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陈荣捷在《中国哲学资料》第646~653页收集了朱熹与佛教之间的一些辩论材料。加伦·萨尔让（Galen Sargent）在《朱熹的排佛》（Tchou Hi contre le Bouddhisme）中认为，朱熹根据本人的主张排批佛教，其批判是不令人满意的；他说，朱只是宣称佛教的观点错了，而没有适当探索佛教的哲学体系或它的逻辑方法。
[11]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第575~576页。
[12]朱熹和吕祖谦：《近思录》，第287页。
[13]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第653页。
[14]伊霈霞：《宋代中国的家族和财产》，第230、267页。
[15]伊霈霞指出这种修订，同上，第267页注60，第325页。
[16]余继登：《典故纪闻》，第134~135页。（参见中华书局1981年7月———译注）
[17]清代评论者希望纯化借用佛教的理学传统，这样做势必竭力否定佛教对明初思想家如陈献章影响的证据，例如，全祖望：《鲒埼亭集》，第295页。这种否定只是表明以这样一种模糊化的方式叙述佛教影响有持续的压力。
[18]艾南英：《历试卷自叙二》（作者给他多年科举文论写的序言），收在《艾千子先生全稿》。
[19]邹袭：《重修淳义寺记》（1498），收在《平原县志》（1748），卷10第50页上。（参见台湾影印中国方志丛书，山东省《平原县志》，清乾隆十四年刻本———译注）
[20]Ch’ien，Edward：Chiao Hu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Confucian Orthodoxy（《焦竑和儒家正统的重构》），第28~29页。[21]王阳明：《王阳明全书》（日文版），卷6，第482页。（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译注）
[22]冯由，陕西大儒冯从吾的父亲，他一直坚持写作；参见冯从吾：《关学编》之编者序言，第1页。
[23]王阳明：《王阳明全书》（日文版），卷6，第485页。
[24]例如，反对佛教的顿悟说（王阳明《传习录》，第91页）；他指责佛教的僧侣主义与宗法伦理相冲突（《袁宏道集笺校》，第1217页）；他认为佛教对儒家教育产生有害的影响。（Meskill，Academies in Ming China，第74页）。
[25]例如，张瀚《松窗梦语》，卷7第13页上。（张在该卷《风俗纪》中引秦少游语曰：“杭俗工巧，羞质朴而尚靡丽，人颇事佛。”然后评论：“今去少游世数百年……若事佛之谨，则斋供僧徒，装塑佛像，虽贫者不吝捐金，而富室祈祷忏悔，诵经说法，即千百金可以立致，不之计也。”———译注）
[26]《南宫县志》（1559），卷2第8页上。（参南宫邢氏求己斋1933年影印本，卷之二，建置第二，寺观———译注）
[27]《四库全书总目》，卷132第10页上。（参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三，子部，杂家类，《续说郛》曰：“正、嘉以上，淳朴未漓，犹颇存宋元说部遗意。隆、万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侈称卓老，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幽尚……”———译注）
[28]参见，例如李贽对朱熹指责异端的评价，收在他的《焚书》卷一《复邓石阳》书信中：“弟异端者流也，本无足道者也。自朱夫子以至今日，以老佛为异端，相袭而排摈之者，不知其几百年矣。弟非不知，而敢以直犯众怒者，不得已也……”第12页。
[29]李贽：《初谭集》，作者之序言，第1页。
[30]李贽：《续焚书》，第66页（原作166页，疑误，今正之）。
[31]参李贽：《焚书》，第166页，“学道之人”。
[32]《袁宏道集笺校》（1981），第1225～1226页。
[33]《袁宏道集笺校》（1981），第1290页。
[34]屠隆：《娑罗观清言》，第11页。房兆楹写的屠隆传记收在《明人传记辞典》，第1324-1326页。该传强调屠隆参与道教，牺牲了他作为像李贽那样把佛教和士绅生活结合的发言人更大的名声，同时代人常常把他的名字和李贽联系在一起。[35]屠隆：《白榆集》，卷1第14页上，卷5第77页下、第15页上，卷6第7页下，卷8第15页上，卷19第18页下；屠隆：《娑罗观清言》，第4页；《阿育王山志》（1619），卷7第1页上。有一篇.参访澄照禅院的缩写的文章，收在《娄县志》（1788），卷10第20页上、下。
