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嘉定八年，即成吉思汗十年金宣宗贞祐三年（公元一二一五）正月，蒙古败金进援中都之师，5月遂拔金中都，是年秋取金城邑八百六十二。翊年10月克金潼关，旋失之。
宋嘉定十年（公元1217），成吉思汗准备西征，命木华黎总帅保持所得金国五分之四地面。以待其西征归来。
宋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成吉思汗自西域班师，翊年回到漠北，宋理宗宝庆二年（公元1226）第五次征西夏，田年6月灭西夏：8月成吉思汗死，宋绍定二年（公元122九）窝阔台继为蒙古大汗，翊年再由陕攻金，取秦晋，绍定四年（公元1231）蒙古假道于宋以伐金，有钩州三峯山之战，绍定元年（公元1233）金主走蔡州，翊年蒙古灭金。
一、金国方面
金之中都既陷于蒙古，金朝之宗庙社稷陵寝宫室府库，以及围籍重器，百年累积，一朝尽弃，庙议群情，影响至钜。即闾阎细民，亦颙望朝廷，早整师旅，指日北上，速为恢复北方收复故国之计。况金原起自东北，东京、北京及中都沦陷，其国家根本业已动摇。宣宗痛悼之余，规复心切，于是亟诏百官，针对当前情势，议计所以为长久之利者。当有翰林士徒单镐等十六人进曰：“制兵有三：一曰战，二曰和，三曰守，今欲战则兵力不足，欲和则彼不肯从，惟有守耳。河朔州郡，兹既残破，不可一概俱守，宜取愿就迁徙者，屯于河南，陕西，其不愿者，许自推首长，保聚险阻。”刑部侍郎奥屯胡撒合等人。以为上并意见，过于保守，乃进言曰：“河北之于河南，有辅车之势。蒲（时州名即今山西久济）、解（今山西解县）之于陕西，有襟喉之要，若尽徙其民，是撤其藩篱也，宜令州郡，遴选才干出群能料众迁徙者，屯戍河北，防守险隘，量给之食，授以旷土，尽力耕稼，置侨治之官以抚循之，择其壮者敎之战阵。勑晋安（今山西省东南部），河中（今山西省永济县古蒲州时为河中府）守臣、檄石、岚、汾、霍（指今山西省西部各县地）之兵，以谋恢复，莫大之便。”兵部尚书乌林答兴等二十一人进曰：“河朔诸州，亲民掌兵之职，择土著之曾居官有材略者授之，急则走险，无事则耕种。”移刺光租等进曰：“度太原之势，虽暂失之，顷亦可复，当募土人威望服众者，假以方面重权，能克服一道，即以本道总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长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复业。”而宰臣则欲置公府重赏，以致效命之士。宣宗意未决。御史中丞完颜伯嘉曰：“宋人以虚名致李全，遂有山东实地，苟能统众守土，虽三公亦何惜焉。”宣宗曰：“他日事定，公府无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节镇何不可者。”宣宗意乃决，于是广封诸公，除总帅各本路兵马兼事宣抚外，并持准署置官吏，徽敛税赋，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事。仍赐诏曰：“乃者边防不守，河朔失宁，卿等自总戎昭，备弹忠力，若能自效，朕复何忧！宜应茅上之封，复赐忠臣之号，除已划定所管州县外，如能收复邻近州县者，亦听管属，”同时高悬赏格，召示中外，以奖励忠勇，寄冀规复中都于万一。
（续通鉴卷百六十一）金宣宗为规复中都，所设定之赏格如次：
一、主帅及官军与义勇将校，有能率众从取中都者，封王。
二、能从战中怯敌，或善诱降人，取附近诸州县者，予本处长官。
三、其余州县，递减二等。
对于在作战中，能以“以寡击众者，亦优列赏赐如左：
一、能以一千人，败敌三千人者，赐及绍麻（家族五服中最轻者，凡本宗之高祖父母，异姓中中表兄弟，妻父母，外孙等皆为缌麻亲）以上亲。
二、能以一千人，败敌二千人者，赐及大功（本宗堂兄弟，在室堂姊妹，已嫁姑，已嫁姊妹、众孙、众子妇、侄妇等皆为大功亲）以上亲。
三、能以一千人，败敌一千人以上者，赐其全家（即包括其本人及本人之妻，父母、祖父母、兄弟、姊妹、子女、诸侄及侄女，孙子女等）。
金宣宗离中都迁于南京汴梁之初，黄河以北人士，愤于蒙古军残暴，率相团结，以求自保。
其间更有揭竿而起，挺而走险者，即或为义民，或为盗贼，但皆以抗拒蒙古为大旨。际此重赏号召之下，一时河北、山东忠贞之士，更争率众起义，若苗道润、王福……等人，乃其中佼佼者也。苗道润初为河北义军队长，以功授宣武将军，旋迁怀远大将军，加中都留守，兼经略使。前后抚定凡五十余城。然终以草莽乍起，节制不一，其内部自相倾轧，法纪漫散，而义军规复中都之努力，亦成泡影。
