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说过了，索隐派是从“虚”入手进行研究的，因此没有依据，只好靠猜谜；而自传说务实，考证的方法帮了他的大忙。这样看来，是非屈直似已不成问题，我自己也曾是自传说的赞同者。但问题并非这样简单，对两派各自的得失，还是有点儿可说的。
自传说借助考证的方法，但考证的含义广，作用多，绝不仅仅限于自传说。如果抛开自传说，考证的功绩依然存在。把后四十回从一百二十回中分出来，就是考证的成果，它与自传说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不能把考证与自传说混为一谈。考证的功绩，也无法掩饰自传说的错误。新索隐派在研究红楼梦时，也应用考证取得的成果，不能把一百二十回看成是一本账。桥是桥、路是路，一定要有所区别。
《石头记索隐》一书认为金陵十二钗是影射士大夫的，这个构思虽然很巧妙，但他们“索”来，“索”去，却始终没个结果。我们很难断言作者在著书时，没有影射人、事的意思，但这些都是在有意无意之间，“若即若离、轻描淡写”。譬如在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王熙风效戏彩斑衣”中，就借女先儿之口，说出了一个男王熙凤。据此索隐者，如只关合字面不太认真，点到而已，那便是好，如一定要追问下去，闹个水落石出，岂不成为笨伯了。
三对作者问题看法之异
作者问题，关系到《红楼梦》一书的来历，这也是索隐、自传两派历来争论之点。简单地说，索隐派是在那里猜谜，大都是空想。而自传说标榜自己的方法最为科学，他们的说法也不够严谨，其实，曹雪芹从来就没说过是他自己独写《红楼梦》！不要小看这件事，这个问题关系太大了。关于作者是谁的问题，众口相传说法不同，还有的说是另一个曹雪芹呢！若依自传说，又把《红楼梦》完全归于曹氏一人。情况到底怎样呢？从最早的甲戌本看，那上面列了一大堆名字，有：空空道人、情僧、吴玉峰题红楼梦，孔梅溪题风月宝鉴、曹雪芹题金陵十二钗，脂砚斋仍用石头记。这众多人名中，曹雪芹固然是真名之一，但那些假托的人名，也未必毫无含义。甲戌本与其他本还有很大不同，不同有两处，（一）是在众多人名中多出个“吴玉峰”，这一点很该重视。（二）是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四句之后，多出了“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一句，似乎要把功归于脂砚斋，大有与曹氏争著作权的味道，实在很奇。到底谁写《红楼梦》？依我个人之见，《红楼梦》的完成，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它凝聚着许多人的心血。如不能认清这一点，评注只能是越来越乱，分歧也只会越来越大。自传说不能成立，索隐派又能有什么妙法可施？
从上述三点看两派得失，显然有着共通之处和共同的疑惑。追踪他们共同的疑惑，源远流长，历时二百年，这绝非出自偶然，是与明、清改朝换代的历史有关。其他小说都不标以“学”字，如水浒不叫“水浒学”，三国不叫“三国学”，何以只有红楼梦称为“红学”？难道是因为它超越其他小说之上吗？也未必。对“红学”这一叫法，我小的时候只当作笑话看，后来仔细想想，也是有些道理的。
“红学”能够叫开，含有实际意义，也关系到对《红楼梦》这书性质的认识。最早的时候，对红楼梦不过是纷纷谈论。偶尔有一两篇文章出现，也还称不上什么“学”。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三位，以学者身份大谈起红楼梦，从此一向被看成是小道传阅的小说，便登上了大雅之堂。王国维说红楼梦里面含有哲理，可惜无人响应。蔡元培、胡适两位是平分秋色，一个索隐，一个持自传说，各具门庭。自传说是后来居上，到了大量脂批被发现后，自传说更是风靡一时了。到五十年代，《辑评》一书出版了，原只是为工作需要，却也附带起了对自传说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我感到很惭愧。
索隐、自传两派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但他们都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资料这一点却是完全相同。只是蔡元培把它当作政治的野史，而胡适把它看成是一姓的家传。尽管两派各立门庭，但出发点是一个，而且还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误会：
《红楼梦》是小说，这一点大家好像都不怀疑，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两派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像考古学家那样，敲敲打打，似乎非如此便不能过瘾，就会贬低了红楼的声价。其实这种作法，都出自一个误会，那就是钻牛角尖。结果非但不能有更深一步的研究，反而把自己也给弄糊涂了。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红楼梦》有着极为复杂的背景和多元的性质，从不同的角度看，而会有差别。但是无论如何它毕竟是一部小说，这一点并不会因为观看角度不同而变化、动摇。小说是什么？小说就是虚构。虚构并不排斥实在，但那些所谓“亲睹亲闻”的素材，早已被统一在作者的意图之下而加以融化。以虚为主，实为从，所有一切实的，都溶入虚的意境之中。对这“化实为虚”的分寸，在研究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如果颠倒虚实，喧宾夺主，把灵活的化为呆板，使微婉的变做质实，岂不糟糕？有很多事，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掌握了“意会”，对各种说法就能看到它们的会通之处。否则，只要一动便有障碍，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引起无休止的争论。这边虽打得热闹，而那边红楼梦还是《红楼梦》！
