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译释】
孔子说：“愚昧却喜欢刚愎自用，卑贱却喜欢独断专行。生于现在的时代却一心想要恢复古代的法制。这样做，灾祸一定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
如果不是天子就不要议订礼仪，不要制定法度，不要考订文字规范。现在天下车辙统一，文字统一，伦理道德一样。虽有相应的地位，如果没有相应的德行，是不敢制定礼乐制度的；虽然有相应的德行，如果没有相应的地位，也是不敢制定礼乐制度的。
孔子说：“我谈论夏朝的礼制，夏的后裔杞国已没有足够的文献能证明；我学习殷朝的礼制，殷的后裔宋国还残存着它；我学习周朝的礼制，现在还实行着它，所以我要遵从周代的礼制。”
1自以为是者总与失败同行
有一种人，孤陋寡闻，但是自己觉得自己很有学问，遇见事情的时候，偏偏意见很多，很自信、很固执，“愚而好自用”。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愚痴，至少不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就肯学。可是有的人偏偏不觉得自己很愚痴，还觉得很有学问，所以意见很多，还妄加判断。
自以为是的人往往把自己看得很重，在他们的视野内，没有可以与自己相提并论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确实有才华、有能力，但他们不求进步，最终导致失败的命运。恃才傲物是他们的显著特征，他们自视甚高，不愿与别人交流，故步自封，最后难免出现悲剧性的结局。
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为数不少，他们心比天高、目空一切，自以为很了不起，对别人吹毛求疵、嗤之以鼻，觉得别人什么都不如自己。这样的心态通常会出现在下列情景中：
当有人褒扬他人的知识才干时，就会嗤之以鼻，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受此殊荣。于是，或者是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的知识才干，他人不过尔尔，与自己不可同日而语；或者是千方百计贬低他人，把他人说得一钱不值，一无是处，以显示自己才是鸟中凤凰。
当议论、研讨某个问题时，这种人往往习惯于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别人头上，以自己的态度作为别人态度的“向导”。觉得人家的建议都很幼稚，只有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甚至不察他人之言观他人之色而高谈阔论、大放厥词，丝毫不给人留一点情面而有所收敛，对于别人的不同看法和观点也是不屑一顾，一副容不得他人多嘴的架势。
在与人交往时，这种人习惯于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优越感，以慑服众人，从而可以盛气凌人、逞性妄为，显得不可一世、唯我独尊。
陈冬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他学识渊博，工作经验丰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与此同时，他却常常恃才自傲，动辄与人发生纠纷，而且极爱炫耀自己，同事们对他极为反感，认为他自以为是，过于固执。
有一次，公司调来了一位新主管。在新主管主持的首次会议上，他将一个项目的主要负责工作交给了另一位员工，而陈冬被分派到的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次要工作。陈冬认为像自己这样才华横溢的人得不到重用简直莫名其妙，竟和主管吵了起来，言语咄咄逼人。
可想而知，自以为是的陈冬不久就被解雇了。
不管你的身份如何、地位怎样，如果你自以为是、傲慢无礼、目中无人，便会对别人造成伤害，最终也会为自己的行为受到相应的惩罚。
兰兰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推销员，人长得漂亮，口才又好，在部门的业绩总是遥遥领先。同部门里有许多年纪相仿的女孩，兰兰觉得她们平时拉业务靠嗲声嗲气地卖弄风骚，业绩并不怎样，所以兰兰打心眼里瞧不起她们，从不与她们来往。
不久，部门经理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公司要重新物色经理，兰兰自然是最热门的人选。但公司领导层考虑到部门经理不仅要自己的业绩好，更要善于组织大家共同创造业绩，因此必须得到大家的信任。于是公司组织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兰兰由于未能得到大家的支持而与经理的位置失之交臂，而另一位原本被她看不起的女孩却成了她的上司。
自以为是的人因其言辞过于张扬犀利、态度过于张狂无礼，总是更容易受到群众的排挤，不为人喜欢，不受人欢迎。追究原因，最主要的是由于缺乏率直的心胸，所以很容易自以为是，看不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眼界也由此变得很窄。
自以为是者可能有一点小才，但他井蛙窥天般的狭窄视线会使他忽视不断进取的重要性，也使得他无法领会“不进则退”的内涵，逐渐变得无知，然后因无知而变得愚蠢，因愚蠢而变得更加自以为是，即“愚而好自用”，逐渐在一个恶性循环中来回往复，最终走向失败。
