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胡适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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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节选)(6)

这个“古文死了两千年”的讣文出去之后,起初大家还不相信;不久,就有人纷纷议论了;不久,就有人号咷痛哭了。那号咷痛哭的人,有些哭过一两场,也就止哀了;有些一头哭,一头痛骂那些发讣文的人,怪他们不应该做这种“大伤孝子之心”的恶事;有些从外国奔丧回来,虽然素同死者没有多大交情,但他们听见哭声,也忍不住跟着哭一场,听见骂声,也忍不住跟着骂一场。所以这种哭声骂声至今还不曾完全停止。但是这个死信是不能再瞒的了,倒不如爽爽快快说穿了,叫大家痛痛快快哭几天,不久他们就会“节哀尽礼”的;即使有几个“终身孺慕”的孝子,那究竟是极少数人,也顾不得了。

文学革命的主张,起初只是几个私人的讨论,到民国六年(一九一七)一月方才正式在杂志上发表。第一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很和平的讨论。胡适对于文学的态度,始终只是一个历史进化的态度。故他这一篇的要点是: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后来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说的更详细:

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后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愚惟深信此理,故以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白话之文学,自宋以来,虽见屏于古文学,而终一线相承,至今不绝。……岂不以此为吾国文学趋势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吾辈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学之趋势,而强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文。此说不破,则白话之文学无有列为文学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将犹鄙薄之,以为小道邪径当不肯以全力经营造作之。……夫不以全副精神造文学而望文学之发生,此犹不耕而求获,不食而求饱也,亦终不可得矣。施耐庵、曹雪芹诸人所以能有成者,正赖其有特别毅力,能以全力为之耳。……

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陈独秀接着《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六年二月),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他说: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的特别性质是他的一往直前的定力。那时胡适还在美洲,曾有信给独秀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己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六年四月九日)

可见胡适当时承认文学革命还在讨论的时期。他那时正在用白话作诗词,想用实地试验来证明白话可以作韵文的利器,故自取集名为《尝试集》。他这种态度太和平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独秀答书说: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这种态度,在当日颇引起一般人的反对。但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反对即是注意的表示。

民国六年的《新青年》里有许多讨论文学的通信,内中钱玄同的讨论很多可以补正胡适的主张。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胡适六人轮流编辑。这一年的《新青年》(四卷五卷)完全用白话做文章。七年四月有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大旨说:

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方才算得真正国语。

这篇文章名为“建设的”,其实还是破坏的方面最有力。他说:

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儿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

……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这就是上文说的替古文发丧举哀了。在“建设的”方面,这篇文章也有一点贡献。他说:

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文学的人。

这篇文章把从前胡适,陈独秀的种种主张都归纳到十个字,其实又只有“国语的文学”五个字。旗帜更明白了,进行也就更顺利了。

这一年的文学革命,在建设的方面,有两件事可记,第一,是白话诗的试验。胡适在美洲做的白话诗还不过是刷洗过的文言诗;这是因为他还不能抛弃那五言七言的格式,故不能尽量表现白话的长处。钱玄同指出这种缺点来,胡适方才放手去做那长短无定的白话诗。同时沈尹默,周作人,刘复等也加入白话诗的试验。这一年的作品虽不很好,但技术上的训练是很重要的。第二,是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北欧的Ibsen,strindberg,Anderson;东欧的Dostojerski,Kuprin,Tolstoi;新希腊的Ephtaliotis;波兰的Sienkiewicz;这一年之中,介绍了这些人的文学进来。在这一方面,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

民国七年冬天,陈独秀等又办了一个《每周评论》,也是白话的。同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等出了一个白话的月刊,叫做《新潮》,英文名字叫做TheRenxissance,本义即是欧洲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这时候,文学革命的运动已经鼓动了一部分少年人的想像力,故大学学生有这样的响应。《新潮》初出时,精彩充足,确是一支有力的生力军。民国八年开幕时,除了《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之外,北京的《国民公报》也有好几篇响应的白话文章。从此以后,响应的渐渐的更多了。

但响应的多了,反对的也更猛烈了。大学内部的反对分子也出了一个《国故》,一个《国民》,都是拥护古文学的。校外的反对党竟想利用安福部的武人政客来压制这种新运动。八年二三月间,外间谣言四起,有的说教育部出来干涉了,有的说陈,胡,钱等已被驱逐出京了。这种谣言虽大半不确,但很可以代表反对党心理上的愿望。当时古文家林纾在《新申报》上做了好几篇小说痛骂北京大学的人。内中有一篇《妖梦》,用元绪影北大校长蔡元培,陈恒影陈独秀,胡亥影胡适;那篇小说太龌龊了,我们不愿意引他。还有一篇《荆生》,写田必美(陈),金心异(钱),狄莫(胡)三人聚谈于陶然亭,田生大骂孔子,狄生主张白话;忽然隔壁一个“伟丈夫”

趫足超过破壁,指三人曰,“汝适何言?……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留尔以俟鬼诛。”……

这种话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这篇小说的末尾有林纾的附论,说:

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这话说的很可怜。当日古文家很盼望有人出来作荆生,但荆生究竟不可多得。他们又想运动安福部的国会出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后来也失败了。

八年三月间,林纾作书给蔡元培,攻击新文学的运动:蔡元培也作长书答他。这两书很可以代表当日“新旧之争”的两方面,故我们摘抄几节。林书说:

……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弟年垂七十;富贵功名,前三十年视若死灰;令笃老,尚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马,班革命之说,弟闻之失笑。任公非劣,何为作此媚世之言?马,班之书,读者几人?将不革而自革,何劳任公费此神力?

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英之迭更累斥希腊,拉丁,罗马之文为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虽躬负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国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

且天下惟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误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则凡京津之稗贩皆可用为教授矣。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编》,《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以下论“新道德”一节,从略。)

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此书上后,可不必示覆;唯静盼好音,为国民端其趋向。……

林纾顿首

蔡元培答书对于“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一点,提出三个答案。但蔡书的最重要之点并不在驳论,——因为原书本不值得一驳,——乃在末段的宣言。他说:

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蔡元培自己也主张白话,他曾说:

我们中国文言同拉丁文一样,所以我们不能不改用白话。……虽现在白话的组织不完全,可是我们决不可错了这个趋势。(在北京高等师范国文部演说)

他又说:

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