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诗经》中的作品，产生的地域相当广袤，作者十分复杂，创作时间非常漫长。它是如何被编定、如何结集的呢？关于这个问题，一向有“王官采诗”说、“孔子删诗”说、“太师编诗”说三种解释。
第一节“王官采诗”说
《汉书·艺文志》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人对古代采诗情景的描述是十分生动的。如《汉书·食货志》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木铎，是一种木舌金铃；行人，即指采诗官员；徇于路，就是到处采集民歌的意思。刘歆《与扬雄书》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逌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逌人”也是采诗官。何休《春秋公羊传注》说得更明白：“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这就表明，在朝廷任命的专职采诗官员之外，还有“兼职”的民间采诗人。他们一方面为朝廷收集民歌民谣，一方面也解决了衣食问题。
先秦古籍中对“采诗”也有记载。《左传》鲁襄公十四年引《夏书》云：“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解释道：“《孟子》：‘王者之迹熄’……言王国无遒人之官，而诗遂亡矣。”以上的意思是，采诗官废止之后，诗歌就湮没无闻了，《春秋》这一部书就产生了。
这样看来，上古确实有采诗的制度，有这样一种制度的保证，三百零五篇诗的被网罗，就是很自然的事，何况据古书记载，古代还有献诗、献曲的事呢。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左传》襄公十四年记师旷语）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国语·周语上》）
“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礼记·王制》）
“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先王疾是骄也”！（《国语·晋语》记范文子戒赵文子语）
这些太师、公卿、在列者所献给天子或王者的诗，有的是自己创作的（如《大雅》、《小雅》中的一些作品），有的是民间采集来的风诗，还有一种，可能是各诸侯国之间相馈赠的。《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郑人贿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广车、车淳十五乘，甲兵备。凡兵车百乘，歌钟二肆，及其磬，女乐十八。”师悝、师触、师蠲都是著名的乐师，歌钟、磬，是乐器，女乐是会奏乐的女子。因为晋侯是诸侯的盟长，可以得到其他诸侯进献的乐诗，那么以周天子之尊，列国更应该向他献诗乐。所以各国的诗歌集中到周太师手中，是很正常的事。
曾经有许多人怀疑“王官采诗说”，其根据是在汉人的记述中，采诗的时间有暮春、有八月之说；采诗的方式有遒人采诗，也有年老无子之人采诗之别。因为说法不一，所以引起疑问。汉人距离春秋时期，至少也有五、六百年之久，虽然也许有些史料可作依据，但其中必会产生一些偏差。但是怀疑采诗之说的人，也还未能提出更有利于他们论点的证据。看来，采诗制度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内是确实存在过的。
第二节“孔子删诗”说
“孔子删诗”说始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班固承袭了《史记》的说法，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据这两段引文的意思，《诗经》不过是经孔子之手的诗歌选本而已。孔子删掉了重复的和不合于礼义的诗篇，留下了现存的三百零五篇。因为首倡此说的是令人尊敬的司马迁，所以有很多人相信孔子删诗说，如欧阳修、郑樵、王应麟、马端临等。
不过，在汉代和汉以后历代，又都有饱学之士如孔颖达、崔述、叶适、朱彝尊等纷纷对此提出质疑。归纳其理由，比较集中的是这么几点：
一、孔子自己没有说过删诗的话，这话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史记〉有后人窜入条》考证，《史记》曾被后人窜改过。孔子删诗之说，也可能是后人妄改的。
二、《史记》载孔子删诗，是在孔子自卫返鲁之后，当时孔子已69岁。在这之前，《论语》中已频频出现“诗三百”的字样，可见此数乃早已有之。
三、如果说孔子删诗的标准是只“取可施于礼义”者，那么现存于《仪礼》中的《肆夏》、《新宫》等诗，都曾被周王朝所采用，这些明明合礼的诗，《诗经》为什么不收呢？而现存于《诗经》中的那么多“郑卫之声”，孔子为什么不删削呢？可见此说难以成立。
四、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表示：“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馀篇，未可信也。”他认为，如果春秋时期真有三千多首诗，那么先秦古籍中所引用的诗，大都能在《诗经》中见到，少部分才是《诗经》中逸失的，而现在《诗经》只有三百篇，可见当时并没有那么多诗。所以司马迁的话是不足为凭的。