2刚愎自用会导致悲惨的结局
许多自以为是的人曾经是很有能力或有过很大贡献的人，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总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强得多，以至于在很多时候总是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姿态。
事实上，刚愎自用的真正原因并非是因为天下无敌，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可能有一定的本事，总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这一难以克服的缺点，使得他们虽然在某些方面较之其他的人优秀，却难以获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甚至还可能导致悲惨的结局。关羽正是这种性格的典型代表。他战吕布、斩严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给人的快意，远远不能抵补大意失荆州的痛感。
《三国志》作者陈寿以史家的冷峻秉笔直书，在论及关羽与张飞时，他给关羽以严厉的解剖论评：“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刚愎自用，是关羽性格中的典型特征。尽管当时的人或者后世的人，都认为他的忠义勇武比张飞那种一般意义上的匹夫之勇高出一个档次，但谁都无法否认关羽的确存在着刚愎自用的性格弱点。
建安十七年，诸葛亮辅佐刘备，带张飞、赵云等一干猛将和谋士挺进西川之时，当时作为刘备争雄天下的发迹之地的荆州，却不知任命谁来镇守。诸葛亮当时似乎也找不到更适合的人选。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在赤壁之战后，刘备所率荆州兵力中的劲旅，当数关羽麾下直接指挥的精甲水军，以及荆州所辖江夏刘崎的部卒。这支原本属于刘表手下精锐的荆州水军，当可称为关羽镇守荆州的主力军。在反复掂量之后，诸葛亮最后才很不放心地把荆州交给关羽，临行前，这位智慧而谨慎的诸葛先生还对关羽叮嘱再三，留下至关重要的治守荆州之策：“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因为在诸葛亮决心辅佐刘备统一天下、匡扶汉室的全盘战局中，关羽只要镇守荆州而不乱，保持蜀汉后方的稳定，就是对他与刘备商定的“隆中战略计划”最大的胜算筹码。所以诸葛亮要求关羽在荆州实施军事防守的同时，以防为主，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可命关羽这位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直取曹魏的大本营许昌，最后赢得天下。
但是，由于关羽刚愎自用的性格弱点，他在镇守荆州的十年中，严重违背了诸葛亮规定的“八字方针”，屡屡兴兵出击，既破坏了“东和孙权”的稳定格局，也造成军事上的兵力分散、首尾难顾，未能有效地“北拒曹操”，最后落得个腹背受敌，北败于樊城，南丢失荆州，兵败逃亡，于麦城途中被擒。可怜这位盖世英雄，无人为他施舍忠义仁爱相救，不仅被军前处决斩首，死后还留下身首异处的千古悲剧。
关羽性格的刚愎自用，在《三国演义》第75回至第77回也显露明显：
关羽水淹七军，擒了于禁，斩了庞德后，威名大振，华夏皆惊，这时候正是关羽军事上的顶峰期，可其巅峰仅维持了不足一年，就败在了东吴吕蒙的手下。吕蒙深知关羽荆州兵马整肃，沿江有烽火台之备，急难成功，便对孙权提出纵骄关羽之策，以名不见经传的孺子陆逊代其职务，自己装病，陆逊差人拜见关羽，言辞卑谨，乞求两家和好，关羽召见使者后仰面大笑，指来使而言曰：仲谋见识短浅，用此孺子为将。遂撤荆州大半兵力攻樊城（曹操将徐晃守城），戒备之心失大半。
吕蒙白衣渡江袭取荆州时，关羽正率兵与徐晃交战，关平中了徐晃的埋伏，死伤无数，关平、廖化二人奋力死战，夺路而逃回，见了关羽说人言荆州被袭，关羽不信，喝曰：此敌人讹言，以乱我军心耳！东吴吕蒙病危，孺子陆逊代之，不足为虑。
关羽被徐晃打败后，进退无路，虽决计再取荆州，又被东吴蒋钦、丁奉、徐盛大败，部从只有三百余人，走投无路，只得进驻麦城等待援军。派廖化去上庸刘封处借救兵。刘封是刘备的干儿子，当初刘备立嗣时关羽说了不利于刘封的话，刘封一直怀恨，按兵不出。
关羽败走麦城时，只有约300人的队伍，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只得听从赵累的建议逃亡西川，去西川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大路，一是小路，皆通西川。王甫建议走大路，怕小路有埋伏，此时的关羽仍趾高气扬地说：虽有埋伏，我何惧哉！约走二十余里，被东吴将朱然率军截住，关羽不敢战，望临沮小路而走，不上四五里，又被潘璋掩杀，赵累死于乱军之中，此时仅剩十余人跟随，行至决石，被潘璋部将马忠所获，父子随后伏死。
关羽一生战功赫赫，对刘备忠心耿耿，始终不渝；智勇盖世，屡战屡胜，所向无敌。但刚愎自用的性格特征却导致了他悲惨的结局。正是关羽自负自大的性格使他忘乎所以，才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而且还断送了诸葛亮整个图谋中原、匡扶汉室的战略计划。
3独断专行，必铸苦果
