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初创
澳大利亚于1901年摆脱殖民地身份而建立澳大利亚联邦，为其公民社会从而为公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前提。直至二战前的1938年，澳大利亚社会均在与英国的紧密联系中处于稳步而缓慢的初步发展中，随教育改革而引进的公民教育也同样处于初步的创立时期。
一、初创的背景
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为其公民教育的产生奠定了制度基础。澳英之间的亲密关系、白澳政策的实施和移民政策的制定，都构成了澳大利亚公民教育初创时期的背景。
1.社会发展概况
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改为州而共同组成澳大利亚联邦，标志着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正式建立。但澳大利亚的制度和习俗主要继承自英国，英语成为通用语，宪法规定英王为澳大利亚元首，总督代表女王行使澳大利亚联邦的行政权。因此，虽然在法律上成为新的国家，但是澳大利亚与英国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甚至依附于英国。这也体现在经济和外交方面。
在经济方面，各州间关税壁垒的消除产生了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对外贸易中也实行关税保护政策。这些都推动了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工业基础薄弱，直至二战前，澳大利亚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仍是以农牧业和采矿业为主。这些部门在技术、资金、劳动力及市场等方面对英国仍有很强的依赖性，充当英国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的角色尚未改变。
在外交方面，澳大利亚自1901年后有一定发展，例如，迪金政府违反由英国出面的惯例，于1904和1905年亲自同日本驻澳总领事就《限制移民入境法案》和有关日本人申请进入澳大利亚等问题进行谈判；1909年9月，迪金政府派遣一名享有一切外交权力的高级专员常驻英国。即便如此，从1901年至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实际上无独立的外交政策可言。虽然依据1931年12月英国议会通过的《威斯敏斯特法案》澳大利亚取得了外交和国防的自治权，但在武器、市场以至在许多重大对外关系上还得听从英国的决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受到英国的控制和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形势严峻时，澳大利亚人认为，澳大利亚的安全同英国的安全是血肉相连的，其军事计划必须是英国的一部分。
2.白澳与移民政策
19世纪，中国人所开办的小型企业的成功促使种族主义者情绪恶化，直接导致了联邦建立之后的“白澳政策”。白澳政策是只允许欧洲白人（主要是不列颠人和爱尔兰人），而不允许或限制亚洲人和大洋洲人移民到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政策。其支持者认为，有色人种进入澳大利亚会减少白人的就业机会和导致白人工资和生活水平的降低，并会使澳大利亚成为多民族多种族的社会，形成民族矛盾和种族矛盾，甚至导致社会动乱。20世纪初的一系列法案使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法律化，如《移民限制法案》（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1901）中规定，在1901年之后非白人仅在许可之下可暂时进入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劳工法案》（1901）规定，1904年后不再引进喀纳喀人劳动力，1906年后将所有喀纳喀人都送回原来居住的岛屿；《联邦选举条例》（1902）规定，不得将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本地土人、亚洲人、非洲人和太平洋诸岛上的土人列入选民名册；《残疾恤金和养老金条例》（1908）也规定澳大利亚土着人和亚洲人（在澳大利亚出生的除外）一律无权领取残废恤金和养老金。
与白澳政策一以贯通的是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澳大利亚在1921年全国人口仅550万，这种地广人稀的状况仅靠自然增殖远远不能满足开发国土的需要。而一战后为安置退伍军人、减少过剩人口和维持社会安定以及加强整个英帝国的实力，英国迫切需要向海外移民。1922年，英国议会制定并通过的《英帝国移民法案》（British Empire Settlement Act）规定，英国政府和各自治领政府为实施彼此同意的资助移民方案要平摊经费；英国在第一年提供150万英镑，以后每年提供300万英镑，各自治领要提供移民居留地和垦殖的土地。澳大利亚接受了《英帝国移民法案》，于是自20世纪20年代初起在英澳政府的鼓励下出现了英国向澳大利亚移民的新浪潮。由于“白澳政策”和相应移民政策的推行，进入澳大利亚境内的移民几乎全是欧洲人，来自英伦三岛的移民占绝大多数，澳大利亚的人口继续向盎格鲁化发展，这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初创的体现
在联邦成立为公民教育所提供的制度前提之下，新教育运动将公民教育作为学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相关大纲的制定和课本的发行与采用具体落实了公民教育的实施。一战既是公民教育结果的体现，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公民教育的发展。
1.新教育运动的开展
20世纪初儿童的读写能力普遍提高，加之国家经济条件的改善，使得澳大利亚全国于1902～1916年间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主旨的教育改革成为可能，改革称为新教育运动（new education movement），有以下主要特征：
第一，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改革。新教育包括多方面内容如手工培训、试验教育、儿童研究（child study）、道德教育、幼儿园工作、体育、赫尔巴特主义、做中学以及农艺活动等，由此，新教育总的主题是与儿童、儿童的本性、全面发展有关的教与学。以此主题为中心，新教育运动中课程的改革力度最大，增添了新的课程如美术和手工、自然研究、公民学与道德、身体训练，课程内容也变得更加实际。
第二，对教育质量和机会平等的关注。随着20世纪初新的职业中产阶级力量逐渐增长，为之做准备的大学和作为进入大学重要途径的中学的重要性均相应提高，因而各州开放了中学，并建立了联系小学、中学和中学后教育机构的阶梯，这为下层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通过学习进步提高自己社会地位提供了机会。以此为背景，新教育运动主要涉及政治和社会民主、教育质量问题，主张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平等。
