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课除了针对自己的求学研究兴趣之外，还有很多实际考虑，本科生的选课意向往往和研究生的大相径庭。由于本科成绩是进入研究生院，尤其是医学院、商学院的重要因素，许多本科生竭尽全力得到高分，明智地选择有趣味而又容易的课程自然是很多本科生对公共必修课的选课理念。这自然无可厚非，况且哈佛的本科生一半是高中的状元，许多学生兼顾分数和获取知识两方面的要求，每天用功到凌晨三点的不乏其人。
而美国的教育制度采取的一种“宽恕”（forgiving）政策使哈佛本科生本已根深蒂固的这种优越感变本加厉，这自然和中国传统的以“铁戒尺”惩戒的教育方法形成鲜明的对照。《波士顿环球报》周日专刊还刊登了杰克·哈尔本题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新一代》的专题文章，分析部分哈佛学生超人的自信心和成功创业的经历。显然，只有让学生充分摆脱了僵化教育制度的束缚，他们各自独特的聪明才智才得以实现。成绩贬值是现今美国高校极为普遍的现象，哈佛也不例外。虽然校方尽量刹住成绩贬值之风，但是它却似乎有越演越烈的势头。在哈佛的本科生中，A和 A－的成绩已经超出了一半。这让人想起2000年戈尔和布什竞选时，人们查看他们的成绩，竟然不少是 C。而就当时的普遍标准，C可是不赖的成绩。
如今，要是有一门课得一个C，那简直是本科生难以想象的失败。研究生成绩贬值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可以说，今天以查看研究生的成绩来鉴定他们的学业优劣已经失去意义。中心课程并非专业课，很多学生纯粹是为了完成中心课程的要求来修的，但是课程的期末成绩算入学生的平均成绩（GPA： Grade Point Average），因而成绩和专业课同样重要。最令人头痛的是期末学生对分数的异议，本科生往往为在 A－和 B＋之间和助教过不去，竭尽全力说服助教，为自己争取到 A－的成绩。
在如今高度商业化的美国校园，“教书育人”的理念反映在学生对毕业后升学（本科成绩是进入一流职业院校的敲门砖）、求职等方面的实际考虑上。本科成绩平平，肯定会影响到大四申请商学院或医学院的录取率。学生及其家庭不乏这样的心态：付了昂贵的学费来哈佛求学，自然要得到我所需的知识和成绩。如结果并非所愿（自己实际付出多大的努力似乎不是问题的关键），学生可以提出异议，也可以和教师讨论应该得到的期末成绩。虽然学生没有决定成绩的权力，但是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找老师商议，让老师解释为何成绩不能再高一筹的原由。这对初出茅庐的研究生来说，面对哈佛本科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挑战。
在教学实践中大量采用助教，尤其是把主要的教学任务托付给助教，也引起人们对教学质量的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课程由外国学生来承担助教，这难免在交流上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哈佛大学最近对英语非母语的助教提出了英文方面的要求，要求他们参加英语的阅读和口语能力的测试。成绩贬值和教学质量下降也许是国际性的问题。和中国的“研究生不如本科生，教师不如研究生”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效。对比现在和20世纪60年代哈佛招收的终身教授，有的哈佛教授认为，如果说60年代的教授有三分之一结果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出色，那么现在这一比例在上升，最后可能有三分之二的所谓领域内拔尖的学者入围之后并没有人们原来期待得那么优秀。
这些因素使部分教授对助教制度产生质疑，不少人开始考虑助教制度是否要取消，因为它直接牵涉到哈佛本科生的教育质量问题。罗若夫斯基也不得不承认，助教确实需要很好的管理，需要职业培训以达到最好的效益。但他并不主张取消助教制度。在他全面描写哈佛文理学院教学体制的书中强调了助教制度的优点和重要性，以及全面维护助教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采用助教这一做法不该构成选择高校时，学生和家长的顾虑。他甚至还举例说明，50年代求学哈佛时，他的同学基辛格（Henry A.Kissing er）、布勒金斯基（Zbigniew K.Brzezinski）和施莱辛格（James R.Schlesing er）在哈佛一同担任助教，其中两位的英语带有很重的口音，但是谁能怀疑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教学能力呢？！
上讲台做助教
时至今日，助教制度依然例行不断。我曾经是助教队伍里的一员，曾经为准备第二天的小组讨论或是任课教授和助教的工作会议熬过夜，曾为上课时犯的英语错误而自卑，以至于挫伤的自信心好几天都难以恢复过来，也曾为回答学生不经意的一个疑问而四处查阅书籍以求给出一个完满的答复。如果没有研究生对助教工作全心全意的投入，难以想象资深教授何以完成给两百名学生授课的重任，新科博士何以迅速摇身成为身兼多职、肩负重任的教授。
1998年的夏天，我一边开始动笔写论文，一边想到，将来如要申请教职，现在需要积累一些起码的教学经验，最好的起步当然是给资深教授担任大课的助教。
神学街2号东亚系的信息栏上张贴了秋季招收东亚研究专业大二学生主修课（Sophomore Tutorial）的助教。我更新了履历，附上一封申请信，向东亚系递交了申请。
研究日本现代史的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教授开始负责这个项目。他读了我的履历之后，和我面谈了15分钟。我随意地向他介绍了自己的专业背景，研究兴趣，博士论文的选题和进展等等。出门时，戈登教授说，过一两个星期就会通知我申请的结果。
虽然戈登教授和我谈得很认真，不过，有了去年的申请经验，我对此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觉得自己还得申请其他课程的助教机会。经有经验的朋友指点，我到了柯克兰街上本科生的中心课程办公室了解到下一学期需要助教的所有中心课程，得知秋季的《中国通史》一课由东亚系研究宋、明时期思想史和社会经济史的包弼德教授和历史系研究民国史的柯伟林教授搭档开课，正招收助教。于是，我给包教授的信箱里放了我的申请信和一份履历。想不到包教授办事不仅认真而且很有效率。他第二天就让秘书给我打电话，约我去见他。在哈佛事务繁忙的资深教授中，这种有效和负责的态度非常难得。
我按约在包教授东亚系的办公室和他见面。他简单地介绍了他将教授的《中国通史》一课，而我也是开门见山，说自己刚刚通过资格考试，非常希望能有机会积累一些教学经验。包教授针对我的专业，中国边疆史，问了不少问题，我一一予以回答。不过，整个谈话过程中，更能吸引我的注意力的倒是包教授办公室依墙的大书架上的一本《温州方言词典》。得知他对浙江金华、温州泰顺地区的地方史饶有兴趣，正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顿时感觉亲近了好多。
开学之前，我从国内回来，收到了发自戈登教授和包教授的通知。他们告知，只要有足够的学生选课，我就可以加入他们的助教班子。
秋季开学的第一堂课上，来上《中国通史》课的学生还真不少，他们前前后后坐满了神学街2号内的阶梯教室。包教授不仅需要我担任助教，而且还需有的助教承担负责两个小组的学生讨论班的重任。第二天，我又去上东亚研究专业二年级的专题讲座课，选课的学生多达25位。当天晚上，我得知，同时得担任两门课的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