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君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胡君的意思,以为一切主义,都不过是某时某地一种具体的方法转变来的,和吾们实际的需要未必能符;各有各的需要,各有各的方法;故说外来的主义是无用的。这话果然也很有道理。但是在今日世界,文化交通的时代,各社会的需要,渐渐日即日近,一地有效的主义,在他地也未必无效。吾们只能问主义之有效与否,不必问他是外来的或是自生的。况且所谓实际需要,也得有个解说。在因袭势力支配的旧社会,他的需要和那文化进步的社会,都是大不相同的。……中国今日所有的新需要,新问题,哪一件不是外来的思想主义所产生出来的么?如果胡君的话是专指不合现时用的那些极端主义而言,命题果然正确的多;但是亦有未尽然的地方。因为一切主义,都含有几种理想,其中有现时可适用的,有现时不可适用的;甲地可适用的,乙地不可适用的;极端的如是,温和的亦复如是:这是选择应用上的问题,和输入外来的主义无关。即如过激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等,其中不适合的地方,果然很多,有益处的地方也并非绝无。取长去短,以补他种主义之不足,亦未尝无效力可言。要在能否运行。研究他亦正不妨。若是概括以空谈外来主义为无用,未免有几分独断。
(三)胡君说偏向纸上的主义,有为无耻政客用来做害人的危险。胡君这种忧虑,是大可不必有的。因为主义进于鼓吹,已不限于纸上的了。人家受他的鼓吹,信奉他的主义,必定要问这种主义的内容和他的影响结果。无耻政客,决不能用来欺人的。……王揖唐讲社会主义,依然还是一个王揖唐主义,绝没有人去上他当的。至于假借名目,用来作陷害人的器具,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没有这些主义的时候,他们何尝少害了人呢?横竖吾们是他们眼中钉,有主义也罢,无主义也罢,总有一天拔去了他们才痛快。倒是吾们现时在研究商酌之中,不能自己确立一种最信奉的主义,标明旗帜,和他们短兵相接,是一件最抱憾的事罢。
吾现在再简单总括几句话:吾们因为要解决从人力车夫的生计,到大总统的权限;从卖淫到卖官卖国;从解散安福部到加入国际联盟;从女子解放到男子解放等等问题;所以要研究种种主义。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
三、附录李大钊先生“再论问题与主义”
适之先生:
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三十一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讲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一)“主义”与“问题”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有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虽没有什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灭。从前信奉英国的Owen的主义的人,和信奉法国Fouder的主义的人,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新团体。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组织了一个“新村”。这都是世人指为空想家的实验;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兴味的事实;都是他们同志中有志者或继承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团体,在那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社会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Owen派与Fourier派在美洲的运动,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就像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归于失败了。而Noeyes作《美国社会主义史》,却批评他们,说:Owen主义的新村落,Fourier主义的新团体,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几百万不曾参加他们的实验生活,又不是Owen主义者,又不是Fourier主义者,只是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只信社会有科学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还有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犹尚俨存。这日向的“新村”,有许多点像那在美洲新大陆上已成旧梦的新村。而日本的学者及社会,却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说,他们的企划中,所含的社会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来信,也说“此次东行,在日向颇觉愉快”。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际两方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新觉罗家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般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在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势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用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
(二)假冒牌号的危险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亚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书,人人都称赞他,却没有人读他。马查士留下了一部书,没有一个人读他,大家却都来滥用他。英人邦纳氏Bonar早已发过这种感慨。况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就难免假冒招牌的危险。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用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就有汪正大等来混用他的招牌。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词,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部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假冒牌号的人,我们越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正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三)所谓过激主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rn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游欧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害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Repub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什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的人造的。以后辗转传讹,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后来又听人说,他们把克鲁泡脱金氏枪毙了,又疑这话也是谣言。据近来欧美各报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无恙。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他们哪里知道B0lshevisrn是什么东西,这个名词怎样解释?不过因为迷信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把他译作“过激主义”,他们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着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看见先生们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他们就说先生是过激党。看见章太炎、孙伯兰政治论激烈一点,他们又说这两位先生是过激党。这个口吻,是根据我们四千年先圣先贤道统的薪传。那“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逻辑,就是他们唯一的经典,现在就没有“过激党”这个新名词,他们也不难把那旧武器拿出来攻击我们。什么“邪说异端”哪,“洪水猛兽”哪,也都可以给我们随便戴上。若说这是谈主义的不是,我们就谈贞操问题,他们又来说我们主张处女应该与人私通。我们译了一篇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又来说我们提倡私生子可以杀他父母。在这种浅薄无知的社会里,发言论事,简直的是万难,东也不是,西也不是。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他们乱给我们头衔,哪有闲工夫去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