独断专行，表面上看是领导者的强大，实际上是“贱”的体现。孔子这里所说的“贱而好自专”的“贱”，是为卑贱之意。
那些胸怀大志，善于干大事，广纳贤才的真正强者，都不愿意独断专行，总希望广纳良言，尽可能把事情做得完美，营造宽松、和谐、合作的氛围。这是古往今来卓越领袖人物一种普遍的特性。
自专者无非两种人，一种是自尊心太强，不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意见指手画脚，更不用说全盘否定；第二就是自身拥有极大的权力，不管是局部的还是全区域的。不管是哪一种情况，独断专行都是弱者（卑贱者）的一个显著特征，不听别人意见和建议，听不得不同声音，最终也必然自铸苦果。
蜀汉章武二年（公元222），蜀主刘备为报东吴杀害关羽之仇，不顾诸葛亮、赵云等人劝阻，率领数十万大军顺江东下，夺峡口，攻秭归，屯兵夷陵，夹江东西两岸。第二年二月，刘备率诸将从巫峡起，连营扎寨七百里直抵猇亭。东吴孙权任命宜都太守，年仅39岁的陆逊为大都督，抵抗刘备。陆逊兵少势弱，采用避敌锋芒、静观其变的战略，半年时间不与蜀军正面交锋，寻找战机。蜀吴大军在猇亭相持达七八月之久，蜀军兵疲、意志沮丧，为避暑热将营寨移至山林之中，又将水军撤至岸上，采取“舍船就步，处处结营”。陆逊抓住战机，命将士持茅草点燃蜀军营寨，火烧蜀军连营七百余里。蜀军土崩瓦解，死伤数万。
刘备大败后，只好带领残兵败将，由猇亭退到马鞍山，又突出重围，仓皇逃归奉节白帝城，这就是有名的“夷陵之战”。经此一役，蜀汉元气大伤，从此无力问鼎中原。
实际上，“夷陵之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刘备不听劝阻、独断专行导致了决策性的错误，对于蜀国的打击是致命的，等于亲手葬送了几十年无数人辛苦打下来的蜀国基业，以至于后来的诸葛亮六出祁山打着“克复中原，光复汉室”的旗号，也难以从愿。
无论一个团队、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作为领导人，当权力达到顶峰后，极易犯独断专行的错误。因为所处的位置和权力欲的膨胀，就搞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这必然会给这个组织造成巨大的损失。
到1927年底为止，沃德公司已开设了37家零售商店，另外，它的7家邮购工厂都还有各自的门市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沃德公司开设商店的速度更是惊人。它选择人口在4000～75000人的城镇，到1929年底，共开设了500家商店，有时一个星期就开张25家之多。这使它很快成为零售业的“巨人”。
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美国经济的萧条，沃德公司进入整顿期，它关闭了一些几乎入不敷出的商店，而且新商店的开设都要事先经过更周密的计划和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沃德公司和其他同类公司的营业扩展自然都遭受了挫折。但当战争结束后，沃德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西尔斯公司马上就掀起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大的扩张浪潮，把大约3亿美元的资金押在大规模的发展上，这使战后头两年里西尔斯公司的销售额从10亿美元猛增到近20亿美元。而沃德公司则按兵不动。1945～1952年，即战后实行经济控制的年份，沃德公司不仅连一家新的商店都没有开设，反而关闭了37家收入仅敷支出的商店。
从历史上看，沃德公司的商店大多开设在乡间小镇上。这样做是为了拥有农村消费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农民被视为主要的市场。然而，战后人口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其近郊。购物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并不可避免地从市中心和小型商业区那里抢走不少生意。但在这一购买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沃德公司却拒绝扩大经营，把市场拱手送给了西尔斯公司、彭尼公司和其他竞争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公司财力不足，无力支持一项蓬勃的发展计划吗？或者是因为公司缺乏管理人才？不，沃德公司两者都不缺。事实上，该公司正储备着几百万美元的资金以备后用。战争刚结束的那些年，公司内部拥有众多的优秀管理人才，只是许多人在遭受挫折后才最终决定离开。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公司做出了不求发展的决定呢？
答案就在自1932年以来一直担任沃德公司董事长的休厄尔·埃弗里身上。
多年来，埃弗里一直以一个老式暴君的身份统治着这家有10亿美元资产的公司，从不考虑雇员或经理人员的感情。当他终于在1957年从公司职位上退下来时，已是83岁的高龄。他独断而又错误的领导方式，使沃德公司大伤元气，特别是战后，他“不求增长”的决策将沃德公司引向歧途，使其在竞争地位上受到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错误的判断，不允许下属发表不同意见，给沃德公司带来了可悲的后果。曾取得成功的领导者也可能把一个组织引向灾难，特别是那些严厉而又固执的领导者，在其后期往往会变得易犯错误，并且不能容忍任何异己之见。埃弗里也正是这样，他错误的判断、独断专行的作风将沃德公司引向了歧途。
