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俞平伯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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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1)

关于治学问,现在想来,司马迁所讲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道理是颠扑不破的。做学问,其一要博,其二要精。学问这东西看上去浩如烟海,实际上不是没有办法对付它的,攻破几点就可以了。荀子说,“真积力久则入”,从一点下手,由博返约,举一反三,就都知道了,何在乎多?喝一口水,便知道了水的味道;吃一口梨,便知道了梨的味道。诗词歌赋,都是能一通百通的。

首先要好学深思,更重要的是心知其意,要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好学深思的基础上自然就能发现问题了,不是为了找问题而找问题。

以《红楼梦》研究为例,就能说明一些问题,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胡适之是考证癖,我认为当时对他的批判是击中其要害的。他说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确实把不少青年引入歧路;“多谈些问题”就是讲他的问题。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烦琐考证。《红楼梦》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证出什么了?一些续补之作实在糟糕得不像话,简直不能读。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原则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对《红楼梦》,既不好学,又不深思,怎么能心知其意呢?《红楼梦》说到天边,还不是一部小说?它究竟好到什么程度,不从小说的角度去理解它,是说不到点子上的。

自学之法,当明作意。要替作者设想,从创作的情形倒回来看,使作者与读者之间发生联系。作者怎么写?读者怎么看,似乎很简单。然于茫茫烟雾之中欲辨众说是非;以一孔之见,上窥古人之用心,实非易事。

我小时候还没有废科举,虽然父亲做诗,但并不给我讲诗,也不让我念诗;平时专门背经书,是为了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在我八九岁时废除了科举,此后古书才念的少了。不过小时候背熟了的书,到后来还是起了作用。我认为记诵之学并非完全不可行,而且是行之有效的。

记诵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因为读书是要解决问题的;但这并不是说不要背诗。好诗是一定要背的。我当初念书没念过《唐诗三百首》,不过好诗我总是背下来,反反复复地吟味。诗与文章不同,好文章也是要背的,讲诗则是非背不可。仅仅念诗是不成的,念出的诗还是平面的;翻来覆去地背,诗就变得立体了,其中的味道也就体会出来了。

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当然也有关系,研究诗词的人最好自己也写一写诗词;做不好没关系,但还是要会做,才能体会到其中一些甘苦。诵读,了解,创作,再诵读,诗与声音的关系,比散文更为密切。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又说,“续儿诵文选”,可见他自己做诗要反复吟哦,课子之方也只是叫他熟读。俗语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虽然俚浅,也是切合实情的。

我治学几十年,兴趣并不集中。在北大初期写一些旧体诗,到新文化运动时又做新诗。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O年没有做旧诗。以前跟老师学骈文,新文学运动开始后,这些也不学了。但这些对于我研读古人的文学作品却很有帮助。的确,创作诗词的甘苦亲身体验一下,与没有去尝试,体验大不相同,如词藻的妙用,在于能显示印象,从片段里表现出完整。有些境界可用白描的手法,有些则非词藻不为工。典故往往是一种复合,拿来表现意思,在恰当的时候,最为经济、最为得力,而且最为醒豁。有时明明是自己想出来的话,说出来不知怎的,活像人家说过的一样;也有时完全袭旧,只换了一两个字,或竟一字不易,古为我用,反而会像自己的话语。必须体验这些甘苦,才能了解用典的趣味及其需要。

(四)

我曾想做一组文章,谈谈做文章的问题,就叫《文章四论》。一是文无定法:文章没有一定之法,比如天上之云,地上之水,千姿百态;文章就像行云流水。别人问我“文法”,我说我不懂文法。二是文成法立。行云流水看来飘逸不可捉摸,实际上有一定之规。万变不离其宗。

后两句我认为更重要。其三是声入心通。《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礼记》怍“故长言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长言、嗟叹、咏歌,皆是声音。《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六字尤为概括。上文言诗,亦通于散文。于诗曰诗情,文曰文气。如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古人做文章时,感情充沛,情感勃发故形之于声。作者当日由情思而声音,而文字;今天的读者要了解当时的作品,也只有遵循原来轨道,逆溯上去。作者当时之感既托在声音,今天凭借吟哦背诵,同声相应,来使感情再现。念古人的书,借以了解、体会古人的心情。

其四是得心应手。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古人论文往往标一“机”字,概念的诠表虽伤于含混,却也说明了一些道理。陆机《文赋》说,“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这是对文思的很好的描写。得于心,则应于手;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那种况味正在不离不著之间。

这四篇文章我并没有做成。而且恐怕永远也做不成了。不过这是自己写文章的一点体会,也是研读古人作品的必由之路。创作和研究两者原本是相通的。

总之,文史哲三大类中还有好多问题,多年来仍没有解决。书虽然不少,但往往不能解决问题。作文艺批评,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必须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须身处局外,局外人有公论。《人间词话》论诗人之素养,以为“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我于论文艺批评亦云然。

(五)

再谈几句题外的话。这就是现在出版的一些书籍的质量问题。比如古籍的整理点校,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但一些校点本,在校勘、标点上错误多得异乎寻常,有时甚至出现一些常识性错误,这不仅给我们的文史研究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还要误人子弟。另外,还有许多书籍的问题出在印刷上,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如此等等,都亟待解决。因而想借此机会呼吁一下。

谈谈古为今用

中国古代专门搞理论批评的很少,批评家差不多都是创作家,他们自己懂得创作的甘苦,因而也知道别人的甘苦。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它不但是很好的理论批评,而且本身就是很好的文章。又如刘知几的《史通》,是史学的重要著作,文采虽然不及《文心雕龙》,文字也是很讲究的。创作和理论批评相结合很重要,这样才能抓着痒处,有说服力量;这样,将更有利于百家争鸣。当然,专门的理论批评也决不可废。

怎样古为今用,怎样把古代文艺和理论的遗产运用在今天的创作研究工作上,这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五四”时代全盘否定古典文学遗产,斥之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把过去和现在割断,这自然是不对的,但当时之所以这样做,也有它的进步意义。

运用古典文艺遗产,也有困难。有些古典文艺的技巧,我看对现代文学不能完全适用,例如古典文艺理论很强调炼字,这是有传统的。对白话文来说,并非没有意义,但白话以流利通畅为主,怎样使它和“凝炼”相结合,这是一个问题。

文言和口语的差别是古来就有的。《论语》上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孔夫子讲学,行礼,用的是雅言,平时可能说山东土话。所谓雅言就是比较凝炼的语言,或者也就是后来的文言。因“文”、“白”的区分,就使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发生了一种距离。如何跨过这条鸿沟,是解决古为今用问题的一个环节。

现在我们的诗歌是用白话写的,如采用旧诗的方法来炼字,就会变成半文不白的东西。我觉得,散文传统、戏剧传统还比较容易为我们所接受,诗歌传统就比较难一些。但工作做得也很不够。原来中国诗歌从唐杜甫以来就开了一条新路,通向白话。这条线没有断,还在继续发展。到了元曲,诗歌和戏剧相通,就更向白话方面发展了。我觉得宋代诗词、南北曲、弹词唱本、民歌……这些创作,在当时虽不曾标榜、宣传为新诗,事实上走的是新的道路。曲子用在戏剧里,更从原来的“诗意”以外,加上一种戏剧性;所以有些戏曲,如把它当作诗来读,似乎并不见得怎样好,但唱起来、演起来却有动人的力量。这个方面更是新的。这些都很值得我们来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只纸老虎,一匹疯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