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留学美国:我们的故事
12935700000013

第13章 走过苦难圆美梦/谭吴保仁(2)

“老伯,请您不要再赶我走,好吗?”那男同学恳切地说,“老伯,我十多年前就追求保仁,现在又在台北的人海中遇到她,这是缘分。请您成全我们。我会宝贝您的外孙女就像我自己亲生的一样,我会请律师为保仁办离婚,带她们到法国定居。”

父亲皱着眉头,一言不发。

我含着泪对他下逐客令:“你走!”可是,父亲看得出,我对他存有好感。

他走了以后,父亲劝我:“你可以选择你要走的路。我还是希望你带女儿去美国,一家人团聚。如果你去法国,德森不会让你把女儿带走。”

晚上,我问女儿:“这么多年没见到父亲了,你怎么想的?要不要去美国见父亲?”

女儿听去美国找父亲,高兴地雀跃,拉着我说:“我要到美国去见父亲,去美国见父亲!”

“好,去美国。”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答应女儿。

割断情丝,结束了那闪电般的再度相恋。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青梅竹马的恋人。听说,他至今未婚。——我并不亏欠他,但我感到亏欠他。他为什么不找一个比我更适合的女生?——留学,爱情;外省人,台湾人;多少情仇爱恨,多少悲欢离合!

终于,结束了比牛郎织女更苦的日子;终于,成了比孟姜女幸运的女人。但是,我还会时常想到他们,牛郎织女、孟姜女,虽然那只是神话故事。

我还要添一句,我把十年的离别之苦写得很短,我把初恋之情写得很淡,因为那太苦了;人生已经够苦的了,我希望“挥一挥衣袖”,不带走那年代北美留学生分离之妻内心比黄连更浓的苦涩。谁知道,那苦难的美国梦又在等着我。

在美国的日子里,我最敬佩的是王永庆。他是台湾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典范。每当在一筹莫展的困境中,我不由经常想到他的创业精神。

我们一家三口在美国团聚了。高兴的是女儿,她再也不用被人指着脊梁骂她没有爸爸。可是日子过得比在台湾苦。

德森拿出他从牙缝里省下来的辛苦钱,我们在黑人聚居的三街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因为那里租金便宜,而且治安很差,很少有人敢在那里开店,生意上的竞争少。

开张第二天,隔壁小店的老板娘王太太过来串门。她开店比我们早几个月。提起生意,她唉声叹气:“这里治安太差,警察也管不了。出了事,只要不是人命关天,警察半天都不来。”

“真的?”我很吃惊。

“那些小偷、强盗很猖狂,警察拿他们没有办法。”王太太直摇头。

“警察没有办法?”我很担心,“美国怎么是这样的?”

“美国讲人权,对惯犯处罚往往太轻,对普通老百姓处罚常常太重。”王太太告诉我,她是从香港来美国留学的,学教育,她说,“我们邻居打了几下小孩,有人报警。警察马上就来,说是虐待儿童,把母亲抓去,小孩由专门的机构代管。”

“那怎么办?”

“好在她没钱,政府还得为她请律师,为她支付所有的费用。如果是小康人家,律师费至少几万美元。受罪啊!”看我说不出话来,王太太接着说,“所以家长很难管孩子,老师很难教孩子。如果周围环境差,孩子很容易学坏。美国犯罪率想不高也难。”

管教孩子,这不难。虽然孩子一个又一个出生,生活清贫,我从来也不把气出在孩子身上,从来也不打孩子。可是这环境……果然,我和德森开始了在枪口下讨生活的日子。虽然店里装上和警察局相连的报警器,可是不时会有游手好闲、身强力壮的男男女女到店里,满口脏话,顺手拿了货物就走。

“不要拿。我们是穷人,家里还有孩子,一家人就靠这吃饭。”我求他们。他们理也不理。

一天上午,我一个人管店,突然莫名其妙被棍子打昏。在医院里醒来时,大女儿放声大哭。

我说:“美筠不哭。”

女儿泪流满面地说:“妈妈,你还痛吗?那坏人为什么这样可恶?”