[36]关于王贞焘的崇拜，参见瓦特纳（Waltner）：《昙阳子和王世贞》（“T’an-yang-tzu and Wang Shih-chen”），参见第107页；吕景琳：《李贽与明末三教合一思潮》，第235～236页。屠隆让一个儿子与汪贞焘的另一个门徒沈懋学的女儿结亲。（注意此间所引页码乃文章所载的出版刊物的页码。又据吕景琳，万历初年，江苏太仓大官僚王锡爵之女王贞焘诡称得道，号昙阳大师，自谓观音教主。当时达官名流如王世贞、王世懋、管志道、瞿汝稷、沈懋学、张安定等都皈依受教，其父礼部侍郎王锡爵亦奉道称弟子———译注）
[37]屠隆：《娑罗观清言》，第1页。（参《丛书集成新编》第90卷———译注）
[38]屠隆：《续娑罗观清言》，第18、20、21页。
[39]例如，《袁宏道集笺校》（1981），第694页。
[10]“三教合一”的概念在卜正民的《融合论再思考》（Rethinking Syncretism）中作了更加彻底的考察。
[41]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第193页。（何认为，对于“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常多”的现实，有“王者之刑赏以治其外，佛者之祸福以治其内，则于世教岂小补哉？而儒者尝欲合而轧之，是真何理哉！”———译注）
[42]参卜正民：《融合论再思考》（Rethinking Syncretism）。
[43]张景春：《吴中人物志》，卷12第15页上（原作25页上，误，今校正。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97册传记类———译注）
[44]于慎行：《谷山笔尘》，第201页。
[45]屠隆：《白榆集》，卷8第18页；焦竑：《支谈》卷中，第6页上；洪应明：《菜根谭》，第45页。
[46]洪应明：《菜根谭》第43、45页。取自荀况的这个词语在《荀子文选》（英译本）中有翻译，第20页。
[47]引自吕景琳：《李贽与明末三教合一思潮》（载于《中国文化集刊》第1辑，第230页）。薛大春是具有诗人济慈式（Keatsian）风格的泰州学派人物，他表达了同样的观念。他的传记作者焦竑称赞他说：“世之黜二氏者，未知二氏也，且又不知孔孟。学贵发明自性，何论异同哉？”参见彭际清：《居士传》，卷38第4页下。
[48]引自吕景琳：《李贽与明末三教合一思潮》，见于《中国文化集刊》第1辑，第232页。陶望龄是后期泰州学派的支持者，他也观察到当时这些学佛的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为这“良知”二字所吸引。葛兆光在《禅宗与中国文化》第17页中有引证。
[49]王畿：《三教堂记》，见于《龙溪先生全集》，卷17，第8页上、下。
[50]李贽：《龙溪先生文录钞序》，见于《焚书》，第18页。
[51]屠隆：《白榆集》，卷8，第18页上、下。
[52]屠隆：《白榆集》，卷5，第25页～27页。
[53]林兆恩：《三教无遮大会》，第1页下。（这段文字在柏林[Berling]：《林兆恩的三一教》[The Syncretic Religion of Lin Chao-en]中作了不同翻译，第218页）无遮大会是梵语Pancavarsikaparisad的汉译，这是每五年一次的佛教斋戒布施大会的名称，是阿育王为表示忏罪而创立的制度。林兆恩的文章开头，一位弟子询问这个佛教术语的意义，林回答说，他不知道，他唯一关心的事是清除三教的界限或隔阂。
[54]林兆恩：《真我昌言》第1页上。（“昌”字原作“常”，误，今正之———译注）
[55]李贽的一篇文章用这个词语作为它的题目（即《三教归儒说》），《续焚书》第75-76页；也参见第13页。对这篇文章作简短的评论，参见狄百瑞编《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会》第210～211页。
[56]焦竑：《支谈》卷上，第4页上。焦竑正在响应宋代哲学家陆九渊所用的一个词语的转用，他大胆地宣称“六经注我”，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第580页。王阳明以一种相似的程式表述，说六经对一个理解了万物之理的人来说“只是一个阶梯”，这无论如何“备于我心”。《王阳明全书》（日文版）卷一，第474页。
