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居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
《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译释】
伟大啊，圣人之道，浩瀚无边，生养万物，与天一样崇高；伟大啊，宽仁平和！礼仪有三百条，威仪有三千条，这要等到圣人出来才能实行。所以，如果没有极高的德行，就没有凝聚力。
因此，君子尊崇德行而且注意从学习、询问做起，达到广博境界而又钻研精微之处；达到高明的极点而又注意从中庸做起。温习了已经了解的道理而又懂得了新的道理，诚心诚意地崇奉礼节。所以身居高位不骄傲，身居低位不自弃，国家实行正道时，要努力争取自己的主张被朝廷采纳；国家没有实行正道时，自己要沉默自持保全自己。
《诗经》上说：“既明白道理又洞察事理，可以保全自身。”大概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吧。
1修养德行，适应圣人之道
圣人之道，上达于天道，下通于人世，因此，能够充足有余、包容无限。圣人之道如此高大，如宫墙百仞，然而，得其门而入，则能由卑而高、由近及远，终达于至高的境界。
圣人之道不是用来放在高高的象牙之塔中供人瞻仰、赞叹、研究、空谈的，而是随时随地存在并运行于万事万物之中。万物有道，依道而行，则万物自然而然地生长化育、生生不息；人人都有至善的本性，如果人人依本性而行，则天下众庶自然而然地生长成转、子孙不匮。因此，圣人之道不自我夸耀，不脱离万事万物而独存。因为不自我夸耀，所以能高大至极。自吹自擂者，不合圣人之道；不明心性者，未达圣人之道。
纲领性的礼有三百种之多，这是圣人之道的纲目，由此纲目而能统贯之，便可以渐达于圣人之道；由此纲目而应用之，便可以达到天下太平。细节性的礼有三千种之多，这是圣人之道的具体应用之细则，能应用其中之一，便能使天下近道一步，能融会贯通而应用于天下，便能使天下有道。
这也就是说周文王时期的社会行为规范比较严谨而全面，然而这只有等待圣人出现后才能实行。因为自西周以来，各诸侯国封建割据，为了满足自己个人的私欲，置周文王时期的社会行为规范不顾，所以有人说，如果没有周密而周到的规律，即使有周密而周到的道，也不会严整。我们知道，规律有一定的道，道也有一定的规律，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就像地球围绕着太阳自转和公转一样，不停地转动是规律，稍快或稍慢都会严重影响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更不要说停止转动了。依椭圆形的轨道公转是道，稍微再椭圆一点或稍微再圆一点，同样会严重影响地球上的生命。这就是“本来如此”，只有这个本来如此才能成就自己和成就万物，化育万物。
作为圣者，他个人的事业，也同时是天下（世界、宇宙）的事业，而宇宙的事业不过是他在自己的生命中所打开的个人的日常生活。举轻若重与举重若轻达到了如此高度的和谐。
适应圣人之道，必须修养德行。没有极高的德行，就不能践行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是从效法天地之道而来，是从对千古圣贤的集大成而来，是从明心见性而推及人之行、万物之性、天地之性而来，因此才能如此博大。个人经验再多，智慧再高，也不如集众人的经验和智慧于一体；集众人的经验和智慧于一体，不如集千古圣贤的经验智慧于一体；集千古圣贤的经验智慧于一体，不如天地人合一的大道。因此，君子应该“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都走上周文王所走过的道路，才能使人民都能安居乐业。
朱熹认为，圣人这道的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最得圣贤精神，要求学者尽心尽意研习。其实，五句所论不外乎尊崇道德修养和追求知识学问这两个方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德育”和“智育”的问题。我们今天实施的教育方针，也不外乎是在这两方面之外加上“体育”一项。其性质内涵自然有本质的不同，但其入手的途径却是相通的。