二、蒙古方面
蒙古成吉思汗自宋嘉定十年，即成吉思汗十二年（公元1217）起，乃命木华黎总帅对金南征，而自己则锐意经略西域。同时将蒙古兵力几乎全数使用于西征方面，术华黎手下，仅剩下一些由蒙古将领统领之收降外族之军队，如孛徒古儿干所统之二千亦乞剌思人；本勒格哈儿札所统之一千兀鲁待人；阿勒赤那颜所统之三千宏吉剌人；带孙所统之二千札刺亦儿人；吾也而所统之契丹人；蒙古不花所统之女真人；木华黎自领之一万汪古特人，四千兀鲁特人等，皆非蒙古正式军队。不过成吉思汗将征金之全权付诸木华黎，许其便宜行事。故木华黎得利用各种力量，以保有既得之成果，而逐日扩张之，其伐金之军事经过，概略如次；木华黎奉命后先敉定山西，次勘定河北，于来嘉定十三年、即成吉思汗十五年、金宣宗典定四年（公元122○），略地至真定府，明年秋，金主遣乌古理仲端往成吉思汗西域行在乞和，成吉思汗以“割付潼关以西未下数城，降封金主为河南王作条件”。金主不能从，木华黎乃趋军至陕西，于宋嘉定十六年、成吉思汗十八年、金宣宗元光二年（公元1223）略地至凤翔，木华黎虽卒于军次，但金蒙间之军事街突，仍持续于秦陇河朔间（续通监卷百六十一）
翌年（公元1224），成吉思汗自西域班师，回至漠北土挽河上。金宣宗殂，金哀宗守绪立，改元正大。宋宁宗崩，宋臣史弥远拥立新帝是为宋理宗。翊年，成吉思汗为便于大举伐金，乃先举兵尽力攻打西夏。秋7月，西夏不支而亡。8月，成吉思汗亦死。遣命其第三于窝阔台继位，并命设法联合南宋，以夹击金朝。
蒙古旧制：家有男子，十五至七十岁者，无众寡皆为兵。窝阔台继立为大汗，乃先致力于统一军制，诏“兄弟诸王诸子并诸官人等所属去处，佥军事理，有妄分彼此者罪之。”同时广徵兵马，以备远征军事。
蒙古由于疆域日广，民丁益众，原有佥军法制，仅适用于蒙古，对同、汉人等必得加以修正。使之广用；其所谓新愈军法制大要：
一、兵员：每一牌子，佥军一名，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者充之。仍立千户，百户，牌子头，分层节制。其隐匿不实及知情不报井隐匿逃役军人者，皆处死。同时徵集各处人匠充军（织匠及建宫殿人匠除外），制造衣甲、箭杖、弓矢，刀斧、辎重，置之仓府，以备急用，此外并仓新附州县兵丁从军，复从新册籍民户，以备佥军。
二、马匹：蒙古马政，初成吉思汗定制，其法为：千百户之子选为护卫，傔从十人或五人，所乘之马，于千百户内取之，牌子头则取于十户之内。窝阔台仍其旧制，同时更增括牛马。
令蒙古人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NC164牛一，羊百者输羚羊一，以充实军用。
三、对于赋税则规定：中原人以户计出赋调，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以各适其情。复增编军旅，立三万户，分统漠兵，以刘里马、粘合重山、史天泽分任万户长，分屯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州各路，以镇抚新归诸地，并肃清金人留置河化之残军。窝阔台更采耶律楚材之建议兴建仓廩，广备军需，普设驿传，以利通讯，制定课税，充实府库。时山东河北底定伊始，有欠宁靖，丧乱频年，民不聊生。窝阔台熟知中原之地，乃财赋所本，足以一面安排百姓，劝民勤耕，以足民食；一面严禁州县，擅行科差，以恤民困。继则均定天下赋税；商贾三十而一，丝绢依户纳赋，酒醋监铁山泽之利，验实课息，计每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疋，栗四百万石，南征军需，足用有余。诸凡州郡长之副贰，则悉用当地或熟悉当地民情之人，用杜蒙古或西城人揽权跋扈之渐。于是华北地区，农事复兴，蒙古于武功之除，亦开始于政治生活焉。
