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考之后
通过大考后，研究生就转正为博士学位的候选人。博士候选人已完成修课和考试的要求，因此学业的重心由拓宽知识面转向专题的研究。这一突破令人惊喜，对很多博士生来讲，在心底酝酿已久的博士论文似乎转眼就能写成。
我当然也不例外。大考结束之后，如释重负，我对身边的师友说，这辈子要经历的考试到此结束了。终于，我可以一心一意做博士论文了。但是，这种心境并不能持续太久，新的挑战又出现在面前。一方面，学生得想办法在论文写作阶段取得经济资助；另一方面，得马上投入博士论文的构思和写作，并有意识地接受训练，掌握将来从事教学的基本技能，为毕业后求职做好充分准备。
研究生头几年，我也做过一些杂事。虽然这些经历与专业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样做一则能保证能自食其力，再则，可以开阔视野，接触各方人士。
1996年，哈佛大学图书馆内存有不少藏文书籍，大都是在印度、尼泊尔出版的，它们散落在燕京图书馆和怀特纳图书馆两处。导师范德康教授和学校图书馆取得联系，争取到一笔经费，雇佣我和另外一位同专业的美国同学利用课余和周末时间来整理这批藏文书籍，并且编目、输入学校的电脑编目系统，从而能对外公开，便于读者借用。
同一年秋天，费正清中心把我介绍给一位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学者，当他的研究助理。我的任务主要是为他翻译他就中国地方村民选举问题采访的录音，同时到图书馆寻找相关的资料。当时他刚从中国回来，带回大量的访谈录音。我仔细听他录下来的中文访谈，然后把对话译成英文。虽然政治学并不是我的专业，但是锻炼了自己的工作能力，而且开拓了视域，拓宽了学术关系网。
1997年夏天，费正清中心主任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邀请中、日、韩三国一些高层官员来哈佛参加东亚高峰论坛。我和几位学生一道，为与会者担任翻译。从中国来的有当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后来担任云南省省长的徐荣凯先生，美国当地的官员有马里兰州副州长凯瑟琳·肯尼迪（Kathleen Kennedy Townsend）女士，即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的长女。
有时，有的工作看上去与学业并不直接相关，也上不了履历，但只要用心对待，对日后的求职和学术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整理哈佛图书馆的藏文藏书使我有机会翻阅20世纪60和70年代海外藏文文献的印刷和流传情况，这对以后的研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和作用。与此同时，经土登尼玛活佛介绍，我还认识了吉恩·司密斯（Gene Smith）先生，他就是在60年代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派往印度从事这批藏文文献重版的学者。经过多年的积累，他现在拥有美国最全的藏文文献，在纽约市设立了一个藏文文献图书馆。和列文教授合作，更是打开了我的学术关系网。虽然我们研究的领域相差很大，但是他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以后几年总是不停地给我写推荐信，而有机会见到肯尼迪女士，并和她交谈，这使我心中原有套在肯尼迪家族的光环顿时散去。归根结底，我们大都是平常人。
大考之后，和诸多博士生一样，我把主要精力用于构思论文。但同时，我也计划利用承当助教的机会来培养自己的教学能力。
助教制度
助教制度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博士研究生培训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这些大学的本科教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从研究生的角度来说，助教制度的建立主要出于两种需求：一是学生所属的院系不可能连续多年提供全额奖学金，尤其是在第三年和第四年之后，学生需要付出劳动、通过各种渠道得到资助，继续完成学业。美国的许多财团、基金会和高等院校当然有很多为博士生设立的奖学金，尤其是对进入论文写作阶段的学生来说，机会比较多，但是竞争也非常强烈，有时候会出现几百个学生竞争四五个奖学金的状况。而对国际学生来说，竞争的机会和条件显然不如美国学生有优势，因而难免出现僧多粥少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为资深教授担任助教或研究助理是很多高年级的研究生取得经济来源的方法。
