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艺批评家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词子才人，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
它的意思是，像司马相如、班固、曹植、王粲这样著名的文学家，虽然在风格和艺术上各有擅场，但都接受了《诗经》和《离骚》的熏陶。《风》就是指《诗经》。《诗经》对后代文学的影响，主要在于它的讽谏精神和异彩纷呈的艺术手法。
第一节“刺美现事”的现实精神
在氏族公社时代，有一种很好的制度，那就是地位低的人向居上位者进谏、提意见。这种行为不但不被制止，反而受到鼓励。《淮南子·主术训》说：“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注曰：“书其善否于华表木也。”《史记》说得更详细：“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集解》：“应劭曰：‘旌，幡也。尧设之五达之道，令民进善也。’”如淳曰：“欲有进善者，立于旌下言之。”原始社会的这一好传统，对于缓和社会各阶层中的矛盾，起了很大的调剂作用，所以到先秦时代，它依然被保留下来，只是换了一种形式。
先秦时代的人们已隐约地认识到诗歌艺术的美刺作用，所谓“刺”，即作家对现实采取了暴露和批判的态度，而所谓“美”则是作家对于生活采取了歌颂的态度。
《周礼·春官·宗伯》记：“瞽蒙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郑注：“讽诵诗，主诵诗以刺君过。”这表明在周朝，诗是和讽谏（刺）联系在一起，并负担起了匡救时弊的社会功能。《国语·周语》记载的召公向厉王进谏时，列举“古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的史例，以及上文所举之《晋语》中范文子向赵文子说，古之王者：“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惑）也。”这些例子都表明当时诗所承担的讽谏任务。
《白虎通·谏诤篇》言：“人怀五常，故知谏有五：其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孔子最欣赏讽谏。讽谏就是《诗序》所说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郑玄笺“主文而谲谏”曰：“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孔颖达解释得更详尽：“本心主意，使合于宫商，相应之文播之于乐，而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闻之者足以自戒。”以诗来委婉地劝谕在上者改过，其实就是孔门倡导的诗教。
《诗经》中有许多是属于“以风刺上”的，也即“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这些诗篇还坦率地道出了写诗就是为了达到讽刺目的的主观情志：夫也不良，歌以讥之。（《陈风·墓门》）
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
是用作歌，将母来谂。（《小雅·四牡》）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
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
在《诗经》时代，诗人们已经比较自觉地把“美刺”看成是诗歌的主要职能，体现出诗人们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意愿，我们在“献诗陈志”、“赋诗明志”两节中，已经列举了一些这一类的作品，例如《硕鼠》、《新台》、《伐檀》等。“以风刺上”、“献诗陈志”，作为一种优良的创作传统，已被后人接受并发扬光大。
离《诗经》时代最近的大诗人屈原，他“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他面对楚国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局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他指斥当时群小专权，播弄朝政，以至国事日非：“众皆竞进而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而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而险隘”，暗示楚怀王昏庸无能，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之心。刘安《离骚序》称屈原的《离骚》“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就指出屈原这种忠于祖国人民、虽万死而不悔的精神。屈原的作品，包括《离骚》、《九歌》等，都是对楚国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他强烈的爱和恨，也都植根于祖国的土地。屈原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显然是直接受了《诗经》的浸染。
到了汉朝，汉武帝设立了专门的音乐机构——乐府，并派人深入民间采集诗歌，以“观风俗，知厚薄”，也即了解民情、民意，甚至根据“谣言单辞，轻易守”。这种作法就是对周代采诗制度的模仿和继承。这些采来的诗，用班固的话说，就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人们在诗中抒发各种感情、表达各种愿望，自然也包括对在上者的讽刺。所以余冠英先生在《乐府诗选序》中说：《诗经》本是汉以前的乐府，乐府就是汉以后的《诗经》。《诗经》以“变风”、“变雅”为精华，乐府以《相和》、《杂曲》为精华，同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里巷歌谣，同是有现实性的文学珠玉。
余先生对汉乐府和《诗经》之间承袭关系的分析，是很中肯的。
我们在《洋洋大观的〈诗经〉》一章中谈到《诗经》包蕴的现实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汉乐府也是如此。如《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苍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这首诗生动地反映了汉末社会动乱，民生倒悬，善良的百姓不得不铤而走险的现象，提出了“官逼民反”这一深刻的社会问题。他如《十五从军征》：“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这是以一个老兵的自述，揭露当时兵役制度的黑暗。汉代的兵役制度，据官方规定是：民年二十三为正卒，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五十免兵役。而民歌中的老兵却整整服了六十五年兵役，穷老归来，一无抚恤，他的晚景将是十分可悲的。《宋书》卷一百载沈亮对宋文帝说：“伏见西府兵士，或年几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可见历代的兵役制度，都存在着欺骗性，民歌讽刺这种社会现象，其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汉乐府中歌颂真挚的爱情、批判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婚姻的干涉、压迫的诗歌也和《诗经》中的情歌一样多、一样充满了艺术魅力，著名的如《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比起《诗经》中的《鄘风·柏舟》，《上邪》表达的情感似乎更为坚决大胆，更为火辣辣，表现了民歌中特有的感情质朴、鲜明的特点。
汉乐府民歌继《诗经》之后，在引导诗人们走向反映生活真实的道路方面起了不少作用。建安时代的“三曹”父子以及“七子”中的王粲、陈琳都发扬了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精神，以社会乱离、民生疾苦为描写内容。如曹操的《蒿里行》、《薤露行》，叙述了汉末军阀混战，兵燹遍地、民不聊生的状况：“白骨暴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被明人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送应氏》等等，都流荡着郁勃不平之气，体现了慷慨悲歌、激越高亢的时代特色。
唐代诗人更是自觉的学习《诗经》颂美刺事的精神，继承《诗经》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并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初唐的陈子昂，以开风气者的胸怀，在《修竹篇序》中坦言：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他高举“风雅兴寄”的旗帜，倡导诗歌的革新，在唐代诗坛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人元好问就曾高度评价陈子昂改革诗歌的重要意义：“沈宋驰骋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