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的当代发展，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抛弃与改变。当人们在“欢呼”中西差异的日渐弥合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之时，或许恰恰遗忘了最为重要的关键因素，即时代的发展似乎并不一定会确定地带来差异的消解。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差异反而会因时代的发展而更加明晰。时代赋予传统的、与过去时代不同的“新意与内容”，往往只是在表面上遮蔽了人们的视线。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我们最终还是会发现其本质的传统特质与社会根源。居于生活中心的道德教育，更是深受社会历史、心理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影响。“社会是一种历史塑造物，它是自身发展形成的；可以将它看成是凌驾于个人主体之上的主体，在其存在期间有过许多非常确定的经验。在这些价值经验中，不仅有典型的、规范的东西，而且还有少许主观个性，还有全然独特的总体命运的部分。
价值总是出现于一种整体生活的关系之中。”理解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和检讨道德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一点也更好地解释了中西方德育之间的本质差异。解决当代中国德育的困惑、问题与迷局，或许首先就应当从中西方德育之间的差异与根源溯起。
前面各章的内容已经基本为我们展现了中外德育的基本发展历程，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或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或是从变化了的社会与大的时代背景来观察，我们都可以看得出，中外道德教育之间的差异，仍然无法脱离如下这些方面的基本问题或关系：道德传统与伦理现实、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社会本位与个体本位、道德知识与公民生活、法律规约与道德教化等。这些问题既是中国或西方道德教育要面对的现实差异或始终需要面对的选择，也是双方所要迫切解决的困境。同时，只有当各自的道德教育界对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或困境选择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定位之后，或许才会对未来要走向何种道德教育、道德生活有一种比较明确的目的感。
一、道德传统与伦理现实
如前所述，血缘（亲）关系是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人与人的关系在家、国或天下等层面上都更为重视整体的兄弟姐妹关系。中国社会重视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血缘情感（兄弟姐妹之爱、亲子之爱等）；社会矛盾或人际矛盾是永远存在的。在中国，用基于情感的道德来调节社会矛盾，是道德调节，场所主要是在家庭中，而国与天下也被认为是家的放大。中国重视道德教育、德教，因而中国强调道德治国，如德治、仁政、礼治以及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统与文化。在西方，社会的或公民的伦理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现实的伦理关系表现为公民个体之间独立、平等的关系。西方重视建立在公民伦理关系基础上的公民理性，如公正原则、合法契约等；西方用基于理性的公民伦理准则或法律来调节矛盾，是规则或法律调节，场所主要是在法庭中。西方重视公民伦理主义的规则或法制教育、法教，因而西方的传统是法制治国（法治）。
中西方都比较重视学校道德教育，但重视的方式与程度却各有千秋。
从总体上看，中西方在设计道德教育课程与教材时，对待体现传统道德价值观与道德原则的内容时，其取向就表现出了差异性。如西方在历史上比较注重将道德传统诉诸宗教，但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与宗教的世俗化进程之后，西方的道德教育课程逐渐由传统的宗教道德或文化转向了伦理关系的现实——公共生活领域；而东方如新加坡等则日趋回归到了东方古典道德传统，例如《儒家伦理》课程的开设等。这一点更表现在其道德教育教材的设计与编制中。这一现象说明了道德教育是个人生活与教育的基础，而现实中的各国道德教育的发展则深受历史传统与现实伦理取向的不同影响。
因此，由于时代的发展影响，古今中外的道德教育因此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与特征。这说明道德教育一直是处于道德传统与现实伦理之间的一个矛盾或困境选择之中，中西方都需要处理及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西方道德教育历史中，由于上帝一直是人们在现实中维护正确与错误（或善和恶）之间标准与关系的权威。同时也是护卫道德准则的权威，因此宗教道德传统的教化一直是那个时代的道德教育的主要或唯一依据。但是近代社会以后，社会世俗特征的逐渐加强却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开始了对“传统”的正确与错误区分标准及道德准则的不断增强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如下的问题就成了西方社会“世俗化”（secularization）进程中最为“困惑”的问题之一：“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正确与错误之间的差异就仅仅意味着社会习俗、实用主义或个人选择的事情吗？而情况如果的确是这样，那么又是来自哪个呢？社会习俗？实用的考虑？或个人关于生活方式的选择？看起来一旦上帝从我们的印象中被清除，一切都好像变得什么都是或什么都也不是了。”这就是西方道德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最为直接的道德传统与伦理现实之间的关系。
道德传统或历史的变迁，显然会很大地影响道德教育本身的发展。每一个时代都在通过道德教育记录或总结着自己时代的主要的伦理价值观念，并通过学校教育得以传递或传播。宗教时代之后的工业化时期来临之后，工业或工作的伦理现实价值显然是被特别强调，而且是在任何场合中。
在学校中，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是一切价值观和道德教育的核心。尽管在当时的西方，道德教育大部分依然是由宗教掌控的，但他们的“道德教育”能无视这样的价值影响吗？更何况许多学校（比如星期日学校等）在当时也是由教会办起来的。他们的道德教育又该如何反映一方面既是高雅的新兴资产阶级继承道德正统的绅士教化，一方面又是针对穷人的现实功利的伦理价值教化这一矛盾或困境呢？
