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的李密幼年丧父，母亲何氏改嫁，是祖母刘氏将他抚养成人的。李密对祖母十分孝敬，祖母有病时他都昼夜守护，亲尝汤药，并利用照顾祖母的空闲时间，刻苦读书。
李密曾在蜀汉做过小官，蜀亡后，因其才能出众被晋武帝任命为太子洗马。他上书晋武帝说：“我自幼是孤儿，是祖母刘氏将我抚养成人的。现在她年老多病，经常卧床不起，离不开我的照顾。可您却叫我做官，我实在是左右为难。好在本朝提倡以孝治天下，对老人十分优待，现在我的祖母已经96岁了，可以说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如果我去做官就无人为她送终。我今年才44岁，报效国家的时间还长，但孝敬祖母的时间却不多了。‘乌鸟私情，愿乞终养’。”晋武帝看了他的上书后，很受感动，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样，李密一直等到为祖母送终以后，才外出做官。
通过这几个故事，我们看到了大“孝”之美。
儒家一直以来都认为，“孝”是伦理道德的起点。一个重孝道的人，必然是有爱心、讲文明的人。重孝道的家庭亲情浓郁、关系牢固；反之，必然是亲情淡薄、家庭结构脆弱容易解体。而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可见，不重孝道将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正像李光耀指出的：“孝道不受重视，生存的体系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而变得粗野。我们不能因为老人无用而把他们遗弃。如果为子女的这样对待他们的父母，就等于鼓励他们的子女将来也同样对待他们。”
孔子说：“孝悌，人之本也。”这样就把一个“孝”字放在了所有价值之上。做人的根本也是做好自己的子女身份。此言并非只是一句伦理说教，而具有深刻的哲学思考，关乎我们一生成败，不可不知。
孔子教学图我们的全部生命得之于父母，我们的欢乐与父母息息相关。
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又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些话都是至理名言。
人们不应该在失去时才知道拥有。
孔子生下来时父亲就死了，十几岁时母亲又死了，对母亲的无限追恋，对父亲的无限渴望使他深刻了解父母对人类成长的重要性，这是起源与本原，绝不可舍本逐末，绝不可本末倒置。
很多人离开家乡去外面打天下，有的成功了，有的没成功，都无一例外地蹉跎了岁月。他们或因成功而忙碌，没有时间看父母；或因一事无成而羞于见爹娘。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子女一去无回，等到终于有机会回到家中时，却发现父母老了、病了，甚至死了。为了避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剧重演，我们为人儿女的就应该从现在开始，把父母放在心上，力所能及地为他们多做些事。须知，一个“孝”字足可以将一个人的人品高下昭然揭示。
【原典】
为人父，止于慈。
7身为父母就要做到慈爱
【译文】
作为父亲，他的言行要体现慈爱。
最真挚的父爱是对孩子的未来负责
作为父亲对自己的孩子一定要体现出自己的慈爱之心。但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慈爱并不是溺爱，溺爱不是爱。真正的父爱是从实际出发，为孩子的未来着想，精心教诲，并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父亲，他学问博洽、见识广博、阅历丰富、位高权重、要求严格，他把所有的经验、智慧、理想、兴趣、已成之志、未竟之业全部传递给了孩子。做曾国藩幸运，做曾国藩的儿子更幸运。他把自己的全部知识、经验和智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儿子，他为儿子提供了远比一般人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他为儿子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挑战困难和失败的机会，他把儿子看作他的躯体和心灵的新的延续。
普天之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龙变凤，可是人世间父母的爱，并不能使自己的子女如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但教子成功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的，曾国藩就是一例。
从道光十八年（1828年）曾国藩被点为翰林以后，他鲜有回家的机会。教育子女全依赖他在家书中对子女的殷殷教诲。从咸丰二年（1852年）到同治十年（1871年）的二十年中，他写给两个儿子近两百封信，包括其教子如何读书、作文、做人。在家书中，曾国藩不厌其烦地教育儿子，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
如果说在此以前曾国藩还只不过是一个二品侍郎、团练大臣，并无实权，算不上是名贵，可在咸丰十年（1860年）以后，他身为总督，权绾四省，俨然是清王朝封疆大吏，而教子则更为严格：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五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其照例应用之钱不宜过啬。
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临行前，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条及力去傲情二弊，当已牢记之矣。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
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吾于书箱及文房器具但求为寒士所能备者，不求珍异也。家中新居富托，一切须存此意，莫做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但挂“宫太保弟”一匾而已。
在赴天津议结教案之前，曾国藩料定此行凶多吉少，因此他在遗嘱中谆谆教诲儿子，时至今日读之仍令人感伤：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令，忌者谓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来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伴、势位相峙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仕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饬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代戒之。附作《忮求诗》二首录后。
