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胡适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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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节选)(4)

那时三儿在旁边,正呆呆的望着公子的胸脯子,要看这回刀尖出彩;只听咕冬一声,他师傅跌倒了。吓了一跳,说,“你老人家怎么了?这准是使猛了劲,岔了气了;等我腾出手来扶起你老人家来啵?”才一转身,猫着腰,要把那铜镟子放在地下,好搀他师傅,这个当儿,又是照前噗的一声,一个弹子从他左耳杂眼儿里打进去,打了个过膛儿,从右耳朵眼儿里钻出来,一直打到东边那个厅柱上,吧哒的一声,打了一寸来深,进去嵌在木头里边。那三儿只叫得一声“我的妈呀!”——镗——把个铜镟子扔了,——咕咭——也窝在那里了。那铜镟子里的水泼了一台阶子,那镟子唏啷花啷一阵乱响,便滚下台阶去了。(第六回)

这种描写法,虽然不合事实,却很有诙谐趣味;这种诙谐趣味乃是北方评话小说的一种特别风味。

《七侠五义》也没有什么思想见地。他是学《水浒》的;但《水浒》对于强盗,对于官吏,都有一种大胆的见解;《七侠五义》也恨贪官,也恨强盗,——这是北方中国人的自然感想,——但只希望有清官出来用“御铡三刀”和“杏花雨”的苛刑来除掉那些赃官污吏;只希望有侠义的英雄出来,个个投在清官门下做四品护卫或五品护卫,帮着国家除暴安良。这是这些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的共同见解。但《七侠五义》描写人物的技术却是不坏;虽比不上《水浒传》,却也很有点个性的描写。他写白玉堂的气小,蒋平的聪明,欧阳春的镇静,智化的精细,艾虎的活泼,都很有个性的区别。第三十二回至第三十四回写白玉堂结交颜慎敏一节,又痛快,又滑稽,是书中很精彩的文字。书中有时也有很感慨的话,如第八十回写智化假装逃荒的,混入皇城做工的第一天:

按名点进,到了御河,大家按挡儿做活。智爷拿了一把铁锹撮的比人多,掷的比人远,而且又快。旁边做活的道,“王第二的,你这话计不是这么做。”智爷道,“怎么?”旁边人道,“俗话说的,‘皇上家的工,慢慢儿的蹭。’你要这么做,还能吃的长吗?”智爷道,“做的慢了,他们给饭吃吗?”旁边人道,“都是一样慢了,他能不给谁吃呢?”智爷道,“既是这样,俺就慢慢的。”

这种好文章,可惜不多见;不然,《七侠五义》真成了第一流的小说了。

《小五义》与《续小五义》有许多不通的回目,中间又有许多不通的诗,大不如《七侠五义》。究竟这种幼稚的本子是石玉昆的原本呢?或者,那干净的《七侠五义》大体代表石玉昆的原本而《小五义》以下是假托的呢?那就不容易决定了。《小五义》以下精彩甚少,只有一个徐良,写的还有趣。我们不举例了。

南方的讽刺小说都是学《儒林外史》的。《儒林外史》初刻于乾隆时,后来虽有翻刻本,但太平天国乱后,这部书的传本渐渐少了。乱平以后,苏州有活字本;《申报》的初年有铅字排本,附有金和的跋语,及天目山樵评语。自此以后,《儒林外史》的通行遂多了。但这部书是一种讽刺小说,颇带一点写实主义的技术,既没有神怪的话,又很少英雄儿女的话;况且书里的人物又都是“儒林”中人,谈什么“举业”“选政”,都不是普通一般人能了解的,因此,第一流小说之中,《儒林外史》的流行最不广,但这部书在文人社会里的魔力可真不少!一来呢,这是一种创体,可以作批评社会的一种绝好工具。二来呢,《儒林外史》用的语言是长江流域的官话,最普通,最适用。三来呢,《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

