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吴立民：《南山寺缘起碑》，《佛教文化》1998年第5期。
[41]参见吴言生著《禅宗思想渊源》第三章《〈心经〉与禅宗思想》（中华书局，2001年）第67~106页。
[42]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43]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44]李利安：《观音信仰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影响》，《华夏文化》1996年第4期。
[45]根据台湾学这林光明的研究，伽梵达摩所译大悲咒原为82句，因受不空译本的影响而将第81句分成了第81、82、83等三句，从而变成84句。参见其著：《大悲咒研究》，台北佶茂出版社，1996年，第7页。
[46]〔宋〕王巩：《见闻近录》一卷。
[47]该咒为《白衣大士神咒》，全文见蓝吉富编：《观世音菩萨圣德新编》，迦陵出版社，1997年，第246页。
[48]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49]如《宋史》卷一百二载，“七年六月大旱，命侍从祷于天竺观音及霍山祠”；《辽史》卷三十七载：“兴王寺，有白衣观音像。太宗援石晋主中国，自潞州回，入幽州，幸大悲阁，指此像曰：‘我梦神人令我送石郎为中国帝，即此也。’因移木叶山，建庙，春秋告赛，尊为家神。兴军必告之，乃合符，传箭于诸部。”《全唐文》卷一百四十六《敕建广武山观音寺碣》：唐太宗为秦王时，平定王世充、窦建德，班师之时，“值夜雨作，而东南云际，光焰射天，烛见观音菩萨，金身毕露。王顿首拜瞻”，于是下令建立观音寺。唐文宗时“颁诏郡国，各于精舍塑观世音菩萨像”。宋代某帝顶戴观音接受朝臣礼拜，云其拜观音而非拜皇帝。
[50]〔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638页。
[51]《北梦琐言》卷六。
南朝时期庐江何氏与佛教文化之关系述论
王永平
东晋南朝时期，世家大族对佛教文化之传播影响甚大。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三章《佛教之南统》特辟“世族与佛教”一节考述南朝世族与佛教之关系，指出“南朝佛教于士大夫阶级之势力”密不可分。钱穆先生论述中古世族文化时也指出：“门第与佛教自有一种相互紧密之关系。门第为佛教护法，佛教赖门第为檀越……魏晋南北朝门第之羽翼佛教而助其发旺成长，亦不可不谓其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此一贡献。”[1]纵观东晋南朝世族之文化状况，无一不与佛教发生关联。在当时的诸多世家大族中，也许在社会地位、家族支系繁盛等方面，庐江何氏并非最为突出和显赫，但若仅就其佛教关系之密切而言，何氏则颇为典型，可谓世代崇佛之名门，《梁书》卷三七《何敬容传》称“何氏自晋司空（何）充、宋司空（何）尚之，世奉佛法，并建立塔寺”。所谓“世奉佛法”，正概括出了庐江何氏家族文化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根据相关文献所载，庐江何氏与佛教发生紧密结合是从东晋开始的。东晋名士少有不与佛教发生联系的，也正是由于士大夫阶层的普遍介入，佛教的传播及其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才进入到一个深入的阶段。庐江何氏之信奉佛教，不仅是这一社会文化转变的一个具体结果，而且还是这一时代文化的杰出象征，其代表人物的相关举措有力地推动了“士大夫佛教”的发展。何充等“奉佛”，有哪些表现了呢？概而言之，主要是：“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养大量僧、尼，“糜费巨亿而不吝”；研修佛理，“唯诵佛经”，与义学高僧交往，提高佛学修养；遵守佛教戒律，“礼拜甚勤”，且定期主办“八关斋”法会；特别是在晋穆帝时期，何充作为执政，针对庾冰兄弟主张“沙门应致敬王者”，何充一再“奏言沙门不应致敬王者”，确立了此后“教权”的相对独立地位。