2达到圣人之道的具体途径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礼教是达到圣人之道的主要途径。施行礼教，推行圣人之道的具体途径有五条：第一是“尊德性而道问学”，第二是“致广大而尽精微”，第三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第四是“温故而知新”，第五是“敦厚以崇礼”。
朱熹对此五个方面非常重视，他在《中庸章句》中说：“尊德行，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析理则不是有毫厘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此皆致知之属也。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
第一，尊德行而道问学。由至诚的本性来明德，依至诚的本性而自然有所作为，实际上，这也就是“志于道”、“依于仁”。假如不能“志于道”、“依于仁”，则不可能明心见性。另一方面，如果你的学识修养，学问修养很差的话，要说道德很崇高，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此要“问学”。“问”包括自问与问人两个方面。在自问与问人之间，自问首先是为了慎思、笃行，问人首先是为了博学、明辨。不知自问，而轻易问人，是自己不思而依赖他人；不明、不懂、不通而不问，是自蔽而不博。“学”包括“文”、“献”两方面，所谓文，是指经典书籍所载的道德礼义、制度知识；所谓献，是指知书达理之人。经典书籍所载的一般是往圣、前贤、时哲之学，现实之人的言行则有善与不善之分别或者混杂在一起，重在“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善问善学，则能渐渐近道。
第二，致广大而尽精微。这是效法地道的原则。唯有能够广博深厚，才能承载万物、含容万物。从人的本心来说，任何人都不愿意被抛弃、被排斥，从人的本性来说，任何人的本性都不曾有意去抛弃、排斥哪个人。我们的修养，就是要修道到在现实之中不去有意抛弃、排斥任何人，如此才能算是道德修养广博深厚。圣人之道，不求有意地改变众人，而是使众人能够发现自己的本性而不去伤害其他任何人的本性。君子能够如此，“厚德载物”的地道、恕道就在其中了。
第三，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效法天道的原则。天之大，包括各种星球与星球间的空间，因为它无所不容，所以高；因为他高，所以无所不容。天之明，因为有日月星。日能放光，月既接受日光又反射日光，无数的星球就是这样，或者发光，或者反射，宇宙也就充满光明。我们即使不能登上天一样的高度，总可以登上山陵的高度吧。我们即使不能像太阳一样发光，总可以像月亮一样反射太阳光吧。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尽了自己的心力。这一切都需要通过“中庸”这个途径。
第四，温故而知新。这一方面，看似容易做到，实际上却很少有人能做到。已知的学问容易忘记，忘记则等于未知；已知的学问容易停留在言辞上，而难以落实到言行中，未落实则非真知；已知的学问很容易成为成见，从而妨碍我们对未知学问的学习；已知的学问如果层次较低，容易使我们对未知的学问感到难以理解而放弃学习；已知的学问如果层次较高，容易使我们对看似简单的学问轻视；已知的学问如果本来就是错误的、偏颇的，容易使我们把正好用来纠正错误、弥补不足的未知的学问否定；另外，我们又常常满足于已知，而不愿意再去学习未知的学问。所以，君子既要时常温习已知的学问，又要不断增加新学问，否则，不可能“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第五，敦厚以崇礼。敦厚是至诚的体现，宽厚仁慈，不以敌对心态对待任何人、任何事。正如杜甫诗中所说：“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因为君子之言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使天下有道德仁义，使国泰民安。所谓崇礼，也就是一切依据礼义而尽心尽力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不推诿退缩，不越位激进。所以下面就说，“待其人而后行”，知道这个礼，然后才行那些礼。为什么要崇礼呢？孔子无论讲政治还是讲教育，都主张用“礼乐”来推行。懂得“礼”，就表示这个人有办事的能力，是一个贤能的人。圣人要用“道”来发育万物的话，凭什么呢？用“礼乐”来发育万物，“礼乐”，一个是讲规矩，一个是讲和谐，和谐加上规矩，这就是跟天地那样，能够使万物在一团和气之中生存发展。
