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何尚之常与义学高僧往来交游，谈论佛理，表现出很深的佛学造诣。晋宋之际，竺道生的“顿悟”学说影响甚著，谢灵运等世族名士相继著论阐发，宋文帝予以倡导，何尚之追随时流，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高僧传》卷八《义解五·齐京师灵根寺释法瑗传》载法瑗曾随道场寺慧观法师习业，“笃志大乘，傍寻数论。外典坟素，颇亦披览”。“后文帝访觅述生公顿悟义者，乃敕下都，使顿悟之旨，重申宋代。何尚之闻而叹曰：‘常谓生公殁后，微言永绝。今日复闻象外之谈，可谓天未丧斯文也。’”何尚之如此激赏法瑗“顿悟义”，除了迎合宋文帝，也表明他个人对这一佛学理论的兴趣。其实，何尚之与法瑗的老师慧观法师早有深入交流，《高僧传》卷七《义解四·宋京师道场寺释慧观传》载慧观师从庐山慧远和后秦鸠摩罗什，“访核异同，详辩新旧，风神秀雅，思入玄微”，又通玄学，善诗文，著有《辩宗论》、《论顿悟渐悟义》、《十喻赞序》等，“琅邪王僧达、庐江何尚之，并以清言致款，结赏尘外”。何尚之与慧观交往，必然会受到其顿悟学说的影响。又，据《高僧传》卷七《义解四·宋淮南中寺释昙无成传》，昙无成早年师从鸠摩罗什，后徙淮南，“《涅槃》、《大品》常更互讲说，受业二百余人。与颜延之、何尚之共论实相，往复弥晨。成乃著《实相论》，又著《明渐论》”。何尚之与昙无成“共论实相”，自然涉及精深的佛学义理问题。《高僧传》卷七《义解四·宋山阴天柱山释慧静传》载慧静“始游学庐山，晚还上都进业。解兼内外，偏善《涅槃》。初止治城寺，颜延之、何尚之并钦慕风德”。由以上诸例，可见何尚之在佛学方面，除了关注“顿悟义”，多与精于《涅槃》、《大品》诸经的法师交游，说明他在这方面也颇具修养。何尚之著有多篇阐述佛理的文章，其目录见于《出三藏记集》卷一二所辑《宋明帝敕中书侍郎陆澄撰法论目录》，如颜延之《书与何彦德论感果生灭》（五往返），这是何、颜二人就“感果生灭”连续五次展开讨论，尽管其文已无存，但可以推测，大致涉及佛教因果报应及神灭与否等问题[8]；又载有何尚之的《断家养论》。何尚之在玄学方面造诣甚深，当时宋文帝设儒、玄、史、文“四学”，命何尚之主持玄学[9]，《宋书》本传称其“雅好文义，从容赏会，甚为太祖所知”，他以良好的玄学修养阐释佛理，即所谓以“清言致款”，有助于玄、佛之交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何尚之借助其地位与财富，资助佛经翻译。东晋以来，江东佛教传播的显著特点表现为玄、佛交融、互渗，而在佛经翻译上，则远不如北方之后秦及诸凉。及至晋宋之际，这一情况始有改观，可谓南朝佛教的新局面。何尚之积极参与其间，据《出三藏记集》卷九慈法师《胜鬘经序》所言，元嘉十二年，有天竺沙门功德贤，携带这一佛经梵文本，东游建康，住祇洹寺，“招学钻访”，有意译制此经，“于时有优婆塞何尚之，居丹阳尹，为佛法檀越。登集京辇敏德名望，便于郡内请出此经。既会贤本心，又谨传译，字句虽质，而理妙渊博，殆非常情所厝虑”。这次丹阳译经僧众达数百人，除《胜鬘经》，还有《楞伽经》，梵汉对译，反复研究，颇得其妙。[10]
由上所述，可见何尚之作为刘宋时期庐江何氏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佛教信仰上继承了其家族文化的传统，与他们一样崇修寺塔、交结高僧，更严格地遵奉斋戒。不仅如此，他在玄、佛义理交融和佛学热点问题的探究方面，则有更深入的进展和创获，并且组织、资助译经，这都有过于其前辈。而这正体现了佛教与中国本土士大夫文化结合的进程。特别在当时针对佛教发展政策出现争议的关键时刻，何尚之向宋文帝进言，坚定了他以佛教“济俗资治”的信念，与何充一样，成为当时重要的“护法”之士。
二、玄、佛交融：齐、梁之际何氏诸位隐逸之士与佛教之关系