[57]林兆恩：《三教合一大旨》，第6页下，第7页下。朱迪思·伯林（Judith Berling）在她研究林的著作中提出了类似的主张，认为林的基本倾向是儒教的。参见《林兆恩的三一教》，第143、238页。
[58]牟复礼（Frederick Mote）在《剑桥中国明代史》（CHOC）中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关于明政权宪制上致命的弱点的解释，第358～370页。
[59]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第28页。
[60]入世与出世之间的紧张贯穿在激活袁黄道德分别的思想之中，这受到泰州学派的欢迎，参见包筠雅英译《功过格》，第112～113页。
[61]《神宗实录》卷183第6页下（万历十五年二月，戊辰），卷187第9页上（万历十五年六月，庚午）。这些记载引自吴因明《晚明江南佛学风气与文人画》第58页，尽管后一记载不准确地引用卷186。酒井忠夫的文章“Confucianism and Popular Educational Works”（《儒学与大众教育工作》，收入狄百瑞编《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第338～339页）中翻译了前一记载的另一部分，可是酒井把日期弄错到1588年。
[62]张问达之疏劾在《神宗实录》中有提要，卷369第11页上～12页上（万历三十年，闰二月，乙卯）。这份疏劾打动了下一代的心弦，因为这篇文献是17世纪学者的文章中流行最为广泛的关于晚明记载的钞本。（原作14页下，今参“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影印本，《明实录》第59册———译注）
[63]焦竑，《国史经籍志》，在《明代思想史》中引用，第268页。（参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7册第294页———译注）
[64]焦竑在南京学术界的地位，黄宗羲的著作《明儒学案》中提到，第197页。
[65]《袁宏道集笺校》（1981），第1561页。
[66]《四库全书总目》卷132，第10页下。
[67]关于王嗣奭的资料来自《宁波府志》（1846），卷26第24页下；序言参见他的《管天笔记外编》，传记见他的《读易增校》首卷，第2页。
[68]王嗣奭：《管天笔记外编》，卷2第26页上。
[69]王嗣奭：《管天笔记外编》，卷2第55页上。
[70]王嗣奭：《管天笔记外编》，卷2第64页上。
[71]王嗣奭：《管天笔记外编》，卷2第49页下。
[72]王嗣奭：《管天笔记外编》，卷2第71页上。
[73]王嗣奭：《管天笔记外编》，卷2第63页下。
[74]王嗣奭：《管天笔记外编》，卷2第53页下、63页下～64页上。
[75]刘宗周：《人谱》，卷1第11页上，引自包筠雅英译《功过格》第134页。（参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丛书集成新编》第22册，则为《人谱续编三》第17页上。———译注）刘宗周接受那种不太明显是佛教的修持；例如，像许多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他赞成“静坐”就可以理解儒家经典的真理；参见《明代思想史》第331页。
[76]黄宗羲：《明儒学案》，第260页（此为秦家懿[Julia Ching]所译黄宗羲《明儒学案》的页码———译注）。
[77]引自伊恩·美克慕兰（Ian McMorran）：《王夫之与理学传统》，第428页。顾宪成并没有使他对泰州学派内部佛教影响的批判曲解他对王阳明修正儒家传统的推崇，注意到这一点也许是有益的；参见，例如，顾宪成的《四书讲义》第12页上、下，14页下。
[78]关于颜元的态度，参见他的《存人编》，卷2第1页下～8页上。在艾尔曼（Elman）《从理学到朴学》第51页提及颜氏对佛教的批判。
[79]施特鲁韦（Struve）的著作《清初黄宗羲的思想遗产》，很有技巧地分析了黄宗羲与王阳明思想的关系，第86页及随后两页。
[80]例如，在他关于邓元锡的个案研究中；参见《明儒学案》下卷，第44～47页。
[81]狄百瑞：《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会》，第4页；参秦家懿（Julia Ching）所译黄宗羲《明儒学案》同一段文字的译文，《明儒学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