3明哲保身，方能进退自如
按照以上五条去做，是不是就可以通行无阻地实现圣人之道了呢？当然不是如此简单。
修养是主观方面的准备，而实现圣人之道还有赖于客观现实方面的条件。客观现实条件具备当然就可以大行其道，客观现实条件不具备又应该怎样做呢？这就需要有“居上不骄，居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的态度，这是君子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处置、一种适应。反过来说，也就是一种安身立命、进退仕途的艺术，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君子可能生存在一个有道的时代或国家，也可能生存在一个无道的时代或国家，无论是有道还是无道，君子在言行之上的共同点是依据道义而行。国家有道的时候，当然是君子大有作为的时候，言行足以使国家兴盛；国家无道的时候，则要“默足以容”，明哲保身。
公元265年，晋王司马炎夺得曹魏帝国宝座，改年号为泰始元年。他建立西晋王朝时，仍选任前朝曹魏帝国的宰相何曾为相。何曾在司马炎身边的一大批有文治武功的大臣中，并没有炫目的业绩，也没有特别过人的才智，但他却能在这个王朝更迭的动荡时期始终身居高位，其原因颇令人寻味。
何曾字颖考，生于公元198年，陈国阳夏人。其父何夔，曾任曹魏帝国的太仆、阳武亭侯等官职。出生于这样的官宦世家，何曾拥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加上他生性好学，少年时与同郡的另一青年袁侃一并小有名气。魏晋时选官，门第之风盛行，因而年轻的何曾顺理成章地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开始了显耀的仕途生涯。
魏明帝曹叡初为平原侯时，年轻的何曾作为幕僚，为他掌理文案。这对饱读诗书而又心怀天下的何曾而言，远不足以施展抱负。魏明帝即位后，何曾又历任散骑侍郎，汲郡典农中侍郎将、给事黄门侍郎。在此期间，他曾上书建议明帝注重对地方郡守的考绩，称“为国者以清静为基，百姓以良吏为本”，认为一个郡守的权力虽然不大，但管辖千里之地，与古时相比亦相当于一个小国君，责任重大。应该“上当奉宣朝恩，下当兴利而除其害”。官员体恤民情是治理地方的一大关键。眼下国家大规模举兵，需要各地增援，更要求地方郡守深得民心，以防民怨沸腾。但目前各地方的郡守，有年高老迈的，有疾病缠身的，有偷懒疏怠的，他们或把政事交给下级官吏去处理，或根本不把政事放在心上。然而因为现行的地方官吏考政制度不够完善，这些郡守的过失还达不到被罢免的程度，所以他们能在任上碌碌无为地虚度时日。因此，他建议皇帝秘密地诏令一批官员，让他们明察暗访，核查郡守的实际政绩，据此任免官员。
何曾的奏疏不仅观点鲜明，针砭时弊，而且有理有据，分析精辟。加上其文笔优美，还往往引用前朝明主之言打动当朝之君仿效之念，所以得到魏明帝重视。不久，何曾官升至散骑常侍。
待到魏宣帝将要举兵征伐辽东，何曾又上了一篇有名的奏疏：“我听说前代君主制定法律必定是全面而严谨的，所以委任新的官职就要安排辅佐，举兵点将时就要设置监督的副官。这都是为了集思广益，并可防备不测。”他以先王制法和历史上著名的典例来劝谏皇帝在征伐的军队中设置监督职能的副官，但这个深思熟虑的建议没有被魏宣帝采纳，何曾还因此丢掉了散骑常侍的官职，出补河内太守。在此期间，何曾因治理有方而享有威严之名，惊动朝廷。不久，朝廷重把他召回，官拜侍中。这是史书记载中何曾唯一的一次谪官。其母一直为此忧心忡忡、战战兢兢，她不知道她的儿子早已深谙明哲保身、进退自如的为官之道。
嘉平年间，何曾官居司隶校尉。当时有一个叫尹模的抚军校事仗着上司的宠护欺凌百姓，作威作福，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朝廷上下都深怀不满，却无人敢言。何曾意识到尹模已是众怒难平，无人可保，于是上奏弹劾，赢得朝野百官的赞誉，谓其耿直刚正。但在后台强硬的大将军曹爽专权跋扈时，何曾选择了明哲保身。他告病在家，不闻国事，直到曹爽被诛，他才重新出来任职。