第三，公民教育课程的引进。经济发展提高了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从而促使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迅速发展，这种以盎格鲁澳大利亚人的爱国主义为标志的新意识形态在新的教育风气和组织、尤其是课程中寻找它的表达出口，而历史、公民学、文学和道德与宗教教学为其提供了表达空间；而民主政治的发展也要求通过学校培养道德价值观和公民身份。同时，改革鼓励以当时普遍流行于西欧和北美的新赫尔巴特教学法（neo‐Herbartian pedagogy）为理论依据的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humanist）的课程，这种课程强调道德灌输（inculcationo fmorality）、公民身份意识和对物质世界的认识。
因此，改革强调学生的自由、表达与活动，将公民教育作为鼓励独立思考和积极公民身份的一门学科。
尽管有官僚政治体制的惰性和一战的爆发，新教育运动继续平稳地发展。至1914年，澳大利亚各州逐渐形成了新的教育结构，教育目的已经超越了获得普遍的读写能力，更加重视形成品格、鼓励积极的公民身份意识、爱国主义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目标和公民教育的一个方面。总之，新教育运动推动了所有州的课程改革，特别是引进了公民教育课程，课程包括英国和帝国历史的自由主义成分，强调巩固公民美德的道德价值观。直至1938年前，教育目标包括：传递文化传统（heritage）、发展公民身份（citizenship）和品格塑造（character‐building），灌输与澳大利亚不同的“西方”价值观和伦理道德（ethics）。
2.大纲规定与课本
响应新教育运动的倡导，新南威尔士州于1905年公布了其第一个小学教学大纲。大纲规定新南威尔士州的课程包括：英语；数学；自然知识；公民学与道德（civics and morals）（历史、圣经、道德责任、公民身份）；美术与手工；音乐和体育。由此，公民学与道德是新南威尔士州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公民教育课程名称为“公民学与道德”，是由于当时认为公民学与公民的权利和责任紧密相关，好公民也是有道德的公民。这种公民学包含了帝国历史以及价值观如责任、职责、勤劳、准时和爱国主义，也常常利用着名政治家的传记为学生提供可以模仿的榜样、并强调重要的价值观。此课程是论题与学科的混合，每周2个半学时，英格兰的历史和帝国是重要的内容。
大纲也对公民教育的教学作了详细规定：公民学与道德课的教学应使儿童接触其社会环境；个人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道德义务和权利关系通过圣经、历史课以及有关道德责任和公民制度给予介绍；需要更详细地阐述公民制度的课程以及个体公民与这些制度的关系；公共制度和公民义务的学习应该成为真正的爱国主义的基础；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应该适用于儿童的智力发展阶段；课程以制度和政府的功能开始，其中，学生的直接环境提供具体的事例，随着教育细节的增加，追述公共制度的发展将与过去和现在相联系，提供“详细说明历史的基础知识”；当学生达到认识公民身份权利的年龄时，他们应该认识到这些权利所涉及的责任。
如果说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为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可能性，那么新南威尔士州的教学大纲对公民教育课程的设置、内容与方法的详细规定使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实现成为可能，它在澳大利亚公民教育历史上具有奠基作用，标志着澳大利亚公民教育实践的起步。
新大纲的形成意味着新课本的开发。《卡塞尔联邦公民读本》（Cassell Commonwealth Citizen Reader）在1907年以特别的澳大利亚版本出版。沃尔特·默多克（Walter Murdoch）所着的课本《澳大利亚公民》（The Australian Citizen）在1913年首次出版，后又再版了许多次。此书利用“伟人”的传记故事提供给学生角色模型，或者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激励他们忠诚于澳大利亚的英国传统。默多克（Murdoch）于1911年所着的公民学课本《为自由而战》（The Struggle for Freedom）强调英语和大英帝国，但是“表现了对民族主义复杂的态度”，认为好的公民不仅包括勇敢作战的战士，而且包括以其名望为风险来反对没有必要的战争的作家。由马歇尔（Marshall）和霍伊（Hoy）在1917年出版的《澳大利亚公民学课本》集中于公共事务中的当前问题，非常强调政府在公民服务、内阁、法令、公正和选举系统中的功能，以及澳大利亚与帝国联系的重要性，“祖国与自治领的巨大的共同利益”。总体上，这些课本以培养公民美德和精通于公民身份历史的公民为基础，以澳大利亚政府的制度和功能、公民的责任和权利、民族主义的理想以及澳大利亚与英国的联系为重点。
3.一战的参加及影响
当1914年7月30日沙皇俄国已宣布全国总动员时，费希尔代表澳大利亚工党于7月31日表示：“我希望能避免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但是，如果我们已竭尽所能维护荣誉，而最坏的情况依然出现，澳大利亚人将坚决站在母国一边，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或最后一条生命！”8月3日，库克总理也宣布：一旦发生战争，联邦政府决定把澳大利亚海军全部交给英国海军部指挥，并向英帝国提供一支2万人的远征部队，其军费开支均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承担。
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联邦政府立即宣布澳大利亚也进入战争状态。政治家的演讲、政府的表态，使整个澳大利亚公众未来得及辨别战争的是非与性质就掀起了一股战争狂热，成千上万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准备为英帝国而战。澳大利亚义无反顾地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战前公民教育效果的充分体现。
一战的爆发对澳大利亚教育产生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如严重影响到学校的物质条件和教师配给等，但战争也对公民教育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影响。
第一，培养以忠诚为主题的公民价值观。其一，战争特别激励了学生对帝国的忠诚。战争使儿童感到他们的英帝国是一个光荣的传统——它是如此的神圣，以至于他们的兄弟、亲戚和父亲都准备冒生命危险保卫它；相比战前对帝国的抽象认识，战争使学生认识到：帝国真正是一个大家庭，与澳大利亚军队并肩战斗的加拿大、南非和新西兰是这个大家庭的真正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