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和戏曲一词相连，它指的当然是古代的中国小说戏曲。
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薛仁贵征东》。那是1932年，我刚10岁。我拿了10个铜板，在东阳南街的单福元书店买了生平第一本书。书是用有光纸石印的，大概还有“绣像”、“全传”等字样。薛仁贵功成还乡，以前的穷朋友送不起礼物，却又不得不送，只得在酒坛里装了清水作为礼物，心想薛大哥当上大官，别人送的礼物多，不会吃到它。哪知薛仁贵偏要吃这坛酒。穷朋友只得说出真情。薛仁贵说哪怕是水也要吃，说着就拿起来咕咚咕咚吃光。这个情节我记得很牢。中国的旧小说不见得是大文豪的手笔，文字可能不怎么样，但有一些片断确实连大文豪也不一定写得出来。
说到戏曲，同我的家乡浙江省东阳县特别有关。我在后来写的论文中提出一个新的论点：南戏不产生于温州，而是兴起于东南各省（包括温州在内）的民间。请参看拙作《从早期传本论证南戏的创作和成书》以及它的续篇《南戏的艺术特征和它的流行地区》。曾为南宋都城的杭州，现有关于南戏的历史资料就比温州略多。南戏起源温州说的一个弱点，是它没有当地的声腔作为依托。
温州不是南戏的起源地有一个旁证。温州瑞安人高明创造性地改编的《琵琶记》不脱稿于他的家乡温州，而执笔于远离他家乡的宁波栎社。
陆游的那首《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写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我的家乡处于南戏的流行地区之内。我的外祖父村里就有一个戏班叫王玉麟，唱的是弋阳腔、高腔、徽调和昆腔。我记得在家乡的城镇或乡村，这种演出很多。现在戏曲界叫它婺剧。其实它不是单一的剧种，而是多种声腔的混合。各种声腔既相对独立，又互相影响。它保存了古代南戏的真面目。
南戏旧称宋元南戏，其实它在明代仍盛行于我国东南各地。所有的南戏都没有得到文人的改编，《琵琶记》是唯一的例外。为了表示区别，文人改编的南戏可以称为传奇。
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昆腔是南戏总名之下流行于各地的主要声腔。广东、福建的地方声腔可能没有受到注意，但不妨碍它们在本地区流传。
昆腔由地方剧种上升为占优势的全国性剧种大约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这种新旧交替表现为汤、沈矛盾而受人注意。汤显祖为海盐腔的一个变种宜黄腔而编戏，沈璟则以它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而特别提南戏中的一个分支昆腔，并加以规范化。苏州本地的曲家如郑若庸、梁辰鱼、张凤翼、顾大典都还没有受到沈璟主张的影响。沈璟和他以前的曲家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琵琶记》作者高明以及在他之前的《永乐大典》南戏三种以至郑若庸、梁辰鱼、张凤翼、顾大典都在创作中采用相邻韵部通押的原则，沈璟则主张相反。昆腔的规范化不是一蹴即就的事。在沈璟之前，有陈、白二氏的《旧编南九宫目录》和《十三调南曲音节谱》，以及常州蒋孝在以上两种曲录曲谱基础上编成的《南九宫谱》。在沈璟之后又有徐复祚《南北词广韵谱》和冯梦龙的《墨憨斋曲谱》（未成书，部分内容为《南词新谱》所采用），以及沈璟侄儿沈自晋的《南词新谱》。后来又有徐于室、钮少雅的《九宫正始》，直至清乾隆十一年（1746）完成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这时板腔体的花部勃兴，曲牌体的中国戏曲已走到它的穷途末路。
《金元杂剧的再认识》是我研究北曲的总结。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是我国古代戏曲史的奠基之作。他一面说“真正的戏剧起于宋代”，一面却又说“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剧始也”。它以大都、平阳、杭州为杂剧发展的三大中心，无视另一更重要的杂剧中心城市开封。