如前所述，强调道德传统的激情、伟大和神圣的社会、道德和道德教育，容易而且曾经导致狂热与迷信；重视伦理现实的理性、平凡、世俗的社会、道德和道德教育，可能伴随着平庸，庸俗与冷漠。前者可能难以切实实施，后者相对容易切实实施；前者难以普遍实施（只能部分实施），后者容易普遍实施。在战争时期、特殊状态中，前者有利于社会或组织的稳定、民族团结和整体生存；在和平时期、一般状态中，后者有利于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个人的发展和创造。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在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一种复兴的道德传统的价值影响即民族主义的价值开始进入学校教育中。这一影响也非常重要，人们开始意识到政治权利中的自由概念，并要求增加工业社会中的民主权利。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的普鲁士等欧陆帝国的教育则是一个极端的例证，以致后来发展为帝国主义、军国主义（militarism）的教育。再到后来，东方的日本也成了这种类似的极端的个案：“1867年以后，忠诚、团结、崇高的爱国主义、服从权威和为公共利益而自我牺牲等品质，被作为国家号令以‘武士道’（Bushido）的名义，在学校日常教学中系统地进行着传授。”在这一时期的教育中，难道说当时的道德教育没有“选择”参与其中吗？
对道德传统与伦理现实取向的选择，决定着道德教育模式或课堂中更为当下的选择问题。首先教育总是一系列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进行着的文化选择的过程，课程或文本总是充当着这一选择过程中的“排头兵”角色，直接反映了特定时期和社会中对知识、价值等的分类与分层状况。道德传统是如何教化着受教育者？伦理现实是如何教育着受教育者？受教育者在学校中的生活机遇、际遇或遭遇，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或她的对来自道德教育中的原则、价值观的看法。例如，教育中成败的社会特征和不同阶段的参与情况和成就方面成败的分布，就影响着学校预设的价值判断。而且，这种直接的、当下的影响在随着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在不同时代的价值判断中，表现也有所不同。
中国与西方的这种与血缘之间的脐带关联的疏密程度，对现实的伦理关系与道德生活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西方社会中的宗教的世俗化导致的结果，就是逐渐放弃古典的道德传统中以宗教教化为主的教育或教学。人们开始更多地面对非传统的现实生活的价值体系对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的挑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在没有习俗和固有准则的指导下，自己作出生活的价值选择。塔尔波特（Marianne Talbot）和塔特（Nick Tate）认为，处于不断变化中的西方现代生活方式使得传统和习俗之间的联系变得松散，而且逐渐“消弭”了社区的理念，人们普遍感到缺乏对于该过什么样生活的必要指导。在传统道德的社会中（如中国或东方），家庭处于长期的稳定状态，拥有可以共同工作或生活终生的朋友，更可以得到生活上很多值得信赖的指导。有些时候是不希望得到的或经常是暗示性的，无论同意与否，相互之间的关切也是时常存在的，而且相互都对对方的行为感兴趣，这些都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现在的西方，许多人的生活更多的是自给自足的，甚至家庭的地理上的分散也阻碍了日常的生活交流，人与人之间的往来不断减少，朋友或同事成了特定生活阶段的一个功能，过怎样的生活或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越来越成为个人的选择，个体凭借自己的意愿选择与影响自己周围的人们讨论这些问题。
及至当代，现代交通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另一方面“新”的全球（或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如世界是一个“地球村”的理念。人们对各种差异逐渐可以方便地了解、进而理解并予以“容忍”，人们被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习俗和传统所吸引。不仅因为它们固有地吸引了人们，而且也为人们提供了了解不同于父母、朋友或同事所带来的基于血亲的生活模式或方式的理解。同时，人们也感受到了必须自己面对伦理现实，以及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压力，因而，传统道德与习俗的指导显然难以取得全面的效果与结果。面对复杂伦理现实与困境的选择诉求大于对道德传统的遵循：“这些选择甚至变得非常有趣：选择使得我们（或多或少现实地）努力去尝试各种方式，就当它们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或生存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社会变化既可以说是好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坏的结果。好的结果意味着我们拥有更多的自我抉择的自由和自主，突破了传统道德意识中始终将他人作为值得尊敬的“完满形象”的道德界限；坏的结果则意味着对简单化的道德相对主义形式的鼓励，从而破坏了所有的道德界限，导致对自我抉择与自由的盲从。很显然，社会的变革发展必然影响到学校的传统或现实的发展目标。哈格里维斯（A.Hargreaves）这样评述现代化或现代社会对当代学校道德教育目标与价值取向的根本性影响（当然他是基于西方的背景之下的）：犹太-基督传统作为学校教育和教学的重要基础的衰落，及由此带来的宗教、文化和种族多元的更广泛的背景影响，导致了关于教育的道德目的的许多尖锐的问题。现代社会之后的时代里，教育的最大危机将是普通学校的衰败：学校将依附于社会并将明确地灌输社会和道德价值。
虽然不能就此下断论称学校处于“衰败”中，但仅就哈格里维斯所说的问题却是“现实的”，即学校必须和自己所处的社区或社会建立更加紧密的伦理联系，而这一联系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强调学校教育应该主动适应和服务于社区和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并为此作出贡献，这一贡献就是“明确地灌输社会的伦理关系准则与道德价值”。这显然与学校自己本身的智力上的目标之间存在“张力”，也就必然为学校道德教学带来新的价值谱系的选择问题，或至少应该向学生做必要的解释或指导性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