4孔子为何要遵从周礼
孔子办私学，把“礼”作为教学的重点。孔子说：“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为研究夏礼，孔子曾亲自去夏后代杞国考察。对“夏—商（殷）—周”礼法的演进都十分清楚。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十分重视“礼”，在《论语》中有四十多章直接谈论“礼”。孔子对周礼充分肯定并实践，“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并赞赏周礼学“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孔子坚信“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一个人“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但是，礼制、法度、考订道德文章，不是地方性的条例、规则，所涉及的是天下、国家的秩序问题。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礼制、法度的时候，在关系到国家所要倡导的道德章制的时候，不管是否经过众人的讨论，都需要经过最高执政者签字下发才能生效。当一个朝代、一个国家之中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各自制定自己的礼制、法度，各自解释自己对道德的理解的时候，这个朝代、这个国家就离分崩离析不远了。
能制定礼乐的，必须是既有德又有位的人，必须是能够贯通天道、地道、人道于一体的人，必须是使天下自愿信服、敬仰并归往的人。这样的人，从修身方面来说，就是圣人；从社会地位来说，就是天子。来可泓先生《中庸直解》中说：“无德而妄作礼乐，制法度，考文字，便是愚而好自用。无位而妄作礼乐，制法度，考文字，便是贱而好自专。”
春秋战国时期，是礼崩乐坏的时期，是天下无道的时期，但是，还没有人敢于自立为天子。当时的车道还统一吗？当时的文字还统一吗？当时的道德伦理还统一吗？在当时的现实中确实已经都不统一了。但是，并非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所确立的车道、文字、道德伦理标准不存在了。我们知道，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因此，孔子的理想是期望着复归文武所传的正道，使天下再安定下来，进而达到尧舜之治，向“天下有道”的方向迈进。说当时的天下还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是从周的统一典制还存在来说的，同时也在告诉时人及后人，一个有道的、安定的国家，需要致力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其中，“车同轨，书同文”是仁民、便民之事，也是天下统一的体现；“行同伦”则是“天下大同”之事。
既有德又有位的圣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数百年不一定会遇到一个，难道天下人就没有希望了吗？当然不是。“作礼乐”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不需要每个时代都独创一套。孔子之前的中国，已经有数千年的文明，从这数千年的文明中精选出历代不可变的而成为“传统”，知道其中哪些是可以变通损益的，这样，天下便不会因为没有圣王出现而陷入黑暗之中了。所以，孔子有其德而无其位，就采用“述而不作”的方式，集其前数千年圣贤学说之大成，编订了“六经”，形成了“传统”的礼乐载体；同时给后人指出了礼乐的变通损益方式，这就是《春秋》中所体现的“通三统”——根据道义原则，对前三个时代的礼乐制度加以继承变通。孔子考察夏商周三代之礼乐，因而形成了“春秋制”；在道义方面，孔子集成了三皇、五帝、三王、五伯各代，而以尧舜、文武之道为主；孔子毕竟还生活在周代，所以，在礼乐方面所遵守的还是周代之礼乐，并且致力于挽救当时礼崩乐坏的现实，而要恢复礼乐正道，重建西周以“礼”为代表的人文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孔子并非主张“克己复礼”，本章引用孔子的话里就否定了“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的人。其实，孔子所要复的礼，恰好是那种“今用之”的“周礼”，而不是“古之道”的“夏礼”和“殷礼”。因为夏礼已不可考，而殷礼虽然还在它的后裔宋国那里残存着，但毕竟也已是过去的了。
而且，孔子在晚年也走出了一生所追求恢复周礼的主张，因为孔子心中的仁道不依附于周礼而存在。孔子解释自己推行周礼是因为人们在使用这样的礼仪，仅仅是这样。而不是把周礼搁置在所有行为规范之上。孔子自己的解释是：“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说明自己不学夏礼，也不学殷商之礼，而单单学周礼，是因为现在人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