与晋、宋时期相比，齐、梁以降，庐江何氏家族子弟的仕途宦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积极入仕、致力事功者减少，主要依然凭借门第背景及其与历代皇族的婚姻关系，维持着其门户地位[11]。随着其主要代表人物仕进热情的下降，何氏出现了几位当时最为著名的隐逸之士。何氏如此，当然与晋宋以来门阀世族的衰落及其军政上必然式微的历史趋势密切相关，但庐江何氏表现得如此典型，自然有其特殊的家族文化背景。何氏素有崇尚隐逸的传统，东晋的何准便是一个著名的“高士”。究其根源，自东晋以来，何氏门风玄化，此后世代崇尚玄学，在老、庄之学的影响下，其名士“诞节”尚隐，确不为怪[12]；另一方面，与东晋以来玄、佛思想深入交融的过程中的大趋势一致，“高士”无不受到佛教思想的熏染，何氏家族世代“奉佛”，精研佛理，其隐逸当然与佛教影响存在深层的关联。
齐、梁时期，何氏隐逸高士不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何尚之的三个孙子———何求、何点和何胤。《南史·何尚之传附何胤传》载：“（何）胤以会稽多灵异，往游焉，居若邪山云门寺。初，胤二兄求、点并栖遁，求先卒，至胤又隐，世好点为‘大山’，胤为‘小山’，亦曰‘东山’。兄弟发迹虽异，克终皆隐，世谓何氏三高。”
何求，据《南齐书》卷五四《高逸传》，何求于刘宋泰始年间拒仕归隐，“仍住吴，居波若寺，足不逾户，人莫见其面”。后宋明帝崩，何求“出奔国丧，除为司空从事中郎，不就。乃除永嘉太守。求时寄住南涧寺，不肯诣台，乞于寺拜受，见许。一夜忽乘小船逃归吴，隐虎丘山”，永明七年去世。何求先因避仕居于波若寺、南涧寺，后隐居于吴郡虎丘山。虎丘山自东晋以来一直是佛教的一个中心，先后有竺道壹、支昙龠、竺道生、释昙谛、释僧璩、释僧若、释僧旻等高僧皆曾居于此地，弘扬佛法[13]。何氏自南渡以来，世居吴地，旧宅祖坟皆在此，渊源甚深[14]。何求隐于虎丘寺，当然会与诸多高僧密切接触，致力佛学研究。
何点，《梁书》卷五一《处士·何点传》载其“容貌方雅，博通群书，善谈论。家本甲族，亲姻多贵仕。点虽不入城府，而遨游人世，不簪不带，或驾柴车，蹑草屩，恣心所适，致醉而归，士大夫多慕从之，时人号为‘通隐’”。何点的言行具有典型的魏晋任诞名士的特征，“性通脱”，戏弄追逐名利的权贵，如王俭、褚渊参与易宋建齐，齐时二人为宰相，何点说：“我作《齐书赞》，云‘渊既世族，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遑论国家。’”王俭听说后，欲与他见面，何点不予理会。齐豫章王萧嶷曾拜访他，“点从后门逃去”。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年轻时拒绝祖父何尚之为其娶琅邪王氏女，而其年老，竟娶隐士孔嗣女，“点虽婚，亦不与妻相见，筑别室以处之，人莫喻其意”。《南史·何尚之传附何点传》载：“时人称重其通，号曰‘游侠初士’。”梁武帝曾召其入宫，赠以诗酒，欲任为侍中，他竟捋帝须曰：“乃欲臣老子。”可见其名士本色。不过，与魏晋名士不同的是，他又笃信佛教，常与义学高僧往来，谈论佛理，《南史·何尚之传附何点传》载其事云：
点门世信佛，从弟遁以东离门园居之，德章为筑室焉。园有卞忠贞冢，点植花于冢侧，每饮必举酒酹之。招携胜侣，及名德桑门，清言赋咏，优游自得。
他常隐居于佛寺。《梁书》本传载：“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见之，点时在法轮寺，子良乃往请，点角巾登席，子良欣悦无已，遗点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珰。”他也住过京师南涧寺，与兄何求同隐于虎丘山及石佛寺等。关于他与高僧讨论佛理，《高僧传》卷八《齐京师中兴寺释僧印传》载僧印精于《三论》、《法华》、《涅槃》诸经，“宋大明中，征君何点招僧大集，请印为法匠，听者七百余人”，这是他主持宣扬佛学的大规模法会。又同书同卷《齐上定林寺释僧远传》载僧远法师气局高远，“庐江何点、汝南周颙、齐郡明僧绍、濮阳吴苞、吴国张融，皆投身接足，谘其戒范”，《续高僧传》卷六《义解篇二·梁杨都湘宫寺释昙准传》载昙准南渡，何点“到房接足，伸其戒诰”。《梁书》本传载何点曾讲论佛理：
