Caldwell等，2004），对象为来自开普敦附近的贫困城镇中学女生，目的在于了解她们的休闲制约因素。主要的制约因素是做家务的责任，包括照料年幼的兄弟姐妹。
休闲作为预防危险和减少伤害的环境
我已经提供实据，表明休闲既能够成为积极成长和康乐的环境，也能够成为危险的环境。与此同时，在许多国家，休闲越来越被视为预防危险和减少伤害的重要途径。例如，Criado（2002）详细记录了对西班牙青年的一系列全国调查，反映出20世纪70年代前期佛朗哥政权的倒台带来的政治结构的改变如何标志着一种青年文化的崛起。这种文化不仅具有不同形式的休闲，而且与滥用药物紧密相连。
作为西班牙文化的一个新问题，当时，滥用药物被认为是一个“青年问题”。此外，该问题由于失业和青少年犯罪而变得复杂化。休闲被视为既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答案。譬如，第四次全国调查报告（1977）的导言声称“毫无疑问，提供良好的国家服务来刺激创造性和娱乐性的休闲是预防青少年冲突的最佳措施之一”在中国台湾地区，休闲也被看作是预防危险的一种环境。但是，在那里，和休闲相关的是过分强调学习成绩而引起的心理压力。Liu指出，学习成绩不佳的学生表现出情绪低落，有可能发生越轨行为。Liu建议，台湾学术界应该提倡开展休闲活动，以降低与学业压力相关的心理压力和焦虑，预防行为不当。
回到先前关于被动和无组织的休闲的讨论，有些研究人员将被动的活动和危险行为相联系。Lee（K.M.，2003）提出，游荡同行为偏差和不健康活动有联系，诸如阅读和观看色情材料、发生婚前性关系（从而增加了HIV／AIDS艾滋病风险），赌博、偷窃和滥用毒品。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则将一些匈牙利青年与同龄人一起参与商业性活动跟行为出现偏差相联系。
其他因素也在发挥作用。Gordon和Caltabiano（1996）在澳大利亚北昆士兰乡村和城镇青年做了一次抽样调查，对跟休闲有关的因素和偏差行为做了比较。
所有青年最常见的休闲活动均属被动性，城镇青年的休闲满意度较低。自尊心低和追求高刺激预示城乡青年都可能滥用毒品，而自尊心低和追求高刺激的乡村青年则更可能犯罪。
被动、非参与性休闲和危险行为的关系可能在各文化中都一样，差异不多。
Vazsonyi等人（2002）的结论是，根据他们对美国、荷兰、匈牙利和瑞士青年平时活动和偏差行为的调查，青年度过时间“的方式极为相似”。虽然偏差行为的程度略有差别，但在每一抽样中，偏差总是与和同龄人一起有关；一人独处、和家人在一起或在社区中度过时光则与偏差没有关系。本文讨论的南非的研究案例也告诉我们，非正规的日常活动同偏差有关，是因为经历了淡漠和乏味的缘故。
西方文化在过去20年中提出预防危险和减少伤害的概念，把它作为应对有问题的行为的首选方式。其指导思想是预防要比治理（如，上毒瘾和自杀企图）更为可取。有证据表明，在某些非西方文化里，这种方式被认为可行。譬如，针对马来西亚青年游荡问题的全国调查结果，政府制订了“青年伙伴”计划，提供替代性活动，将青少年导向健康和富有建设性的娱乐活动。我们在南非的工作也是基于这样的观点。
但是，为了使预防危险和减少伤害的努力产生效果，至少两个重要因素必须到位：休闲教育和参与休闲的机会。我在总结部分将讨论这两个专题。
差异和相似：重新组织问题
许多年轻人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长大。即使在前工业化社会——诸如多哥的小乡村里，发电机也能让人们观看现代电影，电台则让人了解世界。青少年受到全球化的不同影响，他们接触全球化机制（如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机会不同。休闲的参与和时间的使用的含义可能随文化的不同而不尽相同。尽管存在上述差异，无论身处何种环境，所有年轻人有需要也有权利以文化上适应的方式体验休闲、促进成长和健康成长，同时避免危险行为和对健康不利的结果。总体来看，存在令人信服的实据来表明：如果能以积极的方式利用，休闲能成为人类成长的有力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