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最看重音乐的，二千年前，把乐与礼、射、御、书、数并列为六艺，把乐经与易、诗、书、礼、春秋，并列为六经。而德国人也是最爱音乐的，自十七世纪Bach 一家以后，出了许多着名世界的音乐家，即关于音乐理论的着作，亦较为富有。
中国人是能吸收异族的音乐的，如流传的乐器与曲调，多有自西域诸国或印度输入的。而德国人却是愿意研究中国问题的。二十三所大学中，有五所设中国学讲座，佛郎克府的中国学院，尤常与中国的学者生密切关系。所以我们为改进中国音乐起见，先到德国去研究一番，是很有益的。
但是留德的同学，研究音乐的却不多。我所认识的，只有王光祈先生与萧友梅先生。萧先生注重音乐的技术，而以学校为传播的机关，所以回国后，即在北京大学及师范大学等校设音乐研究会，后来在上海办理音乐专科学校，无论有何等艰难与辛苦，他终锲而不舍。现在音专的建筑与设备，渐渐扩展，将来必可有远大的进步。
王先生注重史实，而以着作为传播的工具，他的着作，已经发表十余种，如《西洋制谱学提要》、《欧洲音乐进化论》等，是介绍西洋音乐于中国的。如德文的《中国古代之歌剧》（博士论文），是介绍中国音乐于德国的。
如《东西乐制之研究》，是比较中外的。照此三方面进行，对于音乐界的贡献，真难以限量。闻王先生的着作未发表的尚有二十余种，内容的充实，可想而知。
王先生近年在Bonn大学担任教课，Bonn为乐圣贝多汶（Beethoven）氏的故乡，无怪研究音乐的王先生恋恋不肯回国。但想不到王先生就在此逝世了。
近年我国的科学家，如刘半农先生、丁在君先生等都在壮年去世，不克进展所长，公认为全国的大损失。现又添了一位王先生，真是不幸之至！我们要补救这种缺陷，只有两法：（一）把死者已有的工作，整理起来，不使散佚；（二）后死的同志，继续死者工作，使他光大起来。我现在对于王先生的不幸，也觉得只有这一点希望了。
（刊1936年《新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