受到正统史观的影响，金代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地位常常被忽视，1127年北宋徽、钦二帝被俘，此后金和南宋长期对峙，以大散关到淮河一线为分界。金朝在北方的统治达100年以上。南宋的建立对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开发起促进作用，文化经济一向高度发展的中原和华北地区却在金朝统治之下。
现存元代杂剧中以开封及河南各地作为金剧背景的杂剧有38种，以大都及元代中书省所属今河北、山西、山东为背景的杂剧有37种。大都所属地区，幅员大大超过河南，作品相形之下反而较少。
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324）既是前人曲韵的总结，又为同时及后世作家所遵循。如果以北京音为杂剧标准，无论如何加不上“中原”或“中州”字样，可见中州即河南在戏曲史上的重要性不能受到忽视。
拙作《金元杂剧的再认识》曾就管见所及列出所谓元代杂剧中残留着金代印记的20种杂剧。
据孙楷第《元曲家考略》，石君宝在金亡时42岁。他的三种杂剧很可能完成于金代，而《曲江池》却没有留下任何金代印记。他的另外两种杂剧《秋胡戏妻》和《紫云庭》以及李直夫的《虎头牌》、郑廷玉的《桃符记》，都带有金代社会生活的印记。试以杂剧中提到的射粮军为例。《罗李郎》、《遇上皇》写到这种身份的人却没有任何描写。《村乐堂》写到的后糟就是一名射粮军士兵，却说不出这一种军人的名称。《后庭花》的具体描写却足以补充《金史·兵志》的不足。《杀狗劝夫》的王翛然是《金史》有传的一位包公式清官。他自我介绍说做的官是开封府尹，“方今大宋仁宗在位，小官西延边才赏军回来”。同时又将他任职金朝首都大兴府府尹改成北宋首都开封的府尹。很明显这是金朝人撰写的公案戏，又在元朝重编，却保留了金朝的印记——剧中人物孙荣“祖居南京（开封）人氏”。
《救孝子》是另一本王翛然的清官戏。剧中“贴户”成为《元史·兵志》的绝妙注释。据《元曲家考略》，作者王仲文即使在金末出生，金亡时年龄也还小。关汉卿的《拜月亭》杂剧连金国南迁时遇雨的细节都写得严格符合当时情况，而他的《南吕一枝花·杭州景》说：“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如果关汉卿作《杭州景》时60岁或60岁不到，金亡时他不到20岁。
可见，《救孝子》、《拜月亭》都成形于金朝，而写定于元朝。
无名氏的《货郎旦》和《村乐堂》都写到女真人。《村乐堂》剧中有蓟州防御，这是金朝特有的官名。《货郎旦》写到“随处催趱窝脱银两”，可见虽来源于金朝，已被掺进了元朝的史实。
《射柳捶丸》叙述金国调取延寿马为将，打退辽国入侵。杂剧把金国写成宋朝，韩琦、范仲淹和延寿马成为一殿之臣，这可能是金代作品或传说在元代改编而造成的位移。
杨显之的《酷寒亭》多次被石君宝、关汉卿等早期剧作家所引用，可能它原是一个金代杂剧，在最后写定时被羼入一些元代因素。
王实甫的《丽春堂》杂剧很值得人注意。
全剧主角是徒单乐善。他自报家门说是完颜女真人，不是说他姓完颜。他官拜右丞相，领大兴府（北京）事。正受管军元帅之职。他在香山会上和监军李珪因赌赛双陆争吵，打掉对方门牙，贬斥在济南闲居。因草寇作乱，取他还朝。草寇闻风投降，他官复原职。李珪负荆请罪。此人姓名和李逵谐音，加强了喜剧性。徒单乐善和李珪都是虚构人物。
配角徒单克宁（？-1192）却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据《金史》卷九二，他是金世宗朝最受信任的元老大臣，被称为诸葛亮再世。第一折他自报家门：祖居山东莱州，曾任山东路兵马都总管行军都统（1162，年代据《金史》本传，下同），后迁枢密副使，兼知大兴府事（1172），官拜右丞相（1179）。“今拜左丞相职”。他在1185年代理左丞相。次年，以太尉兼左丞相。第二折中吕《粉蝶儿》描写香山之会：“俺这里伫立丹梯，则见那广寒宫在五云乡内。”据《金史·世宗本纪》，香山寺在1186年落成，赐名大永安寺，正是徒单克宁被任命为左丞相的那一年。这也是杂剧故事发生的假定年代。十年前，他曾一度失势。当时他的女儿是皇子豳王妃，“以奸伏诛”。第二年，他重新被任命为平章政事。杂剧徒单乐善的官职同徒单克宁相似。杂剧第三四折着重渲染的山水之乐同徒单克宁再四奏请归隐的志趣也很相似，而济南正是他的旧游之地。第二折《尾声》四丞相徒单乐善唱道：“我与那左丞相是兄弟，我和你是叔侄。”这是说他是徒单克宁的兄弟，李珪的叔叔（李珪为了谐音，只能姓蒲察李氏），这可能是暗示：
