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某门课程过去在学生中的影响和授课教授的声誉往往会使大批学生慕名而来。虽然名声并不能说明一切，但是哈佛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学科，以及与此一脉相承的“品牌”课程，确确实实为培养学生、保持师承传统，为学术研究开辟新的领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充分展现了大牌的研究型大学的绝对优势。以中国历史为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生可能无人不知《中国通史》和《清史档案研究》。这两门课早年由费正清（John K.Fairbank）教授开设，后来又由孔菲力（Philip A.Kuhn）教授承接，其重要性和影响力迄今经久不衰。
而本科生中，人人皆知的就数政府系桑德尔教授开设的中心课程（corecourse）《正义论》。每年秋季学期，有上千学生选修这门课，在桑德拉剧院内学生济济一堂。这一公共课的场面相当壮观，不论是教学的环境，还是学生踊跃参与讨论的热情，不论是超长的学生注册人数，还是桑德尔教授吸引学生注意力的上课技巧，在哈佛都是数一数二的。选课过程中，很多学生，尤其是本科生，广泛参考的是一份课程评估的辅助资料，即每学年一度在大学内编辑出版的本科教育委员会指南（Committeeo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Guide，简称“ CU E Guide”）一书。书中包括学生对每一中心课程（相当于国内80年代的本科必修课之类）的详细的评估情况，从任课教师的授课技能到课程阅读材料的分量以及助教的教学能力等等。
研究生的选课显然注重专业研究的需要，修课时要尽量为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的大考（generalexaminations）打好基础。如有可能，修课的过程中得到相关专题的启发，甚至得到博士论文选题的灵感，这将对几年后构思博士论文的专题大有裨益。
由于我的研究兴趣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尤其重在西藏和汉地的交往史，因此，我进哈佛的第一学期就毫不犹豫选了恩迪科特教授开的《中国的中亚边疆史》一课。课上，恩迪科特教授从秦、汉时期汉地和边疆民族的冲突和融合一直讲到当今中国民族关系的现状，从而通观中国汉地和中亚民族的关系史。由于她的研究专长是蒙古史，尤其是元朝统治中国汉地的行政制度，因此她的课非常注重边疆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视元和清两个朝代汉人和蒙古、满族以及藏人之间复杂的民族关系。这门课主要是为研究生开设，但是也允许个别已经有中国历史背景的本科生选修。我们一周上两次课，每次课时都是一个半小时（哈佛研究生的课时大都是一周上3个小时的课）。星期二由恩迪科特教授来做讲座；而星期四则以周二的讲座和每周指定的阅读内容为基础，教授主持学生讨论。
恩迪科特教授对课程的设置简单明了。上课时，她手持几张卡片，把课讲得主题明确，思路清晰，把复杂的汉地和边疆民族关系史剖析得有条有理，而且把中国历代汉人和边疆民族的关系按朝代阐述得一清二楚。偶尔讨论课上出现冷场时，她及时介入，有时会转移论题的重心，有时会提供一些必要的背景介绍，使我们的讨论能继续进行。由于修课学生的研究兴趣不尽相同，而且来自完全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环境，年龄相差也很大，因而分析问题的切入点也就各异。大家往往会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对中国边疆史展开讨论，阐发的观点往往是五花八门，互不相同。这种讨论课使我完全挣脱了原有的读史实的框架，时常感到耳目一新，大开眼界。
此外，我还选了史伯岭教授（Eliot Sperling ）开的一个藏学研讨班。史伯岭教授来自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屯分校的欧亚大陆系，那一年到哈佛来担任访问教授，接任阿里斯教授离任后的藏学教职。阿里斯在任时，哈佛曾决定聘任他担任终身教职，但是他并没有接受。在史伯岭教授接任这一教职的同时，哈佛的文理学院正计划继续聘任藏学的终身教授。史伯岭教授上的这堂藏学课是我的专业课，集中阅读和讨论与藏学研究现状相关的学术著作。
