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的危机》（序号S.HRG.106－298），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近东和南亚事务小组委员会听证会，1999年10月4日。
《南亚地区安全》（序号106－70），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听证会，1999年10月20日。
《南亚的当前危机》（序号107－93），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中东和南亚小组委员会听证会，2002年6月6日。
《南亚的最新进展》（序号107－102），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中东和南亚小组委员会听证会，2002年7月18日。
《美国与南亚：美国利益的挑战和机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听证会，2003年3月20日。
《亚太地区恐怖主义的挑战》，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及国际恐怖主义、不扩散和人权小组委员会听证会，2003年10月29日。
美国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发表的报告主要为国会议员提供美国政府的政策背景材料，是我们了解美国南亚安全战略的一个渠道。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主要参阅了以下报告：
《印巴核试验和美国的反应》（Lepoer Barbara Leitch执笔），1998年11月24日更新。
《核制裁：适用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第102（b）款》（JeanneJ.Grimmett执笔），1999年12月9日更新。
《克林顿总统的南亚之行》（Lepoer Barbara Leitch执笔），2000年3月31日更新。
《印度和巴基斯坦：当前美国的经济制裁》（Dianne E.Rennack执笔），2001年10月12日更新。
《美国对东亚和南亚的援助：被选择的受援国》（Thomas Lum执笔），2002年4月10日。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扩散：国会面对的问题》（K.AlanKronstadt执笔），2000年7月31日更新。
《克什米尔：最新发展和美国的关注》（Amit Gupta和Kaia Leather执笔）2002年6月21日。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朝鲜与巴基斯坦之间的交易》（Sharon A.Squassoni执笔），2004年3月11日更新。
《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K.Alan Kronstadt执笔），2004年10月8日更新。
《印度与美国的关系》（K.Alan Kronstadt执笔），2004年11月4日更新。
思想库和学者在美国的南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和独特的作用（见第四部分的介绍）。本书参考了美国学者的有关专著、论文和思想库的大量报告（见参考文献英文文献部分）。
上述文献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类：美国对南亚的总体战略和政策。
1993年1月克林顿一上任，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for International Peace，CEIP）一个由34人组成的研究小组就发表了一个报告：《冷战后的印度和美国》，敦促克林顿在他的外交政策中给予印度以更优先考虑。报告提出的理由是：印度作为重要军事强国的崛起；美国和印度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的共同关注；一个合作的或中立的印度对于美国未来在西南亚和海湾的冲突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在东亚的崛起，强大的印度对亚洲的均势有重要的影响，美印关系的加强将扩大美国的选择和促进美国的目标。因此，报告建议美国政府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援助机构扩大对印度的发展援助。[21]
又如，1994年，美国亚洲协会（the Asia Society）发起了一个由15人参加的研究项目，并在3—4月间访问了南亚地区，与南亚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商业和学术机构及个人进行了广泛交流，同年8月发表了一个报告：《冷战后的南亚与美国》。[22]报告分以下几个部分：“南亚与美国”、“经济、社会变革与发展”、“民主和人权”、“安全与国际关系”、“加强与南亚私营部门的接触”。报告认为，“美国与南亚正在出现一个建立建设性和协调一致的关系的新机会。冷战的结束消除了那些影响美国早期在该地区政策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因素。南亚地区民主的持续扩大和经济的不断开放为（美国与南亚国家）在共同关注和互利领域增加实质性合作提供了基础。”报告为美国的南亚政策提出了几条指导方针：第一，把优先建立和扩大美国与南亚国家的政府间和私营部门间的关系作为促进美国长期利益的基础；第二，为长期持续发展制订一项广泛的、平衡的和整体的南亚战略；第三，美国在处理南亚事务时要避免“倾斜”，同时在该地区和别的地区对印度的规模和潜力给予适当的重视；第四，在美国与南亚关系中给私营部门的作用以突出的地位；第五，在处理敏感问题时，美国要通过已有的国际和多边机构和机制来进行，强调私下对话，避免公开对抗，要承认美国的影响是有限的。报告从“南亚与美国”、“经济”、“社会变革与发展”、“民主和人权”、“安全与国际关系”和“加强私营部门在南亚的参与”这六个部分进行了分析，每一部分都提出了政策建议。其中在“安全与国际关系”部分，又分“南亚地区合作”、“克什米尔争端”、“核武器和导弹扩散”、“美国与南亚安全合作”和“南亚与世界”五个领域提出建议，其中“从全球不扩散努力的背景下处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武器问题”、“美国与南亚国家开展双边安全协商”、“既然大棒政策不能达到不扩散目的，不如采取胡萝卜政策如帮助建立有安全保障的核电厂”等建议后来被克林顿政府所采纳。
再如，1997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发表题为《美国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一项新政策》，[23]就美国的南亚政策向克林顿政府献计献策，也属于此类文献。
2003年11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亚洲协会联合组成的研究小组发表《南亚新的重点：美国对印度、伊朗和阿富汗的政策》的主席报告，对“9·11”事件后南亚安全形势发生的变化和美国对南亚政策调整的结果进行评估。报告提出了若干改善美国与该地区三个主要国家关系、保护美国在该地区外交政策利益的建议，如：加强与印度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关系；把巴基斯坦的演变作为外交政策优先目标；把美国的援助放在促使巴基斯坦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改革；在克什米尔争端的解决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等等。[24]