另一个考虑是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生得到博士学位之后，多半从事研究和教学。在正式进入就业市场之前，大都需要积累起码的教学实习的经验，以便毕业以后进入学术就业市场时，面对竞争对手和招聘高校的同事和学生不至于手足无措。
助教制度的实施和哈佛本科生的课程结构也紧密相关。哈佛的本科生需要选修三类课：专业课（concentration courses）至少要修足12门，大约占到32门选修课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中心课程（Core Course）要修7门；自选课要修14—16门。中心课程相当于国内的公共必修课，课程大致包括六类：外国文化（Foreign Cultures），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y），文学艺术（Literatureand Arts），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社会分析（Social Analysis）和（自然）科学（Science）。中心课程在学生所有的课时中占的比例不小，所以通常的选课人数比较多。
开设中心课程的一般是在某一领域已有建树的资深教授。在文理学院，课程的规模最大、学生最多的数迈克·桑德尔的“正义论”一课。和东亚研究有关的课程有华生教授（James Watson）的“中国的宗族、婚姻和家庭”一课，杜维明教授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开设的“儒学伦理与道德社群”，以及包弼德（Peter K.Bol）和柯伟林合作教授的《中国通史》。这些中心课程深受学生欢迎，课堂内座无虚席。让一位资深教授带200多名本科学生是非常不现实的，此时，助教为大学的师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补充。
决定修一门课的时间不定，可以在低年级，也可以在高年级，因为大学4年选中心课程的时间不限。如果学生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他们可以在一年级修“中国的宗族、婚姻和家庭”一课，也可以修“中国通史”，或是“儒学伦理与道德社群”一课。当然这些课也可以在高年级再修。除了个人的兴趣以外，还有课时的安排和他们的专业课程是否冲突，计划修的那一年是否要上，因为好多中心课程隔年开课。另一类需要助教的是各系本科生的专业课。由于哈佛的教授各自从事不少研究项目，又带着自己的研究生，他们通常不可能有很多时间给本科生开课，做具体的引导，因此这一部分的任务就落到了研究生助教身上。他们带领学生消化老师上课的内容，设计小组讨论的专题，带领学生做小组讨论，批改他们的论文（理科学生则是带本科生做实验）最后是给学生期末打分。因而做助教的工作任务重，责任大。
此外，一些规模较大的非中心课程也会需要助教。决定一门课是否雇佣助教不能一概而论，而是根据修课的人数、任课教师的教学计划和开课系科的经费预算等因素来定。
虽然助教并不参与课程设计，也不承担主要的教学任务，但是却要自始至终配合任课教师，承担所有教学任务。具体而言，助教的职责包括，一开学就得和任课教授及其他助教一起商讨课程的设置和作业的安排。助教要参加任课教授每周两三次的讲座，关注自己小组内学生的缺勤情况，在课堂上分发讲义和与课程相关的通知，及时以各种形式（电话、电子邮件或是每周两小时的办公室时间内见面）回答学生的问题，当然课后还得准备小组讨论的内容。此外，学生不时发来的电子邮件也得及时回复。从设定小组讨论会的议题到批阅学生的短文，从监考到答疑，从解决期末成绩争议到写推荐信，可见助教的任务之重。
小组讨论会每周举行一次，每次大约一小时。小组成员人数通常有15至18名。由大班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由助教带领。如需要，而且有时间，一名助教还可以负责两个，甚至更多的小组。虽然讨论课围绕着本周教学内容进行，但它面面俱到，更像一门小型课。
助教和教授的备课会每周一次，会议时间在一两个小时之间，主要内容为总结上周学生小组讨论的大致情况，计划下一周的教学计划，包括小组讨论议题，短文的主题，期中考的内容和形式，学生参加讲座和小组讨论出席情况等。