点少时有尝患渴痢，积岁不愈，后在吴中石佛寺建讲，于讲所昼寝，梦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梦中服之，自此而差，时人以为淳德所感。
可见他在吴地石佛寺设有讲坛。又，《南史·何尚之传附何点传》载：
永元中，崔慧景围城，人间无薪，点悉伐园树以赡亲党。慧景性好佛义，先慕交点，点不顾之。至是乃逼召点，点裂裙为袴，往赴其军，终日谈说，不及军事。其语默之迹如此。[15]
崔慧景为齐末武将，曾起兵反齐东昏侯，《南齐书》卷五一《崔慧景传》载其：“性好谈义，兼解佛理，顿法轮寺，对客高谈。”他仰慕何点之风仪，逼其谈论，这也说明何点在佛学方面确实有其独到的见解。
何胤，《梁书·处士·何胤传》载其学兼内外，“师事沛国刘献，受《易》及《礼记》、《毛诗》；又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其业皆通。而纵情诞节，时人未之知也；唯献与汝南周颙深异之。”他“注《易》，又解《礼记》，于卷背书之，谓之《隐义》”。永明年间，受齐竟陵王萧子良之命，负责撰定新礼，子良“置学士二十人，佐胤撰录”，其官至中书令。然而，何胤素有隐遁之志，《梁书》本传载：
胤虽贵显，常怀止足。建武初，已筑室郊外，号曰小山，恒与学徒游处其内。至是，遂卖园宅，欲入东山……胤以会稽山多灵异，往游焉，居若邪山云门寺。
会稽若邪山，又作若耶山，是东晋以来江东名僧与隐士云集之地，其地所谓“多灵异”，不唯指自然，而且包括英俊人物[16]。何胤隐逸，屡住名寺，如先居若耶山云门寺，晚年返吴，住虎丘寺，并讲说佛理。《梁书》本传载：
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寿，乃移还吴，作《别山诗》一首，言甚悽怆。至吴，居虎丘西寺讲经论，学徒复随之，东境守宰经途中，莫不毕至。胤常禁杀，有虞人逐鹿，鹿径来趋胤，伏而不动。又有异鸟如鹤，红色，集讲堂，驯狎如家禽焉。
可见其在虎丘西寺“讲经论”、行佛戒的情形。关于何胤讲论佛法，《南齐书》卷四四《徐孝嗣传》载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好佛法，使孝嗣及庐江何胤掌知斋讲及众僧”。《梁书》卷三七《谢举传》载：“举少博涉多通，尤长玄理及释氏义。为晋陵郡时，常与义僧递讲经论，征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此。”《南史》卷二○《谢弘微传附谢举传》又载大同年间，谢举吴郡太守，“曾要何征君讲《中论》，何难以巾褐入南门，乃从东园进。致诗往复，为《虎丘赋》题于寺”。何胤有佛学方面的专著，《梁史》本传载“胤注《百法论》、《十二门论》各一卷”，无怪其讲法颇得时流所重。
何胤与当时名僧多有来往，研讨佛理。《高僧传》卷八《义解五·齐京师中寺释法安传》，法安精通《涅槃》、《维摩》、《十地》、《成实论》等经论，何胤与当时诸多名士“并禀服文义，共为法友”；同书同卷《梁剡法华台释昙斐传》载昙斐博学多通，“于《小品》、《净名》尤成独步。加又谈吐蕴藉，辞辩高华，席上之风，见重当代。梁衡阳孝王元简及隐士庐江何胤，皆远挹徽猷，招延讲说”。又据同书同卷《齐山阴法华山释慧基传》，慧基博通众经，游历浙东诸寺，当时名士张融等“并申以师礼，崇其义训”，其建武三年死，“特进庐江何胤为造碑文于宝林寺，铭其遗德”。因此，何胤应当与其有所接触。据《续高僧传》卷五《义解篇初·梁扬都庄严寺沙门释僧旻传》，何胤又曾为僧旻撰写过碑文。关于何胤与僧人之交往，《梁书》本传又记载：
初，开善寺藏法师与胤遇于秦望，后还都，卒于钟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见一僧授胤香炉奁并函书，云“呈何居士”。言讫失所在。胤开函，乃是《大庄严论》，世中未有。此事情节虽不可尽信，但确实可见何胤与高僧交往之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