第二类：美印关系、美巴关系的历史和现状。
此类文献最有影响的当属丹尼斯·库克斯（Dennis Kux）撰写的两本专著：1992年由美国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和美国：相互疏远的民主国家1941—1991年》[25]和2001年由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和霍普金斯大学联合出版的《美国和巴基斯坦：不再着迷的盟友1947—2001年》。[26]在这两本专著中，库克斯通过翔实的史料和广泛的访谈向我们展示了二战后美国各届政府在处理对印、对巴关系上的政策历程。
从历史角度揭示美印、美巴关系的文献还包括：1997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出版的《印度、巴基斯坦和美国：突破过去》；[27]塞利格·哈里森（Selig S.Harrison）等人于1993年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变化中的国际环境与美印关系”研究小组提交的报告：《冷战后的印度和美国》；[28]1994年8月亚洲协会出版的《冷战后的南亚与美国》。[29]
在分析美印关系现状的文献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斯蒂芬·科恩（StephenP.Cohen）向2000年12月在日本召开的“民族国家体系与南亚的跨国力量”国际会议提交的一份报告：《印度和美国：崛起中的关系》。[30]斯特罗勃·塔尔博特的《接触印度：外交，民主和核爆》一书详细披露了1998年6月印度核试后美国与印度的互动，特别是塔尔博特与印度外长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之间两年半时间内在3个大陆、7个国家、10个地点进行14次会谈的过程。[31]
此外，美国学者在分析美印、美巴关系和印巴关系时，往往把中国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考虑，同时关注中印关系的发展对美国的影响。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2001年11月亚洲协会和威尔逊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Center for Scholars）联合发表的题为《印度与中国的关系：美国应该知道什么》的报告，[32]2002年3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Studies，CSIS）发表的《印中美三角：形成中的“软”均势体系》，[33]发表在2002年10月第13卷NBR分析上的《中印美三角：后冷战时代的战略关系》，[34]2002年11月亚太安全研究中心（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APCSS）的报告：《印巴冲突中的中国因素》[35]，等等。
第三类：印巴核试验与美国的不扩散政策。
1998年印巴核试验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布鲁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联合组成的一个独立研究小组发表的《核试以后：美国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政策》，分析了印巴核试的原因、影响及美国应采取的政策。[36]类似的报告还包括：亚洲协会的报告：《核试后的南亚：我们从这里走向哪里》，[37]斯蒂芬·科恩的《南亚的核武器和冲突》，[38]史汀生中心（The Henry L.Stimson Center）的报告：《稳定和不稳定的矛盾体：南亚的核武器和边缘政治》，[39]空军战争学院（Air War College）的报告：《避免灾难：南亚核武器管理中的美国政策选项》皕瑒0]以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报告：《普遍履约：一项核安全的战略》，[41]等等。
此外，联合国裁军研究所（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Disarmament Reserch，UNIDIR）也曾发表过一个报告：《南亚核试验对不扩散和裁军机制的影响》。[42]
第四类：卡吉尔冲突与美国的克什米尔政策。
苏米特·甘古力（Sumit Ganguly）主编的《克什米尔问题：回顾和展望》一书收集了7篇相关论文，其中之一是“美国的政策与克什米尔争端：解决的前景”。[43]较早以前，他还出版过有关克什米尔的专著：《克什米尔危机：战争预兆与和平的希望》。[44]本书还参考了两份文件：一是克林顿总统南亚事务特别助理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的一次演讲，题为《美国外交与1999年布莱尔宫的卡吉尔峰会》，[45]详细描述了当时美国在卡吉尔冲突中的决策过程，特别是与当时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的谈判过程；二是美国国务院近东和南亚分析办公室起草的《“9·11”事件后美国对克什米尔政策的备忘录》，[46]这是较为全面地阐述美国对克什米尔政策的一份文件。
第五类：克林顿访问南亚。
克林顿访问南亚前后，布鲁斯·里德尔两次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印度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Advance Studies of Ind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发表演说，阐明克林顿访印的原因和影响，以及美国在南亚推行的新政策。[47]
第六类：“9·11”事件和反恐与美国的南亚安全战略。
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迈克尔·克拉格（Michael Kraig）和詹姆斯·亨德森（James Henderson）编辑的向第42届和平战略会议提交的报告：《美国的地区安全战略：南亚》；[48]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的两份报告：《一种新的平衡：“9·11”事件后美国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政策》[49]和《反恐斗争中加强核安全：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一个新的合作地区》；[50]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亚洲协会联合组成的独立研究小组的报告：《南亚新重点：美国对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政策》。[51]
《“9·11”委员会的报告》则披露了巴基斯坦与恐怖主义的联系和在反恐中的作用，并为美国的对巴政策提出了新的建议。[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