虽然教授会做出最后的决定，但是他需要所有的助教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大家讨论之后决定如何设定学生作文的议题和长度，期中考试的难易程度，或是对屡屡缺席的学生如何处置之类的问题。三五位直至十位助教中会有一位领衔助教（Head Teaching Fellow），负责所有助教之间工作的协调，而且直接和教授沟通信息。
刚进入研究生院的前两年，学生每学期都要忙于修满四门课，根本没有时间做助教，而且一般的教授是不会用刚刚入校不久的学生来担任助教的。通常申请助教一职的是已经通过大考的学生，教授也喜欢接收这部分学生来帮忙，而且他们往往是任课教授门下的弟子。虽然别的系科的学生也能加入助教行列，但就不得不克服一些关系网上的障碍，当然学科相近、过去曾有助教经验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得到助教的机会并不如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
助教责任重，工作量大，报酬与其工作量和承担的责任有些不成正比，苛刻一些，说是“剥削”也不为过。1999年前后，在哈佛一位助教带每一小组一个月的报酬只有八百元美金左右。为此，近年来，几家常春藤大学还成立了研究生助教工会，争取工资保障和福利，维护助教的权益。
即便这样，仍有不少研究生愿意承担这一工作。主要的原因是除了经济收入以外，更重要的是担任助教具有其他工作无法替代的收获。和资深教授一起承担一门课程的教学任务，了解讲义的设置和讲座的内容，作业的规定和要求，评分的经验等等都是将来自己独立走上讲台不可或缺的经验。毕业之后寻求教职之时，长期担任助教的经验是履历上很好的一笔，说明这一毕业生具有开课和指导学生的最起码的技能和水平。在当今美国学术市场，很难想象一位读研多年的博士生如果没有任何教学经验能顺利进入求职市场，得到诸多面试和校访，最后得到终身教授（tenure.track position）的职位。助教期间的整套教案稍加更新，就能在自己将来开课时使用。这种益处许多研究生一时半会儿难以感受得到，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其中的收益是难以言表的。
与助教制度配套，为了帮助研究生尽快承担助教的角色，掌握教学的基本技能，确保教学质量，哈佛还特意设立了伯克教学中心（Bok Center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这一中心成立于1975年，当时名为哈佛－丹佛斯中心，用来纪念丹佛斯基金会为中心提供的最早的资助。1991年改名为伯克中心，以纪念前校长（现任的代理校长）德里克·伯克（Derek Bok）为改进和提高大学教学质量而做出的诸多努力。这一中心的宗旨之一即为帮助研究生走上讲台提供各方培训，使其毕业后能顺利担任繁重的教职。
中心的培训方法有录像、旁听，此外还帮助助教如何有效地设计论文题目和试卷等。由于文理学院的国际研究生比例日增，他们还有专人帮助国际学生克服语言障碍，化解师生之间的文化差异。每年秋季和春季开学初，中心会组织助教研讨会，进行小型的教学模拟练习，指导新上任的助教如何解决带领学生讨论时出现的问题，并且还对小组讨论班做实况录像，然后中心专业人员会和助教就录像进行一对一的分析。我觉得，其中最有效用的是如何把写作融入教学过程，如何把增强学生的写作技能与提高教学效果相结合，如何增强与学生的交流从而得到有关教学的最好的反馈等等。
这一中心一直得到哈佛大学的大力支持。1999年秋天，我第一次担任助教。培训班上，校长鲁汀斯坦（Neil Rudenstine）还在百忙中特意抽出时间来和我们见面，他还忆述了自己当年在哈佛做研究生时担任助教的经历和对日后教书职业的莫大影响，给予我们不少鼓励。
学校对中心课程有严格的评估制度。这种评估的结果对资深教授起的实质性的作用其实并不太大，但是对积极参与的助教有很大影响。伯克教学中心组织的期末评估活动会在每学期评出一批优秀助教，并给他们颁发优秀教学证书。这不仅对即将走上教学一职的研究生很重要，而且对年轻的副教授晋升终身教授职位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参考价值。
助教制度也有其自身的弊病，甚至有人认为，它与近年来成绩贬值、学生和任课的资深教授缺乏应有的交流、本科教学质量滑坡等现象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