如果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正问，那么问题实际上已解决了一半。问《红楼梦》的来历如何，得失如何，都是正问。问宝玉是谁，大观园在哪儿，就不是正问了。为什么这样说呢？问宝玉是谁，他是小说中的主角呀！问大观园在哪儿，它是小说中一个很漂亮的花园，不一定非要有这么个地方吧！即使是作者在构思时，多少有些凭据，那也是如烟如雾的往事。就是起作者于九泉，怕也难以一一核实。再者说，如果全都是照实写来，不差分毫，那还能叫小说吗？那样的小说还有什么可看呢？
我认为，考证学原是共通的，如使用得当，不蔓不支，对研究工作是有益的。猜谜的即使猜不着，也无伤大雅，一笑了之就是了。唯有自传说，成绩受到材料的局限，到后来只得“以假混真”，滥竽充数了，这实在很可惜！
此文为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七日未发表之旧作，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重新整理。韦奈记录。
一年来的感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已一周年了。一年的光阴很容易过去，对中国的前途却有了划时代的转变，就中国的历史看可以说是空前的。我们生当这伟大的时代，又住在这人民的首都里，照理说来总该有些很清楚的认识了。事实上能够这样么？这变革的幅度建设的规模实在太宏大了，不容易一下子抓住它的全貌。所以即有感想也很凌乱，我们除掉感激得欢欣鼓舞，对自己的工作格外觉着不够以外，还能说什么呢。
一九五O年应该是很艰难的年头儿，但我们已度过了四分之三，如军事、外交、政治、经济，都有很重大的成功，发生过的大事也很多。我直觉地感到三桩事情的意义最为深长。（一）中苏同盟友好条约的订立。（二）全国在分区实行土改，又做得这样细密公平。（三）中国共产党诚意地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最近在各地实行整风。为什么意义深长，原无须我多说的。中国正在逐渐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大业，稳步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可谓人人心中事，也是人人共有的感觉了。
我自己的工作岗位在文教方面，在这儿略说我的所感。文教的工作是很难做的。是否顶难做，我不敢说。因为别方面的工作也很巨大很艰难啊，或者更辛苦。话虽如此说，文教工作反正很难，所以困难，自有好些原故，详细讲来，可作长篇文字，我只说我暂时想到的这两点罢了。
第一，中国的人民大众，受了过去统治阶级的压迫，一般的文化水平低，咱们这些人实在也没有多大能耐，所以文教工作的进行只好慢慢儿来，无法使它快。古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正是这话了。譬如去年夏天开了全国文化大会，成立了全国文联；今年春天开了北京市文代会，跟手成立北京市文联（现在上海、天津各地也都召开了文代会），我们这些会开得都很好，文联、文协组织得很完善，工作进行得很认真（在我们这儿，尤其是市文联成立以后），有些文艺界的朋友们已实行下乡下厂了。这都可以乐观，使人兴奋。普及第一的指针已被确认了，能做到多少呢，却是一问题。咱们自然应当力戒急躁。这也是急不出来的事情呵。
第二，这里情形比较复杂，不容易摸着头脑。苏州人有句土话叫做“碰着鼻头转弯”，我们的工作就算碰着壁也不容易知道的。即以上举文化普及一例而论，就有“提高”在那边并行着。自然，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这原则性的指示是十分正确的，而事实上并不简单。在目今的阶段里，普及应当先于、重于提高，不成问题。但另一方面想。有时不提高也会妨碍了普及。譬如变戏法老这么一套。说鼓书老这么一段词，提高固然谈不上，但也何尝能够普及呢。陈陈相因，也未必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所以虽然思想路线必须把握得牢，但技术上的推陈出新也是推行这思想的手段，也是必要的。就以写作而论，难道必须写得雕琢艰深晦涩使人听不懂看不明，才算提高吗？这也不必然的。我感觉到老在理论上形式上打圈子并吃不开，打不通。要紧的是有力量能够干。能够打破这圈子，好比大将在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只好说大家努力吧。
我的意思原很明白的，文艺的下乡下厂，和教育的门向着工农大开，这是一年来文教工作的两桩大事，可说“双管齐下”，也可以说“双喜临门”。在中国文明史上，地道说来是空前，不易恰当形容。在这古老的园地要开出怎样新鲜的花来，也没人能够预测的。再说，从前封建的统治阶级原不断地在老百姓里头（特别是农民）吸收新的分子，抽出新的血液来以补充他的零落的阵线，复活他的枯竭的生命，却跟现在情形无法比拟。从来是要把工农的优秀分子提升为士大夫使他们为统治阶级尽忠服务，现在却直接教育工农，积极诚意地开发民智，直接使人民站起来，这是根本不同的，所以我说这个影响会大得无法形容，也无法预测的。
对于最广义的政治，我也是个外行，但也想稍微说两句话。帝国主义到了末期，便格外凶恶，积极备战，但和平的力量也一天一天地在增大。即以帝国主义的魁首美国而论，在和平宣言上签名的已超过二百万人。拿美国的人口数来比。原不算个很大的数目。我们却不要忘记，这是在反动派、战争贩子们重重压迫下的成绩，比苏联所发表的一亿多的巨大数字，意义上自有不同。我们能够说美国人民不跟咱们一样的热爱和平吗？不能！即以数字而论，较朝鲜战争开始时，四十万人的签名已超过了三倍。所以这危机必需克服，也是一定能够克服的。咱们的中央人民政府正在稳步积极进行建设的工作，咱们要衷心拥护它，更相信它的工作明年、后年会做得更好。
一九五O年九月十六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