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振斌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出生于1868年。
祖、父辈皆经商,虽不大富,生活也还宽裕。蔡元培早年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成人。6岁入私塾,聪明懂事,勤奋好学,读起书来很入神,很有兴味。有一次,他在楼上读书,宅中起火,举家惊惶,大声疾呼他下楼,他竟然没有察觉。父亲过早地去世,支撑门户和抚养教育几个孩子的任务,完全落在母亲一人肩上。
这更加深了他对母亲的敬爱与孝心。蔡元培19岁那年,母亲患了一场大病,他躬侍汤药,不离左右。他偷偷地从自己的臂膊上割下一块肉和药煎熬,送母亲服饮。(按照绍兴的风习,这是治父母之病的最好药方。)可是母亲还是病故了。在为母亲守灵时,蔡元培甚至提出行“寝苫枕块”之礼。家里人都不赞成,夜间他便抱着被褥睡在灵柩之旁守灵。这年蔡元培已经22岁,其兄为之张罗婚事。元培闻知,痛苦流涕地说,母丧虽除而未葬,娶妻乃大不孝。此议只好作罢。青年蔡元培受儒教思想影响很深,深得有些迂阔可爱。
蔡元培性近学术,本不热衷于功名利禄,然而在科举的道路上却一帆风顺,步步高登。17岁(1883年)考中秀才,23岁(1889年)成为举人,24岁(1890年)到京城参加会试,又考中了而成为一名贡生。会试考完,接着就是殿试。蔡元培觉得无望,不等发榜便离京南下。得知考中后,却已来不及回京应殿试,只好等下一次补试。25岁(1892年)应殿试,结果考中二甲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27岁(1894年),应散馆考试,成绩优等,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藏书丰厚,他充分利用这一优越条件,读了大量的新书,学习声光电化的自然科学知识,关心时势政治和国外事物,留心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学术、教育。在翰林院就职的四五年间,也对清朝上层统治机构有了直接、近距离的观察、感受,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没落、不可救药,从而产生了革新思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不告而辞,弃官偕家离京南下,走“教育救国”之路。先在浙江(1998-1901)从事新式教育实验,后到上海(1901-1907)从事教育并参加反清革命斗争。先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后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学等。
他是中国教育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的主要组创者和领导者,1905年加入同盟会并被任命为同盟会上海支部主盟员(负责人)。他以教育为阵地,既教授科学知识,又传播革新思想,培养救国革命人才,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时人誉为“翰林革命”。
1907年,40岁的蔡元培到德国留学。先在柏林学德语,又做家庭教师。后进莱比锡大学学习,一边听课,一边研究着书,向国内介绍西方哲学、伦理学,并编写中学教科书。几年的留学和研究,使他又有广博的西学修养。尤其对哲学、美学更感兴趣。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他回国参与组建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聘请他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3-1916年到法国进行学术访问,主要研究民族学和世界文明史。1917-1927年任北大校长,1928-1940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逝世于院长任上。
一、人生理想与人格精神
蔡元培生长、活动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这是中华民族的屈辱时代,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略、掠夺、霸占祖国大地,封建王朝、军阀政府腐败无能,致使中华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祖国、民族危亡的厄运,蔡元培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抱定救国和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志向。“读书救国”、“教育救国”、“革命救国”、“暗杀救国”、“科学救国”、“美育救国”在不同的语境下,他都提倡过,但始终都以“教育救国”为根本途径,并作出卓越的贡献。
他一生信仰过许多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互助主义、三民主义等等,但从不把某种主义奉为宗教教条到处套用,而是在实践中检验其正确与否,勇于坚持真理,也勇于修正错误。他以儒家的中庸之道处事待人,却是一以贯之的。蔡元培曾说:“中国民族,富有中和性。在政治上,虽偶然有极端主张,如法家的极端专制,道家的极端放任。然他们学说,均不久而转变。实施这种学说的,如商鞅、吴起、李斯等,专行法治;晋宋名士的崇尚老庄,也均不久而失败,终不能不转到主张中和的儒家。中和的意义,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就是不走任何一极端,而选取两端的长处,使互相调和。”(《三民主义的中和性》)中庸之道是他整顿、领导北京大学,创建中央研究院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方法途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网罗众家”,“兼容并收之主义”。蔡元培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如果一种学派,尚未达自然淘汰的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任他们自由发展。正因为他有如此博大的胸襟和非凡的眼光,才使一个腐败的衙门式的大学堂,经过快刀斩乱麻式的整顿,很快使北大焕然一新,成为全国学术研究的最高学府,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材济济,事业兴旺发达。新北大的教师队伍,就政治而言,有信三民主义的蔡元培、王宠惠,有信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有信无政府主义的李石曾,有信君主立宪的辜鸿铭;就学术而言,有提倡白话的新派人物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吴虞诸人,有坚持文言的旧派人物黄侃、刘师培、林损等人;就文化观点而言,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主张保存国粹,各持一端,针锋相对。蔡元培能把这样不同政治派别、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思想信仰的十分复杂的人群凝聚在一起,向着一个目标——为北大的新生、为振兴民族文化而奋斗,这是何等的伟力,何等的气魂!