我们这一研讨班大约有10个学生，阅读的藏学论著包括默尔温·戈斯坦（Melvyn Goldstein）、汤姆·格伦夫（A.Tom Grunfeld）、斯妥德（Heather Stoddard）、珍妮·嘉索（Janet Gyatso）、杰夫里·霍布金斯（Jeffery Hopkins）、塔勒尔·怀里（Turrel Wylie）和中国学者王辅人、索文清有关西藏通史的汉文著作，还有史伯岭本人的文章。大家事先都备有所有的阅读资料。
每星期教授会指定阅读的书目和章节，要求每个学生都得完成阅读任务，对相关的议题做深入思考，而其中有两个学生在课堂上要对阅读的材料做重点发言，对本星期重点阅读的文章进行评解。评解之后，大家开始讨论，而史伯岭教授本人在课堂上主要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也不时加入讨论。一学期下来，每个学生至少都有两次重点发言的机会。
这种研讨课是哈佛和其他研究型的大学共有的一种研究生授课方式。在这种研究讨论班上，师生在同一平台进行自由、平等的交流和讨论。没有任何人的观点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威，任何人都不能以自己的观点来霸占讲台。教师的观点并不一定会得到学生的赞同，而学生也不必全盘接受授课教师的观点，“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一说用在这里似乎特别贴切。课上，学生无所顾忌，各抒己见，在研讨中取长补短。在这种氛围里，学术讨论是师生参与的共业。不过，任课教授的生活阅历和研究经验毕竟要比学生丰富，在研究讨论班上教师重在给学生应有的指点，以确保讨论不会偏离主题。
对刚进哈佛研究生院上课时的感受，杜维明（Tu Weiming ）教授曾作过描述。他写道：“我特别喜欢哈佛教授组织研讨班的方式，这为学生提供了畅所欲言、自由而又平等讨论的平台。教授并没有获取知识的优先途径，作为资深的学者，他们为学生提供的是从事研究工作的引导。”杜维明和李欧梵这一辈学者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就读哈佛，距今已有40年，可是，60年代的授课风格保持至今，这不能不说是研究型大学的绝对优势。
当然，和本科生相比，研究生选课的机动性很大，选课往往因专业而异。我的另一专业课就是藏文。来哈佛之前，在牛津和阿里斯博士那里仅仅学过藏文的基本文法，而史伯岭教授（其他任课教授也是这样）在这里教藏文采用的根本不是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而是一步登天。西方的“或学会游泳，或沉溺”式的教学理念，由此可见一斑。学了基本的文法，学生就得依靠字典来阅读故事，甚至藏文经典。记得那一学期结束时，我们已经试图在课堂上翻译《土官宗派源流》一书。学语言的进度之快，实在不可思议。
另外，我还选了克利斯朵夫·奎因（Christopher Queen）博士教的一门大课，“佛教和社会变迁”（Buddhismand Social Changes）。选课的既有研究生，又有本科生，本科生比研究生要多。课程主要讲的是佛教起源于印度，如何经过漫长的传播和演化，在亚洲和世界各处以不同的形式得到发展和弘扬。这是一门新课，由于立意新颖，具有现实意义，修课的学生还真不少，坐满了塞维尔教学楼内的大教室。
这门课除了一周两次奎因博士的演讲之外，还有助教主持的小组讨论课（section）。小组讨论由宗教系的一位博士生安·汉森（Anne Hansen）女士负责，每周上1个小时。讨论课上，每个学生都会对论题有感而发。虽然不像研究生专业研讨课那么深入，但是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来自不同的宗教背景，对佛教的现实意义实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时，小组讨论课也给学生一个机会，就教授授课时产生的疑问进行讨论、澄清。记得当时我还教大家就中国佛教的一些重要名词，如“华严宗”、“空”、“涅槃”的发音练习了一番。
进入博士项目的第二年，我不仅跟藏学方面的教授丹尼尔·马丁（Daniel Martin）和范德康教授继续修课，同时还修了藏文口语课。其间，还修了永富正俊（Nagatomi Masatoshi）教授的“佛教对自然的视域”，以及孔菲力教授的“清史档案”课。