当蒙古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时，蒙古对金国只留木华黎统帅杂牌军队继续作战，实力单薄，控制广大地区，实是金朝反攻之良机，况在金国沦陷地区中，东京北京尚有张致之变，中都附近有苗道润等之变，惜金皆不能支援之。及金宣宗既明乎恢复中都之无望，复感于蒙古势力之难于扼阻，乃集军储备河防，确保河南，巩固秦陇，争取时日以恢复实力。于是对外敦睦邦交，屡遣信使周旋折街于宋夏蒙古之间，对内严兵利器，广徵各路义士士兵，番汉弓手人匠，并预徙街要州郡牲畜民粮于寸守之处，没修城砦，以固防守。惟宰相术虎高琪，阿谀曲从，附下罔上，喜吏恶儒，好兵厌静。阻迁移之议，效和宋之谋。且宣宗寡断，将相怯弱，终至兵连宋夏，怨结三方，内致困惫，自速灭亡，犹之肛羸病夫，元气所存无几，复为缪医投以乌彖附子，只祇其亡环！待至哀宗，无足为矣！按术虎高琪，初充护卫十人长，山职河问都总管判官，旋迁宿直将军，又除建州刺史，后因与宋人力战，奋勇有功，累官镇州防御使权元帅右都监，贞祐（金宣宗年号以公元1213为元年）初迁元帅右盟军，施被诏自镇州移军，守御中都，海战辄败，而术虎高琪以畏死竟擅杀权相胡沙里执中，宣宗赦其罪，且以之为左副元帅，并召示中外，曲为之说，以息术虎高琪专杀之议。顷拜平章政事。术虎高琪既乏功勋，亦无公望，邀功委过，爵位日隆，权威日重，中外吴之。臣有谏者，宣宗辄曰：“既委之权，安得不重？”自是益妬贤能，树党羽，窃弄威权。自作威福。孰拂其意，辄杖杀之。灭乱纪纲，祸害忠良。自此金室军国利害，无复敢言者。初息州透漏宋人，术虎高琪请伐宋，以广疆上。宣宗曰：“朕但能守租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讨？”术虎高琪谢曰：“今雨雪应期，皆圣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国，天下幸甚！臣言过矣。”其阿谀若是。然旋遗将经略南边。寻复诏罢兵，而自是与宋绝矣。半载以后，右司谏许古谏曰：“宋见吾势大，必坚守不出，我军仓猝无得，须还以就粮，彼役乘而袭之，使我欲战不能，欲迟不得，宋有江南策蓄之余，我止河南一路征敛之弊，可为寒心，愿陛下隐忍，远行止战，果通和好，则蒙古闻之，亦将敛跡，以为吾能掣肘故也！河南既得息肩，然后经略朔方，则陛下享中兴之福，天下赖涵养之庆矣！惟陛下略近功，虑后患，不胜幸拄！”宣宗命古草诏，以示宰臣。龙虎高琪曰：“辞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事遂寝。胥鼎再谏伐宋。术虎高琪曰：“大军已进，无复可议”其跋扈专权，有如是者。（金史术虎高琪传）
二、蒙古战略指导
当时中国，金扼中原，宋领江汉，夏据河西。三大势力，彼此烦轧，正好让蒙古坐收渔利。
初西夏结于辽而兴，每合辽以扼宋。辽亡金兴，西夏又依附女真，仍与赵宋敌对，顿收远交近攻之效。及至成古思汗称帝，西夏复转而藩服蒙古，仍欲师其故智，惟成吉思汗卧塌之旁不容酣睡。而实力固日益衰弱矣！居于江东之宋朝，与金世仇而不能雪耻，自南渡后，积弱不振，只能偏安江南，已无恢复中原之志，及金室末年，亦晚连衰飒，欲振无力，而金一般臣民却对宋轻视，惧北凌南，但对南部边将之自动侵扰宋边，金主却未尝不切责深戒。蓋金主深知蒙古新兴于朔北，日益隆盛，兵行万里，灭国四十，将及于己也。金亡必及于宋，故当时金夏宋三国，应唇齿相依，互为表里，惟蒙古却在暗中使人破坏三国之团结。
金哀宗守绪，固会围联南宋，结西夏，企图合踪以拒蒙古。然有术虎高琪擅权于内，蒙古威胁分化于外，兼以三国间，迄未建立共同谅解，故最后终为蒙古强敌各个击破。
成吉思汗知宋与金为世仇，久欲联宋以反击金国，因有西征之举，未及实现其理想，待其西征归来，于势必得先行击灭西夏，然后才可以运用大军，继续攻金，而联宋攻金之国正在念念不忘之中。
蒙古对于攻城作战，已知非万不得巳时，应避免强攻。因有对西夏攻城经验，对金黄河以北之攻城作战经验，城池可以用不攻而自破之法以驳之，即席AB5城以外各地，长期孤立而困之，城中粮尽，自然出降。惟此法旷日持久，为蒙古人所不能耐也。但对于席卷城池以外之各地，即对于城池所实行之包围迂回，则正是蒙古人之所擅长。成吉思汗不欲对金实行逐一城池之攻略战，故而想出由金国之侧背整个迂回以攻金之背后，甚至于与金之敌国联合，以孤立金国，假道于宋以攻金后等想法。
蒙古与金人为世仇，成吉思汗早有灭金之志。此次西征，大获全胜，班师归来，分封四子，岂有再容完颜立国之理，故于还和林之秋（即宋理宗宝庆元年成吉思汗二十年公元122五）即兴兵南下欲击灭西夏，盖伐西夏，乃攻金之前奏也。成吉思汗不幸于灭西夏途中病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