进退自如、善于明哲保身的何曾也曾为魏晋法制的改革做出过可圈可点的贡献。官吏毋丘俭因罪被诛时，依据当时的法律，他的儿子甸、妻子荀氏应被连坐同死，而荀氏的父亲和叔叔都与魏景帝有姻亲之谊，二人共同上表皇帝，为荀氏求命。皇帝于是下诏，命荀氏与毋丘俭离婚以脱干系。荀氏所生之女毋丘芝是颍川太守刘子元之妻，亦当坐死，时因其怀有身孕而暂系牢狱。荀氏的叔叔请求何曾向皇上为毋丘芝求情，何曾痛恨毫无人道的连坐之法，立刻上表请求皇上开恩，将其死刑改成没为官婢。朝廷认为建议中肯合理，于是特地修改了有关法律。从此，类似毋丘芝这种情况的，“坐死”均改为“没为官婢”。何曾的建议被载入《刑法志》，为世人称颂。
何曾为官期间，既能表现他的正直耿介，又善于明哲保身，并且也能做出一些于国于民有利的贡献，应该说还算得上一位不错的政治家。他所以能在复杂无比、祸福难料的官场之中游刃有余，靠的也正是这种明哲保身的本领。
在古代社会中，做忠臣容易，只要拿出忠心，苦争死谏即可，但结局也大多不妙，重要的是，国家利益反而会因为正义力量的减弱而受损。在这个问题上，君子大可灵活一点，开动脑筋，在明哲保身之中进退自如，让自己谋国与保身两不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说着容易做着难，看似平淡却艰辛，要做到明哲保身，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明哲保身，进退始终，不失其道，自非贤达，孰能兼之？”（《杜佑致仕制》）宋代陆游更是直截了当地感叹道：“信乎明哲保身之难也！”（《跋范文正公书》）
需要注意的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中的“既明且哲”是“以保其身”的前提条件，而不是苟且偷生、苟延残喘。“既明”是能“明明德”、“明心见性”，如此则能“仁”；“且哲”是能“达时变”，如此则能“智”。有仁则君子之本可立，有智则君子之身可保，仁智合一则能遵道。使自己的心态言行符合道义，是君子“尽人事”之事；心态言行符合道义之后的成败，则是君子“听天命”之事。如果说仁是太极中的阳，智是太极中的阴，那么，仁智合一则是太极，也就是道。道是本体，义是应用。知体知用，然后，君子之道可谓完备。
4等待适当的时机再行动
明哲保身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但求无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切莫把它们混为一谈。明哲保身是一种积极而充满智慧的处世方式，后者则是一种被动的消极之举，二者有本质的区别。明哲保身并不是要人们贪生怕死，而是要求人们等待适当的时机再有所举措。
“国无道”的情况并不是只有臣子才会遇到，君主也会遇到，这时候同样需要明哲保身。一方面原则仍要坚持，目标仍不放弃，但另一方面也不可硬碰硬而徒惹祸患，而应暂退一步，在保身中积蓄力量，寻找合适的时机。做到这一点，方能在时机到来之时出奇制胜。
随着年幼的康熙逐渐长大，要求皇帝亲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康熙以“辅政臣屡行陈奏”为由，经太皇太后同意，于康熙六年七月初七举行亲政大典，宣示天下开始亲理政事。
康熙尽管已明示天下开始亲理政务，但辅政领导内三院及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体制并未立即改变，辅臣朝班位次仍在亲王之上，并继续掌握批理章疏的大权。而且鳌拜的党羽已经形成，势力强大。甚至敬谨亲王兰布、安郡王岳乐、镇国公哈尔萨等人也先后依附于鳌拜。特别是在上三旗中，鳌拜已占绝对优势，镶黄旗全部控制，正黄旗随声附和，正白旗遭受了严重打击和削弱，而宫廷宿卫则完全由上三旗负责，康熙仍处在“国无道”的境况中。
