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在戏曲作家方面，苏州、浙江、皖赣几大群落鼎峙；在戏曲形式和声腔方面，杂剧、南戏和传奇并存，南戏中的昆山腔、海盐腔、弋阳腔等并存，这几个层面之间又存在某种对应关系，总的趋势则是向昆山腔与弋阳腔、海盐腔及各地地方戏曲分庭抗礼的局面演进，这就是《晚明曲家年谱》所展示的一幅全面、立体、动态的晚明戏曲画卷。
众所周知，徐先生对明代戏曲的代表作家汤显祖及其《牡丹亭》等作品的研究用力最深。他的《汤显祖年谱》、《汤显祖评传》是研究汤氏生平思想最重要的着作。他历经四十年整理的《汤显祖全集新编》是讫今为止搜集整理汤氏作品最完整精审的本子。他的《栀牡丹亭枛校注》是该作品最流行的读本。徐先生指出，《牡丹亭》不像《西厢记》、《红楼梦》那样，描写旧的婚姻制度如何在一对爱人的幸福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并加以破坏，它以杜丽娘之死写出她要接触到可爱的异性都是不可能的。她不是死于爱情被破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这一情节设置表明作者对旧的婚姻制度的认识是特别清醒而深刻的。《西厢记》中的张生和崔莺莺虽然也写得很美很成功，但剧中最富有吸引力的人物却是红娘，她使全剧为之生色。没有她的鼓励，崔、张的爱情不见得会有所发展；没有她的见义勇为，崔、张不会有成功的希望。有这样一位红娘的存在，正说明了崔莺莺的软弱。在《牡丹亭》里，杜丽娘和春香的情形恰恰与此相反。春香天真的心中飘过什么思想，杜丽娘了如指掌；杜丽娘自己的秘密，却一点没有让春香知道。如果说游园前春香还有比杜丽娘大胆的一面，而杜丽娘的整个思想却远远超出春香之上，她是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主宰，那么，在闹学、游园之后，春香在戏曲中是越来越不受重视了，几乎只是偶然带上一笔而已。杜丽娘的反抗性超过崔莺莺，正如后出的林黛玉又超过她一样。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东西两位戏剧大师都在1616年去世，这一巧合自然引起了中外文学史研究者的兴趣。徐先生写于1963年、发表于1978年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在比较文学研究蒙受的无辜罪名刚刚开始得到洗刷时国内学术界较早看到的一篇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由于徐先生毕业于英文系，对莎士比亚的生平、着作及整个欧洲文学史有系统的了解，所以该文就不像后来比较文学研究成为热门时的某些论文那样作生硬比附，而是对两位戏剧大师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了具体深入的比较：
汤显祖用格律严密的文言写作，主要面向有较高文学修养的知识分子；莎士比亚则用当时通行语言写作，面向市场和大众等。徐先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并不因为在同一年去世，就能算是同时代人。徐先生还注意到汤显祖万历二十年被贬赴任徐闻典史途中，路过肇庆，曾与罗马耶酥会传教士利玛窦相遇，写有《端州逢西域两生破佛立义偶成二首》，其中表达的作为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汤显祖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引人深思。
在对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作家、作品做了大量深入细致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徐先生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形成和发展的规律进行整体观照和理论概括。他指出，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和西方不同，有它独特的成长发展的历史。它的特点之一是戏曲和小说同生共长，彼此依托，关系密切。同一故事，既为小说采用，又成为戏曲的题材，它们往往交叉发生影响。即使不同题材的戏曲小说，也往往从对方移植某些片断或借鉴某些技巧。因此，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必须结合起来进行。可以小说证戏曲，也可以戏曲证小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徐先生从《金瓶梅》大量引用李开先《宝剑记》的曲文，论定《金瓶梅》成书的上限不早于《宝剑记》初次刊行的嘉靖二十六年（1547），推断它的写定者或写定者之一是李开先或李开先的崇信者。同时指出《金瓶梅》反过来又对戏曲产生影响，如汤显祖《南柯记》第四十四出“情尽”显然借鉴了《金瓶梅》最后五回普静禅师荐拔幽魂的情节，汤氏剧作中一些刻露的性描写也可能与《金瓶梅》的影响有关，这就是戏曲小说互证的两个典型例子。
徐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发展史的另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相当多的作品在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民间无名作家手中世代流传后，才由文人最后编着写定。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戏曲小说史研究的开创者胡适、鲁迅、郑振铎等学者就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西厢记》等个别作品的研究中提出了这样的论点，现在可以说已成为文学史的常识了，但在具体研究中似乎影响甚微。许多研究者一方面承认这些作品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另一方面却又习惯于把它们当作个人创作看待。例如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作品思想上、艺术上取得的成就统统归于罗贯中、施耐庵等人名下，而这些作品在思想倾向、结构、语言等方面的疏失也要他们独自承担责任；花了大量精力去考订施耐庵、吴承恩等人的生平事迹，力图找出他们的个人经历与作品的联系；在考订每种戏曲小说作品多种版本的相互关系时，有人说某一版本由另一版本而来，有人又提出相反的论据；往往执某一版本为“古本”、“正本”，而极力贬斥其他版本等。这表明，在理论上接受“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观点是一回事，将它落实到具体研究中又是另一回事。