左右丞相本是一个人，可能这是歌颂徒单克宁的一本杂剧。
《丽春堂》杂剧所写的端午射柳会是创于大定三年（1163）的国家庆典。《金史·世宗本纪》（上）把它作为国家大事加以记载。此年“以重五幸广乐园射柳，命皇太子亲王百官皆射。胜者赐物有差。上复御常武殿，赐宴击球，纵百姓观”。徒单克宁这时正处于仕途上的顶点，西苑也在香山附近。
由于杂剧和真实的历史细节有这么多的惊人相似，这不会是王实甫查证史实的结果，因为杂剧创作不需要这么做，它只能是作者上距杂剧本事的假定年代不太久远，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么，王实甫是什么年代的人呢？
王季思老师在《西厢记叙说》（《自选集》第435页）中提出：
王实甫的《丽春堂》杂剧第三折有“想天公也有安排我处”及“驾一叶扁舟睡足，抖擞着绿蓑归去”句都是引用白无咎的《鹦鹉曲》。《朝野新声太平乐府》记冯子振和白无咎《鹦鹉曲》在大德六年（1302）。根据这些资料推测，王实甫在戏曲方面活动的年代，主要应该和白无咎、冯子振相去不远，而比关汉卿、白仁甫略迟。
《全元散曲》、《元曲选外编》的编者隋树森和《元曲家考略》的作者孙楷第，和王季思老师一样都认为字无咎名贲的人是元代白珽的儿子。在现存文献中确实没有第二个人名贲字无咎。最近我查对了原始资料，发现就总体而论，师说难以成立。
钱塘白贲字无咎，他的确切年代无考。宋濂的《宋学士全集》卷一九有一篇《元故湛渊先生白公墓铭》，分明记载着他父亲白珽的卒年，是天历元年（1328），年87岁。如是则生于1248年。而据《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一七冯子振《居庸赋》自述，冯子振的生年是1257年。如是则冯子振的年龄比白贲字无咎的父亲白珽只相差9岁。由此可以确定冯子振比钱塘白无咎至少大十来岁。冯子振的官阶集贤院待制正五品，白珽的儿子官居文林郎南安路总管府经历，不过正七品。总之一句话，冯子振比白珽的儿子官高、年长、文名更大，在古代要冯子振和作白珽儿子的《鹦鹉曲》36首，那是难以想象的。
“至正辛卯（十一年，1351）春，巴西邓子晋”序杨朝英编的《朝野新声太平乐府》说：贯云石与杨朝英“常（尝）相评今日词手以冯海粟（子振）为豪辣（一作疎），乃其所畏也。是编首采海粟所和白仁甫《黑漆弩》（即《鹦鹉曲》）为之始，盖嘉其句按四声，字字不苟，辞壮而丽，不淫不伤”。可见邓子晋不认为白无咎是钱塘白珽之子，而是白仁甫。杨朝英没有要求邓子晋修改，可见他也同样记错。白仁甫不字无咎，我认为这一差错是将白仁甫的伯父贲误记为他的侄儿。“白贲无咎”是《易》《贲》卦的经文。按照古代传统，表字用来释名；名和字取自经典的成句屡见不鲜。为杨朝英所认可，邓子晋序中所说，将白贲误记为白仁甫的来龙去脉当是如此。①据《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四《善人白公墓表》，白贲“广览博记，尤精于《左氏》，禅学道书，岐黄之说，无不精诣。弱冠，中泰和三年（1203）词赋进士第，历怀宁主簿、岐山令，远业未究，而成殂谢，士论惜之”。按照古代传统，同古人唱和，即使古人的名位不怎样显赫，也不足为病。
《朝野新声》卷一《鹦鹉曲》俗名《黑漆弩》，小序云：“白无咎有《鹦鹉曲》云余壬寅岁（大德六年，1302）留上京，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相从风雪中，惜此曲无续之者，且谓前后多亲炙士大夫，拘于韵度，如第一个父字，便难下语。又甚也有安排我处，甚字必须去声字，我字必须上声字，音律始谐。不然，不可歌。此一节，又难下语。诸公举酒，索余和之。”如果白贲是白仁甫的伯父，冯子振和作可能在白氏作《鹦鹉曲》八九十年之后，同上引说法没有明显不合。如果此曲原唱在壬寅（1302）或略前，“恨此曲无续之者，且谓前后多亲炙士大夫”云云便无着落了。
上述论证说明王季思老师所假定的王实甫的年代“应该和白无咎、冯子振相差不远，而比关汉卿、白仁甫略迟”难以成立，而必须大大提前，同他《丽春堂》杂剧作于金代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