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课的要求
作为美国最悠久、最著名的私立大学之一，哈佛大学不仅具有较为合理的招生录取体制，而且形成了扎实和系统的授课制度，为学生提供了开放而又多元的选课体系。
哈佛一贯强调其非中心化的结构和体制，10所研究生院对学生的要求并不一致，而且同一研究生院内不同的系科也会有不同的制度。比如，文理学院一些系的学生在第三学期结束后就可以参加资格考试；对人类学系的国际学生来讲，如果研究的地区正是自己的国家，那么就没有掌握工具语言的要求。而在我所在的内亚研究系，我就不可以仅用中文来满足系里对博士生语言方面的要求，因而不得不学好几种语言。再比如，肯尼迪政府学院每年招收大量的硕士生（共有800名在校生），但是也有极少数攻读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博士生（每年仅招10名）。这些博士项目的要求完全不同于文理学院，他们既没有多类语种的要求，也没有口试，而是要上交很多专题论文，然后通过对这些论文进行答辩，由评审委员来确定某一学生的博士候选人的资格。
虽然哈佛大学的文理学院内也有硕士班项目，比如东亚研究的硕士项目（Regional Studies，East Asia）可能是文理学院内最大的，但是硕士项目并不是哈佛培养学生和教学的重点所在。这和牛津的导师制相比，差别不小。
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差距远远超出本科和硕士学位的差别。时有发生的是，一些已经进入博士项目的学生在完成基本课程的修习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实在无法继续念下去。于是经所在的系科同意，学生可以得到硕士学位而离开原来入学的博士项目。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并非坏事。好歹不会出现如下这般惨象：深陷文科某一博士项目多年，才猛然发现原来苦苦攻读的学业并非自己倾心的追求目标。学生取得硕士学位而离开校园，另找出路，前景似乎更为乐观。
近年来，哈佛的一些系科在培训博士生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之一是学生递交的申请材料所反映的水平和实际水平有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生院录取学生时并没有经过面谈一关，于是，现在很多系决定在录取过程中采用的关键一步就是对优秀的申请者进行电话面谈。书面的申请材料并不能完全如实反映所有学生的求学心态和研究水准，真正的问题往往是在入学以后的一两年，学业陷入困境时才会出现。最近几年，媒体上登载过几起中国学生在美国顶尖高校攻读博士的过程中被学校勒令退学而不服的案子。事件的发生固然牵涉到诸多因素，但是不能不否认，中西博士生培养制度的不同，学生和导师、学校方面交流不顺畅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
哈佛的学制
哈佛采用的是两学期制（美国还有不少高校采用3学期制），这一学制还与波士顿地区的其他大学有所不同。
9月中旬到1月中旬为秋季学期。秋季从9月的第3个星期一开始，课时一直到圣诞节前一周才结束。圣诞节和元旦之后是10天的复习应考期（reading period）。圣诞节和元旦，学生回家过节，可是，考试在即，放假并不能放松。学生总是扛着一大堆书和笔记，大包、小包的上路。如果圣诞节和元旦期间过于放松，那么节日后返校，期末考试和学期论文劈头盖脑而来，很可能措手不及而败下阵来。
秋季学期的期末考试在1月下旬正式结束。学生稍作休整，春季学期即在1月底或2月初开始。2月初到5月下旬为春季，通常在3月底4月初天气转暖时放上一周的春假。春季学期在5月初结束，然后同样有10天的复习应考期，再就是期末大考和学期论文的提交。到了5月中下旬，整个学年一结束，大家就各奔东西———有的忙着找暑期工作，有的则享受长长的暑期。
凡是体验过这种学制的人，大多认为这种学制，尤其是秋季的时间安排，有诸多不合理之处。没人愿意带着大量的阅读材料和复习应考的书籍回家过圣诞节和元旦。这自然而然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在复旦上学时，期末考试总是一古脑儿地排在一块儿。每学期最后一门考试结束时，大家如释重负。有的男生走出教室，大声呐喊，那声响在教学楼的长廊间回荡，淋漓尽致。不管当时的教育体制如何，每年学生都能安心而又轻松地回家过春节。
2007年7月1日福斯特教授就任哈佛大学校长，她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对哈佛的学制进行改革。2008年年初，校方决定改变原来秋季学期跨圣诞节和元旦的做法。新的学制一改哈佛独特但是不变的旧学时，把开学的时间从原来9月的第3个星期一改为9月初。这样一来，秋季就能在圣诞节之前结束。而后就有3个星期的寒假。接着的春季从1月末开始，到5月中旬结束。
毕业典礼会在5月下旬举行，比原来提前了大约2周。这种新的学制使哈佛大学内部各所院校的学时得到统一，并且和邻近的一些高校，如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塔伍兹大学（Tufts University）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学时相符，给学生和教师带来了诸多便利。
选课
文理学院注册的日子通常定在9月的第2个星期三。注册时，拿到手的最重要的两样东西是选课表和厚厚的课程目录（Courses of Instructions）。注册之后，学生即开始选课。记得第一次拿到这本厚厚的目录和简介时，研究了半天才明白该如何查阅和使用。看着五花八门的课程，真觉得学海无涯。
每年9月中旬，新学年伊始，研究生们站在达德里楼（Dudley House）前注册的队列里，翻阅着文理学院厚厚的课程目录。对入学不久的研究生来讲，心里不禁涌起一股对新学年的新期望，而博士论文陷入僵局的 G9（研究生院九年级的学生）老生恨不得这是最后一次到达德里楼来注册。不管是刚进校的研究生，还是即将上交博士论文的准博士，每年开学时，大家必须注册才能保留学籍。