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功。己苦无党援，忌人得多助。势位敬相敌，畏逼又相恶。己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己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鹜。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尔室神来格，高明鬼所顾。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幽明丛谚忌，乖气相回互。重灾老汝躬，轻亦减汝祚。我今告后生，依然大觉悟。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消除嫉妒心，曾天雨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顶带。未得求速赏，既得求勿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餍，志亢神愈伏，岁燠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忧，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遂欣，患难无迟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途，奚事生嗟忾？子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
在家书中，曾国藩教育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他十分清楚，沉湎于权贵之中的子女，往往骄纵且不思进取。因此，曾国藩身体力行，戒奢、戒侈。他曾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奢也，但任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飞于傲矣。《书》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传》称：“骄奢淫使，宠禄过也。”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
曾国藩对于古训“身教重于言教”的理解十分深刻。他虽十分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可他却避免了高高在上、夸夸其谈的督责。他从自己学习的亲身体会出发，以商量的口吻、研究的态度中肯地指出儿子在学习中的进步与不足，因此收效十分显著。
他教育儿子学习、做事贵在有恒：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矣，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做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监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闻殊多，三耻也。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教》中所辑《观象授时》一种。每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凡做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宜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方，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书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自写字之匀且极生出，三者皆能弥吾之缺憾矣。
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自矢靡他，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
人生唯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种人生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老，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
明清用八股试士，八股文是读书人敲开官府大门的一块砖，曾国藩也是从八股文走上仕途的，然而，曾国藩却相当讨厌八股文。他对儿子提出：“八股文、试帖诗皆非今日之急务，尽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岂止无益？而且有害。他说：“万不可徒看考墨卷，汨没性灵。”曾国藩认为八股文桎梏思想、汨没性灵，这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八股文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还不止于此，他认为孜孜于八股文之中，终会使一个人学业无成，误了终身。他对六弟温甫说：“年过二十，已非年少，如果再挖空心思耗费精力于八股考试之中，将来时过学业仍不精，必有悔恨的一天，不可不早图谋改变。”他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说：“说实话，我从前也没看到这一点。幸亏科举早得功名，没受到损害。假如现在还没有中举，花几十年的时间去研摩写八股文，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让人羞惭？八股取士误人终身不胜枚举。”在他看来，举子之业并不是大者远者，大者远者是道德文章。这种见解比起那些死盯考卷、追逐名利之徒，实在是眼界高明得多，心境宽广得多。他进而认为汲汲于科举的人常常命意不高，不能写出好文章，不能吟成好诗。曾国藩生活在科举取士的时代，虽然自己并未把科举视为身外物，但他能对科举做如此彻底的揭露与批判，不能不令人佩服他的慧眼与胆识。
子弟没有做官时，曾国藩如此教育他们正确对待八股文和科举；子弟做官之后，曾国藩又常常教育他们正确对待权位和富贵。他对那位有几分傲气又有几分贪财的九弟的反复开导，最为突出。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湘军既得安庆，正包围金陵，他警告两个弟弟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金陵即将攻破之时，他又告诫两个弟弟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郭子仪）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他害怕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敬业精神；又怕成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勉励弟弟须有临深履薄的畏惧之情。同时，他时时刻刻考虑后路，写信给在乡间的澄侯，嘱咐他“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属者，二语而已”，及至金陵攻克，兄弟封侯封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九弟，劝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教他要兢兢业业，临深履薄，看透“万事浮云过太虚”的现实，放眼未来，经过千磨万炼，将自己再铸全人。
总之，曾国藩从自身自家免祸保泰的角度出发，虽封官封爵，全家鼎盛，仍慎重告诫子弟，千万“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拗施牌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富不忘贫、贵不忘贱这是避祸保泰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故曾国藩“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他指出耕读孝友之家可以绵延五代、十代而不破败，“天下官宦家庭，大多是荣华富贵享用一代就完了。子孙开始骄奢淫逸，接着是贫而到处流荡，最后死无葬身之所，庆幸能延长荣华一两代的已很少了”。这是何等深刻的阅历语！这是对千古历史现象的准确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