蔡元培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理论也反对之。
但他决不因此反对北大的教师和学生信仰马克思主义,更支持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他不仅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与进步教授陈启修合作在北大法律系举办现代政治学讲座,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和世界工人运动及中国劳工状况。李大钊还在历史系讲“唯物史观”的课,在经济系开“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的课。这一切没有蔡元培的允许和支持,是无法进行的。1921年,由李大钊牵头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北大成立,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通告》、《启事》,也是蔡元培同意的。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蔡元培还到会讲话,并批准拨两间办公室供其活动使用。北大成了中国北方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没有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与保护,历史便不能如此写了!
蔡元培一生组建和参加过许多党派、团体,但他从不为自己的一党一派“护短”,因为他更属于全民族。一旦发现自己一党一派妨害他为全民族的利益而奋斗时,他就勇敢地站出来批判自己一党一派的错误。
蔡元培是清朝翰林院的编修,已具备了当大官、发大财的阶梯。当他认识到自己为之效力的王朝政治腐败没落不可救药时,便毅然离开它并与之作斗争。同盟会与袁世凯组成联合政府,他是教育总长,当袁世凯搞专制主义他便采取“不合作主义”,毅然辞职。他是同盟会的元老,国民党的高官,但他不抱一党之见。他敢于冲破国民党政府文化政策的“禁区”,带头发起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大会(1933年3月14日),并发表讲话。他认为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不管你是拥护还是反对,首先要进行研究;唯有经过研究,或拥护或反对,才有发言权。他批评说:“今人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之故,而不敢言苏俄,不敢言列宁,训致不敢言马克思,此误会也。吾人研究中国共产党所由来,或不能不追溯马克思;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与中国共产党生关系。且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信仰马克思。”(《马克思传序》)他当过国民党的监察院院长和国民政府的大学院长(全国教育学术行政的最高领导)兼代司法部长,但却反对蒋介石实行独裁专制,践踏人权。
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成立保障民权同盟,并与宋庆龄等以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宋子文、于学忠,要求释放被北平国民党警探非法逮捕、监禁的许德珩、侯外庐等及学生数人,并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说明同盟的宗旨就是保障人权。这些事实足以说明,蔡元培是真正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
蔡元培一生多次做高官,要为自己谋些钱财不费吹灰之力。可是他决不以权谋私,实现了自己立下的诺言:“不以法律所不及而自恣,不以势力所能达而妄行。”他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克己奉公,高风亮节,是身教言教的一代宗师。蔡元培思想开明,既积极向西学学习,又继承固有文化的优良传统。他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看重道德,高扬人文精神和献身精神,追求独立、完美的理想人格。在蔡元培先生逝世时,毛泽东先生盖棺论定,说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十分公允、恰当。他在事业上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与他个人所具有的独立人格、高尚精神密切联系在一起,与他的中和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风直接相关。蔡元培的人格精神,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晶。他的北大学生、后来成为僚属的傅斯年说:“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伟大文化在中国之寄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2页。)事实的确如此。蔡元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长者风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坚持中庸之道不走极端的处事方法,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而科学精神、民主作风、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则是受教于西方文化。从蔡元培的身上以及他所取得的事功业绩,充分说明中西文化的融合互补、扬弃出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蔡元培是位理想主义者,也是位道德至上主义者。他的人生之理想即“人类共同之鹄的”,就是人道主义。他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和道德本体是合一的,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他认为,公民道德要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宗旨,以人道主义为最终鹄的。他用中国古代儒家的一些言论加以诠释、发挥,从而建立新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宗旨。他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曰,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义。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毋加诸人。《礼记·大学》曰,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平等之谓也。
古者盖谓之恕。自由者,就主观而言之也。然我欲自由,则亦当尊人之自由,故通于客观。平等者,就客观而言之也。然我不以不平等遇人,则亦不容人之以不平等遇我,故通于主观。二者相对而实相成,要皆由消极一方面言之。苟不进之以积极之道德,则夫吾同胞中,固有因生禀之不齐,境遇之所迫,企自由而不遂,求与人平等而不能者。将一切恝置之,而所谓自由若平等之量,仍不能无缺陷。孟子曰:鳏寡孤独,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张子曰,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伊尹思天下之人,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爱之谓也。
古者盖谓之仁。三者诚一切道德之根原,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