正白旗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不甘心与鳌拜同流合污，但又无法与之抗争，便产生隐退念头，遂于康熙亲政后的第六天，以身患重疾为由上疏要求“往守先皇帝陵寝”，并含蓄地提到自己迫不得已的处境。此举自然也有迫使鳌拜、遏必隆辞职交权的意图，因而更引起鳌拜的不满。他矫旨指责苏克萨哈，并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此事，然后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颠倒黑白，给苏克萨哈编造了“不欲归政”等二十四款，拟将苏克萨哈及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磔死，其余子孙无论年龄皆斩决籍没，族人前夕统领白尔赫图等亦斩决。康熙“坚持不允所请”，而鳌拜强奏累日，最后仅将苏克萨哈改为绞刑，其他仍按原议执行。这使康熙又一次受到震动。而鳌拜除掉苏克萨哈后更加肆无忌惮，不仅朝班自动列于遏必隆之前，而且将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甚至在康熙面前也敢呵斥部院大臣，拦截章奏。蒙古都统俄讷、喇哈达、宜理布等因不肯在议事处附和鳌拜即被逐出会议，而鳌拜的亲信即便是王府长史一类的小官，也可以参与议政。更有甚者，鳌拜可以公然抗旨，拒不执行。如其亲信马迩赛死后，康熙明令不准赐谥，鳌拜竟不执行，仍予谥号，在此情况下，康熙决计除去鳌拜，只是鳌拜势力强大，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以计擒之。
康熙七年（公元1668）九月，内秘书院侍读熊赐履上疏建议革除朝政积弊，并把矛头指向鳌拜。此疏深为康熙赞同，但康熙以为时机尚未成熟，不能打草惊蛇，便斥之“妄行冒奏，以沽虚名”，声称要予以处罚，借以麻痹鳌拜。而暗地里，康熙却在悄悄部署捉拿鳌拜的各项准备工作：
鉴于鳌拜在侍卫中影响较大，原有侍卫不足依靠，他特地以演练“搏击之戏”为名，选择一些忠实可行的侍卫，另组一支更为亲信的卫队善扑营，并请在上三旗侍卫中很有威望的已故首席辅政大臣索尼次子、一等侍卫索额图为首领。
为了保证捉拿鳌拜行动的顺利进行，在行动之前，康熙还不露声色地将鳌拜党羽以各种名义先后派出京城，以削弱其势力。
康熙八年（公元1669）五月中旬，一切安排就绪。康熙于十六日亲自向善扑营做动员部署，并当众宣布鳌拜的罪过。随即以议事为名将鳌拜宣召进宫擒拿。当时鳌拜全然没有觉察到异常情况，一如往常那样傲气十足地进得宫来，甚至于看到两旁站立的善扑营人员时也没有产生怀疑，因为在他看来，年轻的康熙不会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因而将善扑营人员聚集宫中看做是康熙迷恋摔跤游戏的一种表现，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要成为阶下囚。
康熙待拿下鳌拜等人后，亲自向议政诸王宣布了鳌拜的有关罪行：营私结党“以欺朕躬”；御前随意呵斥大臣，目无君上；打击科道官员，闭塞言路；公事私议，“弃毁国典”；排斥异己等。总之是“贪聚贿赂，奸党日甚，上违君父重托，下则残害生民，种种恶迹难以数举”，要求议政王大臣会议勘问。
以康亲王杰书为代表的议政诸王，原本不满鳌拜的专横跋扈，现在见皇上已擒拿鳌拜并令其勘问议罪，所以很快就列出鳌拜欺君擅权、结党乱政等三十款大罪，议将其革职立斩，其族人有官职及在护军者，均革退，各鞭一百后披甲当差。
处理意见上报康熙后，康熙又亲自鞫问鳌拜等人，并于五月二十五日历数其“结党专权，紊乱朝政”等罪行后，宣布：鳌拜从宽免死，仍行圈禁；遏必隆免重罪，削去一应爵位；畏鳌拜权势或希图幸进而依附鳌拜的满汉文武大臣均免察处，并于六月七日降谕申明：“此等嘱托行贿者尚多……俱从宽免”，从而有效地防止了株连，稳定了人心。凡受鳌拜迫害致死、革职、降职者均平反昭雪，已故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等人的世职爵位予以世袭。因而此案的处理颇得人心。
议处鳌拜、废除辅政大臣体制后，重要的批红大权收归皇帝之手，康熙从此便坚持自己批阅奏折，“断不假手于人”，即使年老之后也是如此，从而防止大臣擅权。
可见，在“国无道”的情况下，坚持虽然重要，但鸡蛋碰石头的事还是尽量不做为好。无望的抗争，有时不如明哲保身，默默等待。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等待中积蓄力量、寻找时机，将来才能开创良好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