由以上几个方面，可见何充之“奉佛”，其影响颇为深远。就其家族文化而言，何充确立了庐江何氏一个新的家族文化传统，从此，奉佛成为其家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就其社会影响而言，作为位“居宰辅之重，权倾一时”的执政，何充之“奉佛”，不仅树立了“士大夫佛教”的一个典范，而且还影响到当时东晋朝廷的佛教政策，荷兰汉学家许里和先生认为何充“对佛教在南方的兴盛所做的贡献可能超过任何其他同期的政治家。……我们可以把公元[2]年（何充死于这一年）作为第一阶段的结束：这是东南地区士大夫佛教的初创阶段，其间佛教开始渗入并开始植根于社会的最高层”。何充执政，“与同盟褚氏在都城中多方刺激佛教的发展。……实际上，他是我们所了解的高级官员中第一位真正的佛教徒”[3]，因此，他称何充为当时佛教之“护法”[4]。
就社会整体进程而言，东晋是佛教与玄学士大夫结合的初始阶段；就庐江何氏家族而言，东晋是其家族佛教信仰的奠基时期。进入南朝，庐江何氏之精英人物，作为士大夫社会的代表，以其卓越的学识和玄理，在推动玄、佛交融的历史进程不断发挥其至关重要的作用，依然值得关注，本文就此略作考论。
一、“奉佛素谨”：刘宋何尚之奉佛之表现及其对当时佛教传播的影响
自东晋以来，佛教流行颇得朝廷之力，诸位帝王多与佛教发生因缘。进入南朝，帝王与佛教的关系更为密切，由于佛教的广泛流行，一些帝王提倡佛教作为治国安邦的重要举措。在这方面，宋文帝的相关政策具有确定南朝佛教走向的关键作用和地位，可以说，宋文帝元嘉时期是南朝佛教的第一个繁荣期，诚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宋代佛法，元嘉时极有可观”[5]，而在宋文帝崇佛过程中，庐江何氏人物何尚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宋文帝刘义隆主政后，如何处理佛教问题，他原本存在困惑。我们知道，晋宋之间，佛教流传甚快，寺塔频建，僧尼日众，且铸像竞奢，道人越轨，戒律失控。凡此诸端，无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而既有人主张限制佛教势力的膨胀，也有人在从维护本土文化的立场出发，主张崇儒抑佛。据《宋书》卷九七《夷蛮·天竺迦毗黎国传》，元嘉中，僧人慧琳著称《白黑论》（又称《均善论》），他虽讲儒、佛皆劝人为善，“殊途而同归”，二教“均善”，但指出佛教流传中弊失，故“旧僧谓其贬黜释氏，欲加摈斥”。对此，主张限制佛教的何承天甚为赏识，作《达性论》攻诋佛教，形成了激烈的“白黑论之争”。《高僧传》卷七《义解四·宋京师彭城寺释道渊传附慧琳传》概曰：“（琳）后著《白黑论》，乖于佛理。衡阳太守何承天，与琳比狎，雅相击扬，著《达性论》，并拘滞一方，诋呵释教。颜延之及宗炳捡驳二论各万余言。”《宋书·夷蛮·天竺迦毗黎国传》又载，元嘉十二年（435年）丹阳尹萧摹之上奏，指出“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要求“宜加裁制”，“请自今以后，有欲铸铜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者，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须许报，然后就功”，否则，所有财产没收。宋文帝“诏可。又沙汰沙门，罢道者数百人”，萧摹之显然主张严格限制佛教的发展，宋文帝从维护世俗皇权的角度出发，在一定程度上表示认可。如何对待佛教呢？宋文帝向何尚之请教。《高僧传》卷七《义解四·宋京师东安寺释慧严传》载曰：
及文帝在位，情好尤密，每见弘赞问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年，京尹萧摹之上启，请制起寺及铸像。帝乃与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玄保等议之，谓尚之曰：“朕少来读经不多，比日弥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辩庴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谢灵运常言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近见颜延之《达性论》、宗炳《难白黑论》，明佛汪汪，尤为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夫复何事。