哈佛大学人文学科的博士班学生入校后，在刚开始的两年内，必须修满16门与专业有关的课程，而且成绩至少达到 B的水准。根据美国移民局的规定，以学生身份进入美国的外国学生必须是全日制（full.time）的学生，必须修足课程。这就意味着，每学期必须修满4门课。
文理学院开设的课程多种多样，学生选课拥有很大的余地和弹性。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开学第一星期的“买课”（shopping period）传统。顾名思义，“买课”事实上就是一个学生物色、了解和决定选修课程的过程。这一说法何时起源，不得而知，但是就目前教育商业化的大形势下，这一贴切的说法道出了学生选课的心态和现今的校园文化。
开学的第一星期，校园内人头涌动，很多学生按自己的兴趣，有效地利用第一堂课来收集有关课程的教学大纲（syllabus），了解教授的授课意向和课程的要求，对课程轻重和难度做出比较以便做出明智的选择。开学第1周，学生往往不会在某一堂课上从头听到尾，而是了解了大概以后，急勿勿地跑到另一教室收集其他课程的信息。教师往往事先精心备好教学大纲，一开课就分发给兴致勃勃步入教室的学生。一些经验丰富的教师还会在第一堂课上尽量发挥自己的教学风格，突出自己这门课的特色。对一些针对本科生开设的课程，开场白尤其重要，如能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就会有效激发学生的兴趣。而对研究生来讲，最重要的莫过于导师开设的专业研讨课，往往非修不可。
“买课”期间，除了亲自收集一手材料以外，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也大有裨益，可以说这是买课时的另一重要商业特征。为了使更多的学生了解本系开设的课程，有的系科不惜使用商业广告的策略来增加课程的知名度。比如，哈佛的社会学系近两年对本系的课程采用广而告之的措施，使修社会学系课程的人数增加了50％。哈佛的研究生选课的自由度非常大，可以跨系、跨学院，甚至跨学校选课。
比如，哈佛大学和邻近的麻省理工学院和波士顿大学就有跨校选课的合作制度。开课和选课较大的自由度来自科目设置的多样、齐全，而且有关某一学科，开设的课程非常丰富。对某一专题，不同的学科往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自由选课制可以使学生充分利用哈佛一流的师资，挖掘潜力，发挥兴趣，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研究兴趣，拓展学术视野。
这种富有弹性和自由度的选课制度给教师和学生带来很大的空间，同时，这一开放的体制也给学生和教师都带来莫大的挑战。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较大的选课自由意味着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选课的机会，选好课、选准课，最大可能地充实自己的求学经历；而无形中，任课教师就有备好课、上好课的压力，努力使自己的课在“买课”期不受冷落。
这种选课制度和牛津的研究生一进校门就由指定的专一的导师引入学门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更不同于中国高校的上课风格。回想当年，如果复旦有类似于哈佛的选课制度，我们当时也就不至于在课堂上打那么多盹了！
刚入校的新生往往雄心勃勃，踌躇满志，选上5门甚至更多的课程，但是很快就体会到这是非常不现实的做法。通常一门课每星期有3小时的课时，分两堂课来上。除了定时上课之外，课后还有大量的阅读任务和定期上交的论文。
其实，同时修4门课的学习任务就很重了。对国外学生而言，如果英语还磕磕绊绊的话，那么刚开始两年的课程确实紧张而又辛苦。
研究生的课程大体分为大课（surveycourse）、研究讨论课（seminar）和会议式课程（conferencecourse）。大课基本上为本科生开设，但是不少研究生也会修习。这三类上课形式中，和国内现行的本科生课程最为接近的是大课，以教授每周两次的讲座为主。哈佛的大课与之不同的是，除了每周听教授的授课之外，还有由助教主持的每周一小时的课堂讨论，讨论的内容则基于教授的讲座和阅读材料。
据说，研究讨论课的形式源于德国。Seminar对应的拉丁词为“ Seminarium”，原义为苗圃，策源地，顾名思义，即为孕育思想之处。现在，这一课程的运作形式是所有选课的学生必须完成指定的阅读材料后，再在课堂上参加集体讨论，教授起着引导和评论的作用。
会议式课程则要求更高，学生必须具备独立研究的能力。课堂上，学生轮流向同班同学评论、分析课程材料，提出自己的见解，然后和在座的其他同学讨论，而任课的教授往往只是会议的主持人而已。
这三种不同形式的课程培养出来的博士生的知识面既有深度，又有广度。
这是一种比较全面但是又不失重点的教育方式，博士生所受的裨益也反映在后面将要提到的大考制度上。和牛津一对一的导师制相比，哈佛的制度是先要培养学生广泛的兴趣、广博的阅历和知识面，以使其具有开放的思路和视域。只有学业进展到一定程度时，学生才能选择专题研究。
虽说学生选课有很大的机动性，但是并不失限度。每一学期注册之后，学生大约有10天的时间来决定本学期要修的课目。具体操作的程序是填好选课表（studycard）后，得到导师的签字，上交教务处。从理论上说，以欧洲中世纪史为研究专题的学生有选修商学院课程的自由，而研究中国历史的研究生也可以选电脑软件设计的课程，但是，如果选的课程和专业相差太远，导师不会予以批准，除非学生能道出欧洲中世纪史和工商管理的课程之间，或是中国历史和软件设计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导师批准这一程序是用来确定学生选课的合理性，给自由选课制度一个适量的监控。
近年来，一些大学赋予本科生自由选课的最大空间。罗特岛州（Rhocle Island）的布朗大学提供了更为机动的专业选择制度，引起了越来越多教育者的重视。国内的复旦大学已经开始考虑为新入学的本科生提供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选择专业。原来入校前定专业、专业定终身的做法显然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不少人倡议，大学新生不必这么早就决定专业，学生应该拥有任意选课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