徐朔方先生的贡献，在于将“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这一理论上升到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发展重要规律的高度，通过对《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平妖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重要小说成书过程的考察，对这一理论作了更系统充分的论证，并运用这一规律，反过来对中国戏曲小说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和重要环节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上述这些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作品在最后写定前早已基本定型，它们包含了历代许多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民间无名作家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它们也因此在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形态上更富于典型性。这些作品的最后写定者起的作用与作为个人创作的作品的作者所起的作用有很大区别。说这些作品中的某个细节是罗贯中或施耐庵等如何精心构思创作出来的，有时不啻痴人说梦。这类作品在最后写定前往往以多种形态在民间流传，并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种种变异。后来文人和书商整理刊行这些戏曲小说作品，就有种种不同版本。先整理刊印的不一定最接近它的原始面目，后整理刊行的也可能是以某种流传历史同样悠久甚至来源更古老的本子为依据，它们之间不一定有直线式的源流关系。既然许多作品实际上长期处于变化过程中，那么最早的版本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版本，后出转精的版本也不应该因为它们对其前的版本有所改动而备受责难。
人们历来认为《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由作家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于是花了大量精力去探求这个作者是谁。徐先生经过长期研究后认为，《金瓶梅》初刊本题名《金瓶梅词话》，所谓词话也就是话本，它包括说与唱，这表明《金瓶梅》也同样经历了一个以词话（话本）形式在民间长期流传的过程，它很可能是关于《水浒》故事的说话艺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独立出来的一个分支。小说中夹杂大量诗、词、曲体韵文，也只能由此得到解释。小说中还大量引用前人的词曲、杂剧、传奇、话本，这也应是它曾经在民间长期流传的证据。《金瓶梅》还存在大量行文粗疏、自相矛盾之处，作为作家个人创作的一部案头读物是很难理解的，但作为每日分段演唱的词话，各部分之间原有相对独立性，写定者又未必作过极其认真的加工，这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这些事实，徐先生认为《金瓶梅》也属于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吕天成模仿《金瓶梅》而创作的《绣榻野史》问世于1600年前后，它可能才是中国古代最早由作家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
不难看出，徐朔方先生的学术研究始终贯穿着强烈的创新精神，敢于突破成说，包括自己早期的观点。他学风严谨，又有创作诗歌散文的经验，善于将文献研究、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考辨精详，对作家的诗心文心分析细腻入微，注意将中国文学放在与欧洲文学的比较中、放在东西方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视野开阔。他既注重个案研究，又注意整体观照，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理论概括上均有卓越建树，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在当代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
限于体例和篇幅，本书只选录徐朔方先生研究古代戏曲小说的论文。
他在其他研究领域的论着，以及研究古代戏曲小说方面的专着均无法编入。即使是他研究古代戏曲小说的论文，本书也只能收录一部分，上述介绍又挂一漏万，聊供以管窥豹而已。一些曾收入《徐朔方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册的论文，在重新收入《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和《说戏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时，徐先生曾有所校订。后两书出版后，徐先生又曾作了校勘表，随书赠给我们。现据它们对有关字句作了校正。疏漏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指正。徐先生的学生中现在浙江大学工作的周明初、楼含松、徐永明、汪超宏等均对选编工作提出意见，学术界的一些同行和徐先生的其他学生也为编选工作提供了帮助。浙江大学出版社钟仲南编审等为此书出版费力甚多，在此谨表谢意。
廖可斌
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