近萧摹之请制，未全经通，即以相示，委卿增损。必有以遏戒浮淫，无伤弘奖者，乃当著令耳。”尚之对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犹秉愚勤，惧以阙薄，贻点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当。至如前代群英，则不负明诏矣。中朝已远，难复尽知。度江以来，则王导、周、庾亮、王濛、谢尚、郄超、王坦、王恭、王谧、郭文、谢敷、戴逵、许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汪、孙绰、张玄、殷……并禀志归依，庴心崇信。……慧远法师尝云：‘释氏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窃寻此说，有契理奥。何者，若使家家持戒，则一国息刑。故佛图澄适赵，二石减暴；灵塔放光，苻健损虐。故神道助教，祛取未易。金铜土木，虽縻费滋深，必福业所寄，复难得顿绝。臣比思为斟酌，进退难安，今日亲奉德音，实亦深用夷泰。”羊玄保进曰：“此谈盖天人之际，岂臣所宜预。窃恐秦楚论强兵之术，孙吴尽吞并之计，将无取于此耶。”帝曰：“此非战国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礼隐逸则战士怠，贵仁德则兵气衰。若以孙吴为志，苟在吞噬，亦无取尧舜之道，岂唯释教而已耶。”帝悦曰：“释门有卿，亦犹孔氏之有子路，所谓恶言不入于耳。”帝自是信心乃立，始致意佛经。及见严、观诸僧，辄论道义理。
针对宋文帝有关佛教政策的提问，何尚之主要从两个层面来解释：一是列举晋宋间一些推挹、崇信佛教的士大夫代表，他们“并禀志归依，庴心崇信”，可谓样板，表明佛理可以助人修行，故人心所向；二是明确指出佛教有“济俗”助治的功效，“若使家家持戒，则一国息刑”，可以使宋文帝实现“坐至太平”的理想。而这两者正是处于历史变革与转折关头的宋文帝迫切关心的，于是宋文帝明确表示尊崇佛教。元嘉时期，由于宋文帝的倡导，士大夫与高僧佛学论难之盛、译经之众、佛寺之建、僧尼之众、佛教制度之完善，各个方面都有所推进，从而开创了南朝佛教的新局面，成为此后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武帝萧衍倡佛之先驱。而宋文帝佛教政策的确立，显然与何尚之的答辞有关，正如上引文所载，宋文帝听其陈述，“自是信心乃立，始致意佛经”。由此可见，何尚之对南朝佛教发展之影响颇为显著。
何尚之的答辞之所以能够说服宋文帝，在于他对佛教功用的细致解析。何尚之能够做到这一点，显然与其世代承传的佛学教养与信仰不无关系。据《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何尚之字彦德，是东晋何准曾孙。他信佛甚笃，许多方面都继承了先辈的传统，表现之一便是在家中设斋，常行香礼拜，《南史》卷二一《王弘传附子王僧达传》载：“先是，何尚之致仕，复膺朝命，于宅设八关斋，大集朝士，自行香。”可见何尚之家中特设斋堂，常召集众人行斋礼。他守戒极严，《宋书》卷八九《袁粲传》载：“孝建元年，世祖率群臣并于中兴寺八关斋，中食竟，愍孙别与黄门郎张淹更进鱼肉食，尚书令何尚之奉法素谨，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谦之纠奏，并免官。”何尚之举报违背戒礼的官员，以法处分，确实“奉法素谨”。
其次，何尚之奉佛还表现为捐资造寺，延聘高僧。《高僧传》卷一一《明律·齐钟山灵曜寺释志道传》载志道“学通三藏，尤长律品。何尚之钦德致礼，请居所造法轮寺”。法轮寺成为何氏世代供养的佛寺，其子孙常于其中讲论佛理[6]。又，《法苑珠林》卷一七《敬佛篇六》“宋沙门释道冏”条引《冥祥记》载，道冏于元嘉七年“与同学来游京师，时司空何尚之始构南涧精舍，冏因居焉”，可见南涧寺也为何尚之所建。[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