孔教授上课结束之时，我写了廓尔喀战争期间的汉藏关系，采用的主要史料有《清史录》、《钦定廓尔喀纪略》、《宫中档》等，与此同时，在范教授修课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听他介绍出版不久的一本西藏贵族家庭多仁（或称噶锡）家族的传记。他说，这本传记有趣的是不仅写了当时西藏政教的形式和背景，而且对西藏贵族与清廷的交往做了生动的记载。我立即产生极大的兴趣，开始关注和阅读与此有关的材料。后来，还和范教授开了一对一的阅读课，每周一次精读这部传记，并且讨论与传记内容相关的史料和参考文献。
修课时的收获往往会超出课程本身。就我来讲，在修课的过程中，我渐渐地对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有了明确的方向，决定以多仁家族为题写18世纪汉藏交往的历史，尤其是着手分析西藏上层和清廷的交往，从而分析清廷治藏政策的实施和变迁。从最初对驻藏大臣这一议题的兴趣到博士论文课题的正式选定，完全受益于修课时得到的启发。
如果修课、大考和博士论文的设计能够有机相连，那么博士项目的进展就会加快很多。这是一种理想的状况，但并不是不可能。我就是在修课的过程中，在范德康教授的启发下，开始构思自己的博士论文，并且在大考之前就已经定了论文的选题和需要参考的主要档案史料。
每一位任课的教师每周都必须为学生安排登门求教的办公室时间（office hours），通常有两个小时。期间，学生可以到教师的办公室登门求教，咨询与学业相关的各类问题，提出有关课程的疑问和建议，用来弥补课堂上由于时间紧迫而无法提出和解答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就自己学业的进展和将来的计划征求教授的意见，得到指导和帮助。此外，如果教师规定的办公室时间对学生不便，学生还可以另约时间和教师见面。为学生专门安排办公室时间是教师应有的职责，而及时得到老师的指导和帮助是学生应有的权利。如果没有课外和教授接触、讨教的机会，课堂上传授的知识就有了限制，况且每个学生都有很多课外的需求，如从请求任课教授写推荐信到计划将来的学业，从阅读材料到解答疑难问题等等。
学生不仅要提早约见自己研究领域内的教授，及时征求选课和选择研究课题的意见，而且，同时向系科的行政管理人员不时进行咨询也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系里的行政人员并不能为学生提供专业研究的指导，但是他们之中也不乏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常常能为学生提供多方帮助，比如和以前毕业的学生牵线搭桥，建立学术关系网，这些帮助时常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还有来自高年级的研究生作为过来人所提供的经验也是缺之不知，有时他们的劝告更是价值连城，能使新来的学生免得走不必要的弯路。总之，广结善缘，建立广博的学术关系网能为将来漫长的学术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随着学业和研究的深入，经年构筑和编织的这种关系网会体现越来越高的价值。
对在研究生院刚刚起步的学生，尤其是来自东亚的学生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随时提问和及时咨询。每个系科的管理制度不同，如果学生本人不去主动咨询相关的信息，一般不会有人来直接把整个博士项目的要求以及程序一五一十地告知学生本人。由于来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基础教育背景，东亚学生对求学、深造，尤其是师生关系的态度和西方的教育传统大相径庭。通常，东方学生知道的很多，思考得也很深，但是比较沉默和内向，由此失去了很多珍贵的机会，甚至走了不少弯路。
这种紧张修课的学生生活要整整持续两年。两年内修满16门课之后，进入博士项目的学生就得着手准备博士生的资格考试，即俗称的“大考”。因此，修满16门课仅是漫长的学术之路上迈开的第一步，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更为艰难的路还在后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