我们先说李伯元(常州人,事迹未详)的《官场现形记》。这部书先后共出了六十卷,全是无数不连贯的短篇纪事连缀起来的。全书的体例与方法,最近《儒林外史》。《儒林外史》骂的是儒生,《官场现形记》骂的是官场;《儒林外史》里还有几个好人,《官场现形记》里简直没有一个好官。著者自己说,他那部书是一部做官教科书:

前半部是专门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好叫他们读了知过必改。后半部方是教导他们做官的法子。如今把这后半部烧了,只剩得前半部;光有这前半部,不像本教科书,倒像部《封神榜》,《西游记》,妖魔鬼怪一齐都有。(第六十卷)

其实当时官场的腐败已到了极点,这种材料遍地皆是,不过等到李伯元方才有这一部穷形尽相的《大清官国活动写真》出现,替中国制度史留下无数绝好的材料。这部书的初集有光绪癸卯年(一九〇三)茂苑惜秋生的序,痛论官的制度:

……选举之法兴则登进之途杂,士废其读,农废其耕,工废其技,商废其业,皆注意于官之一字。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而无士农工商之劳者也。天下爱之至深者,谋之必善;慕之至切者,求之必工。于是乎有脂韦滑稽者,有夤缘奔竞者,而官之流品已极紊乱。

限资之例,始于汉代。……开捐纳之先路,导输助之滥觞。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者,直是欺人之谈!……乃至行博弈之道,掷为孤注,操贩鬻之行,居为奇货。其情可想,其理可推矣。沿至于今,变本加厉;凶年饥馑,旱干水溢,皆得援救助之例,邀奖励之恩。而所谓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穷,不至充塞宇宙不止!……

官者,辅天子则不足,压百姓则有余。……有语其后者,刑罚出之;有诮其旁者,拘系随之。……于是官之气愈张,官之焰愈烈。羊狠狼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国衰而官强,国贫而官富;孝梯忠信之旧,败干官之身;礼义廉耻之遗,坏于官之手。而官之所以为人诟病,为人轻亵者,盖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官场现形记》的主意只是要人人感觉官是世间最可恶又最下贱的东西。如卷四写黄道台的门房戴升鼻子里哼的冷笑一声,说:

等着罢,我是早把铺盖卷好等着的了。想想做官的人也真是作孽。你瞧他升了官,一个样子;今儿参掉官,又是一个样子。不比我们当家人的,辞了东家,还有西家,一样吃他妈的饭。做官的可只有一个皇帝,逃不到哪里去的!

又如卷八陶子尧对着堂子里的娘姨说他的官运,他说:

我们做官的人,说不定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在那里,自己是不能作主的。

新嫂嫂说:

难末大人做官格身体,搭子“讨人身体”差勿多哉……堂子里格小姐……卖拨勒人家,或者是押账,有仔管头,自家做勿动主,才叫做“讨人身体”格。耐笃做官人,自家做勿动主,阿是一样格?

陶子尧道:

你这人真是瞎来来!我们的官是拿银子捐来的,又不是卖身,同你们堂子里一个买进一个卖出,真是天悬地隔。

不过这个区别实在很微细。卷十四写江山船上的一个妓女龙珠对周老爷说:

我十五岁上跟着我娘到过上海一荡,人家都叫我清倌人,我肚里好笑。我想我们的清倌人也同你们老爷们一样。……

去年八月里江山县钱太老爷在江头雇了我们的船,同了太太去上任。听说这钱太老爷在杭州等缺,等了二十几年,穷的了不得,连什么都当了。好容易才熬到去上任。他一共一个太太,两个少爷,九个小姐。大少爷已经三十多岁,还没有娶媳妇。从杭州动身的时候,一家门的行李不上五担,箱子都很轻的。到了今年八月里,预先写信叫我们的船上来接他回杭州。等到上船那一天,红皮衣箱一多就多了五十几只,别的还不算。上任的时候,太太戴的是镀金的簪子;等到走,连那小少爷的奶妈,一个个都是金耳坠子了!钱太老爷走的那一天,还有人送了他好几把万民伞。大家一齐说老爷是清官,不要钱,所以人家才肯送他这些东西。我肚皮里好笑,老爷不要钱,这些箱子是哪里来的呢?……瞒得过我吗?做官的人,得了钱,自己还要说是清官,同我们吃了这碗饭一定要说是清信人.岂不是一样的吗?