五、《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鲁叔孙穆子让乐工为他演奏各国风诗和《雅》、《颂》，其风诗和《雅》、《颂》的排列次序，和今传的《诗经》相同，而这时候的孔子不过八岁。
这样看来，“孔子删诗说”是站不住脚的。不过孔子对《诗经》的完善，的确是有贡献的。《论语·子罕》记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一向重视“礼”、“乐”，他专门学习并掌握了“六艺”，曾以“礼”、“乐”为职业，后来又向弟子们传授《礼》、《乐》。《墨子·公孟篇》云：“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孔子有可能调整了诗中的乐调，使之尽量合于原貌，即使“《雅》、《颂》各得其所”，订正了某些诗中的方言错字，使之合乎当时的书面语言——雅言。历史学家范文澜说孔子可能作了这样的工作：“保持原来的文献辞，删去芜杂的篇章……一些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诗篇，因孔子选诗而得以保存。”所以，说孔子对《诗》作过整理、校勘、“正乐”的工作，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节“太师编诗”说
郭沫若先生在《奴隶制时代·简单地谈谈〈诗经〉》中有这样一段话：《诗经》虽是搜集既成的作品而成的集子，但它却不是把既成的作品原样地保存下来。它无疑是经过搜集者们整理润色的。《风》、《雅》、《颂》的年代绵延了五六百年，《国风》所采的国家有十五国，虽然主要在黄河流域，但也远及于长江流域。在这样长的年代里面，在这样宽的区域里面，而表现在诗里的变异性却很少。形式主要是四言，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音韵差不多一律。音韵的一律就在今天都很难办到，南北东西有各地的方言，音韵有时相差甚远。但在《诗经》里面却呈现着一个统一性。这正说明《诗经》是经过一道加工的。
翻开《诗经》，我们会觉得郭先生的话是十分正确的。《诗经》时代，民间虽然也有三言、六言、七言诗，如《左传》昭公十二年：“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信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但《诗经》中主要还是四言的体式，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采薇采薇，薇亦作止”等。而更难得的是音韵的统一。那么对《诗经》进行大量的整理、加工的人是谁呢？这个问题也不好回答，因为在先秦史传中没有明确的记载。《诗经》的研究者们大多是从诗和音乐歌舞的关系、从诗的保管者的角度去推测、探求，认为整理、加工《诗经》的人，是太师和乐官。西周王朝为了巩固和发展封建领主制度的宗法国家，建立和谐安定的社会秩序，强调推广礼乐文化，于是就产生了制礼定乐的专职机构和专门的官员。《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大司乐的职责：“大司乐掌成均之法，而合国之子弟焉，……以乐德教国子……以乐语教国子，……以乐舞教国子……”在大司乐下设太师，太师是乐工之长，职掌制乐和传习诗乐。《周礼·春官》：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礼记·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都表明太师是诗歌的保管者，也是诗歌的教授者。《国语·鲁语下》有一段记载也很能说明问题：“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太师。”正考父是春秋时宋国的大夫，“商之名颂”即《商颂》，它实际上是宋人的作品，“校”字可释为“校正”、“校对”，也有人释为“效”，呈献之意。不管是说正考父到太师那儿去校对诗乐，还是正考父把诗献给太师，都说明太师的确承担了保管诗乐的工作。历史上著名的季札观乐的故事中，提到鲁叔孙穆子让乐工为他演奏的话，如果不是乐官和乐工们事先对诗乐进行了整理、编辑，乐工怎么可能有条不紊地进行表演？
孔子教训孔鲤：“不学诗，无以言。”可能当时一般上层社会的子弟，都通过学诗，提高社交的能力、口头表达的能力，以利于将来的参政、议政，而教授诗乐的，就是乐官——太师。所以太师和乐工们才是整理、加工、润色诗乐的主要人物。关于乐官和乐工们对《诗经》成书所起的作用，朱自清先生有一段很生动、详尽的解释：春秋时，各国都养一班乐工，像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别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算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谏、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亡失，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
这是关于各国太师、乐工保管、编辑《诗经》的说明。在这个工作中，周王朝的乐官所起的作用无疑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