我轻轻抹去她的眼泪,说:“因为他们不好好读书。好的工作不会做,差的工作不肯做,就去做坏事!”

“妈,我一定好好读书。将来找一份好工作,赚钱养你和爸爸。你们再也不要在坏人区开店了。”

我的眼泪流出来了。

女儿帮我擦眼泪:“妈妈,不要难过。”

“妈妈不是难过,”我露出微笑,“你这样孝顺,这样上进。妈妈高兴。”

从此,美筠发奋读书。刚从台湾到美国的时候,女儿英文不行,10岁的她从三年级留级到一年级。她努力补英文,暑假也上暑期英文班,很快追上去,成绩优秀,一路跳级。后来,她17岁从柏克莱加州大学毕业,又进了全美著名的大公司Northrop Grmman,不断被提升,进入公司最高的管理阶层,担任总裁。这是后话。

我被打昏的时候,店里的钱被抢了,货物也被拿走。所幸没有留下后遗症。最危险的一次,几个年轻人进店,有一个上来就卡住德森的脖子,用枪对着他的头。我被吓得魂飞魄散,慌忙中按下报警器。也是德森命大,匪徒听到有警车的响声,放开德森逃跑了。老天,这过的什么日子?生存为什么这样难?

有一天,天色暗了,我们把店门关上在店里清点货物。没想到,有几个强盗破门而入,拿着手枪对着我和德森,明目张胆来抢钱。他们拉开收银箱,仿佛是他们自己的钱箱。我急得眼泪都流出来,哭着说:“不要拿钱。家里的孩子还等着吃饭。”

德森还来不及阻止我,他们已用枪指着我恶狠狠地说:“闭上你的嘴!”手法熟练地掏光了钱,大摇大摆走人。等警察来,他们早就逃得不见踪影。我和德森还在那里吓得直抖,暗暗庆幸我们再一次大难不死。

迟到的警察唯一的任务是记录我们讲述事件的经过。警察每次都不忘一再叮嘱我们,钱和货物任强盗拿,免得被开枪打伤打死。——这是警察保护我们的主要方法,他们是一片好心。可是他们说得轻巧,并不关心穷人赖以活命的钱被白白掠夺了,也不管我们除了自认倒霉,得不到任何补偿。王太太曾告诉我:“只要不死人,警察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在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这是美国吗?我很想大声说:“警察先生,你们是干什么的?店里发生的偷抢没有一件破案。”——可是破了案又怎样?他们是穷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进出监狱是家常便饭,警察局挂了号的。唉,乱世用重典,这在美国行不通。

不久,刺耳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的警号声,呜啦呜啦,尖叫着由远而近。出事了,对面酒店的老板被枪打死了。血淋淋的场面,我不敢走近,远远的只见老板蒙着白布,从店里被抬走。

那天晚上,我和德森久久不能入睡,被酒店老板死于非命吓坏了,一直在讨论我们的小杂货店怎么办。开下去吧,不知道哪天把命送了;不开吧,生活靠什么?在没有结论的迷迷糊糊中,我们睡着了,不久又醒来。几个晚上都睡不好。德森的压力更大,从此落下了高血压的病。

店是不能再开下去了,可是也不能马上关门断了生计。提心吊胆,骑马找马,到处找人卖店。终于赔本把店卖掉了。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找到一家待售的咖啡店小生意,把杂货店卖掉,买下咖啡店。为了安全,也为了女儿上学方便,我们在旧金山中国城租了一个很小的睡房,只放得下两张床,一张是窄的双人床,一张是女儿的小床。

再也不用担心随时可能有人闯入店里,用枪指着我们的脑袋。想想王永庆卖米起家的故事,我和德森力求店里的咖啡和食品价廉味美,招呼客人热情周到。嘿,上门的客多了,生意在我和德森的用心经营下,有了起色。咖啡店生意虽然很累,却本小利大。渐渐地,我们赚的钱多了,就再开咖啡店。后来学习美国的连锁店,一连开了十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