周老爷听了他的话,气的一句话也说不出,倒反朝着他笑;歇了半天,才说得一句“你比方的不错”。

李伯元除了《官场现形记》之外,还有一部《文明小史》,也是“儒林外史式”的讽刺小说。

吴沃尧,字研人,是广东南海的佛山人,故自称“我佛山人”。当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时,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下省称《怪现状》)的第一部分就在《新小说》上发表。那个时候,——光绪癸卯甲辰(一九〇三——四)——大家已渐渐的承认小说的重要,故梁启超办了《新小说》杂志,商务印书馆也办了一个《绣像小说》杂志,不久又有《小说林》出现。文人创作小说也渐渐的多了。《怪现状》,《文明小史》,《老残游记》,《孽海花)……都是这个时代出来的。《怪现状》也是一部讽刺小说,内容也是批评家庭社会的黑幕。但吴沃尧曾经受过西洋小说的影响,故不甘心做那没有结构的杂凑小说。他的小说都有点布局,都有点组织。这是他胜过同时一班作家之处。《怪现状》的体例还是散漫的,还含有无数短篇故事,但全书有个“我”做主人,用这个“我”的事迹做布局纲领,一切短篇故事都变成了“我”二十年中看见或听见的怪现状,即此一端,便与《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不同了。

但《怪现状》还是《儒林外史》的产儿;有许多故事还是勉强穿插进去的。后来吴沃尧做小说的技术进步了,他的《恨海》与《九命奇冤》便都成了有结构有布局的新体小说。《恨海》写的是婚姻问题。一个广东的京官陈朝临有两个儿子:大的伯和,聘定同居张家的女儿棣华;小的仲蔼,聘定同居王家的女儿娟娟。后来拳匪之乱陈朝临一家被杀;伯和因护送张氏母女出京,中途冲散;仲蔼逃难出京。伯和在路上发了一笔横财,就狂嫖阔赌,吃上了鸦片烟,后来沦落做了叫化子。张家把他访着,领回家养活;伯和不肯戒烟,负气出门,仍病死在一个小烟馆里。棣华为他守了多少年,落得这个下场;伯和死后,棣华就出家做尼姑去了。仲蔼到南方,访寻王家,竟不知下落;他立志不娶,等候娟娟;后来在席上遇见娟娟,原来她已做了妓女了。这两层悲剧的下场,在中国小说里颇不易得。但此书叙事颇简单,描写也不很用气力,也不能算是全德的小说。

《九命奇冤》可算是中国近代的一部全德的小说。他用百余年前广东一件大命案做布局,始终写此一案,很有精彩。书中也写迷信,也写官吏贪污,也写人情险诈;但这些东西都成了全书的有机部分,全不是勉强拉进来借题骂人的。讽刺小说的短处在于太露,太浅薄;专采骂人材料,不加组织,使人看多了觉得可厌。《九命奇冤》便完全脱去了恶套;他把讽刺的动机压下去,做了附属的材料;然而那些附属的讽刺的材料在那个大情节之中,能使看的人觉得格外真实,格外动人。例如《官场现形记》卷四卷五写藩台的兄弟三荷包代哥哥卖缺,写的何尝不好?但是看书的人看过了只像看了报纸的一段新闻一样,觉得好笑,并不觉得动人。《九命奇冤》第二十回写黄知县的太太和舅老爷收梁家的贿赂一节,一样是滑稽的写法,但在那八条人命的大案里,这种得贿买放的事便觉得格外动人,格外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