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治学问，现在想来，司马迁所讲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道理是颠扑不破的。做学问，其一要博，其二要精。学问这东西看上去浩如烟海，实际上不是没有办法对付它的，攻破几点就可以了。荀子说，“真积力久则入”，从一点下手，由博返约，举一反三，就都知道了，何在乎多？喝一口水，便知道了水的味道；吃一口梨，便知道了梨的味道。诗词歌赋，都是能一通百通的。
首先要好学深思，更重要的是心知其意，要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好学深思的基础上自然就能发现问题了，不是为了找问题而找问题。
以《红楼梦》研究为例，就能说明一些问题，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胡适之是考证癖，我认为当时对他的批判是击中其要害的。他说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确实把不少青年引入歧路；“多谈些问题”就是讲他的问题。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烦琐考证。《红楼梦》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证出什么了？一些续补之作实在糟糕得不像话，简直不能读。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原则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对《红楼梦》，既不好学，又不深思，怎么能心知其意呢？《红楼梦》说到天边，还不是一部小说？它究竟好到什么程度，不从小说的角度去理解它，是说不到点子上的。
自学之法，当明作意。要替作者设想，从创作的情形倒回来看，使作者与读者之间发生联系。作者怎么写？读者怎么看，似乎很简单。然于茫茫烟雾之中欲辨众说是非；以一孔之见，上窥古人之用心，实非易事。
我小时候还没有废科举，虽然父亲做诗，但并不给我讲诗，也不让我念诗；平时专门背经书，是为了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在我八九岁时废除了科举，此后古书才念的少了。不过小时候背熟了的书，到后来还是起了作用。我认为记诵之学并非完全不可行，而且是行之有效的。
记诵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因为读书是要解决问题的；但这并不是说不要背诗。好诗是一定要背的。我当初念书没念过《唐诗三百首》，不过好诗我总是背下来，反反复复地吟味。诗与文章不同，好文章也是要背的，讲诗则是非背不可。仅仅念诗是不成的，念出的诗还是平面的；翻来覆去地背，诗就变得立体了，其中的味道也就体会出来了。
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当然也有关系，研究诗词的人最好自己也写一写诗词；做不好没关系，但还是要会做，才能体会到其中一些甘苦。诵读，了解，创作，再诵读，诗与声音的关系，比散文更为密切。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又说，“续儿诵文选”，可见他自己做诗要反复吟哦，课子之方也只是叫他熟读。俗语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虽然俚浅，也是切合实情的。
我治学几十年，兴趣并不集中。在北大初期写一些旧体诗，到新文化运动时又做新诗。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O年没有做旧诗。以前跟老师学骈文，新文学运动开始后，这些也不学了。但这些对于我研读古人的文学作品却很有帮助。的确，创作诗词的甘苦亲身体验一下，与没有去尝试，体验大不相同，如词藻的妙用，在于能显示印象，从片段里表现出完整。有些境界可用白描的手法，有些则非词藻不为工。典故往往是一种复合，拿来表现意思，在恰当的时候，最为经济、最为得力，而且最为醒豁。有时明明是自己想出来的话，说出来不知怎的，活像人家说过的一样；也有时完全袭旧，只换了一两个字，或竟一字不易，古为我用，反而会像自己的话语。必须体验这些甘苦，才能了解用典的趣味及其需要。
（四）
我曾想做一组文章，谈谈做文章的问题，就叫《文章四论》。一是文无定法：文章没有一定之法，比如天上之云，地上之水，千姿百态；文章就像行云流水。别人问我“文法”，我说我不懂文法。二是文成法立。行云流水看来飘逸不可捉摸，实际上有一定之规。万变不离其宗。
后两句我认为更重要。其三是声入心通。《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礼记》怍“故长言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长言、嗟叹、咏歌，皆是声音。《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六字尤为概括。上文言诗，亦通于散文。于诗曰诗情，文曰文气。如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古人做文章时，感情充沛，情感勃发故形之于声。作者当日由情思而声音，而文字；今天的读者要了解当时的作品，也只有遵循原来轨道，逆溯上去。作者当时之感既托在声音，今天凭借吟哦背诵，同声相应，来使感情再现。念古人的书，借以了解、体会古人的心情。
其四是得心应手。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古人论文往往标一“机”字，概念的诠表虽伤于含混，却也说明了一些道理。陆机《文赋》说，“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这是对文思的很好的描写。得于心，则应于手；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那种况味正在不离不著之间。
这四篇文章我并没有做成。而且恐怕永远也做不成了。不过这是自己写文章的一点体会，也是研读古人作品的必由之路。创作和研究两者原本是相通的。
总之，文史哲三大类中还有好多问题，多年来仍没有解决。书虽然不少，但往往不能解决问题。作文艺批评，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必须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须身处局外，局外人有公论。《人间词话》论诗人之素养，以为“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我于论文艺批评亦云然。
（五）
再谈几句题外的话。这就是现在出版的一些书籍的质量问题。比如古籍的整理点校，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但一些校点本，在校勘、标点上错误多得异乎寻常，有时甚至出现一些常识性错误，这不仅给我们的文史研究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还要误人子弟。另外，还有许多书籍的问题出在印刷上，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如此等等，都亟待解决。因而想借此机会呼吁一下。
谈谈古为今用
中国古代专门搞理论批评的很少，批评家差不多都是创作家，他们自己懂得创作的甘苦，因而也知道别人的甘苦。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它不但是很好的理论批评，而且本身就是很好的文章。又如刘知几的《史通》，是史学的重要著作，文采虽然不及《文心雕龙》，文字也是很讲究的。创作和理论批评相结合很重要，这样才能抓着痒处，有说服力量；这样，将更有利于百家争鸣。当然，专门的理论批评也决不可废。
怎样古为今用，怎样把古代文艺和理论的遗产运用在今天的创作研究工作上，这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五四”时代全盘否定古典文学遗产，斥之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把过去和现在割断，这自然是不对的，但当时之所以这样做，也有它的进步意义。
运用古典文艺遗产，也有困难。有些古典文艺的技巧，我看对现代文学不能完全适用，例如古典文艺理论很强调炼字，这是有传统的。对白话文来说，并非没有意义，但白话以流利通畅为主，怎样使它和“凝炼”相结合，这是一个问题。
文言和口语的差别是古来就有的。《论语》上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孔夫子讲学，行礼，用的是雅言，平时可能说山东土话。所谓雅言就是比较凝炼的语言，或者也就是后来的文言。因“文”、“白”的区分，就使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发生了一种距离。如何跨过这条鸿沟，是解决古为今用问题的一个环节。
现在我们的诗歌是用白话写的，如采用旧诗的方法来炼字，就会变成半文不白的东西。我觉得，散文传统、戏剧传统还比较容易为我们所接受，诗歌传统就比较难一些。但工作做得也很不够。原来中国诗歌从唐杜甫以来就开了一条新路，通向白话。这条线没有断，还在继续发展。到了元曲，诗歌和戏剧相通，就更向白话方面发展了。我觉得宋代诗词、南北曲、弹词唱本、民歌……这些创作，在当时虽不曾标榜、宣传为新诗，事实上走的是新的道路。曲子用在戏剧里，更从原来的“诗意”以外，加上一种戏剧性；所以有些戏曲，如把它当作诗来读，似乎并不见得怎样好，但唱起来、演起来却有动人的力量。这个方面更是新的。这些都很值得我们来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只纸老虎，一匹疯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