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迈出社会变革的第一大步是承认侵略战争的“错误”和失败。同时，天皇的身份也由“神”转向了“人”。这是由于他们非常希望重新获得在和平国家中受尊重的地位，而这就要求一定要实现世界和平。
战后，美国在管理日本方面所发挥的相应的作用，对此美国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豪。8月29日，美国通过电台发布了对国务院、陆军部以及海军部的联合指令，宣布了自己的政策，并由麦克阿瑟元帅成功地付诸实施。然而，引以为豪的原因却常常被美国的报刊和电台中的党派性的赞扬或批评弄得模糊不清，只有极少数充分了解日本文化的人才能确定既定政策是否恰当。
对日本占领的性质是其投降时的一个重大问题。战胜国是应该利用还是废除现存政府，尤其是天皇？每个县市的行政是否都应在美国军政府官员指挥下进行管理？在占领意大利和德国时采取的方式是在每个地区设立A。M。G。（盟军军政府）总部，将其作为战斗部队的一部分，盟军的行政官把持着地方的行政权。打败日本时，太平洋区域A。M。G。官员仍然预料这种统治体制也会在日本建立。日本人也不知道他们自己还能保留多少行政方面的权力。波茨坦公告上只是说：“必须占领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的地方，以确保吾人于兹所示之根本目标。”以及必须永久排除“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强权和势力”。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分别给麦克阿瑟将军发出了联合指令，对上述各节作出了重大决定，并获得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的全面支持。本国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将全权由日本人负责。“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国政府的机构及包括天皇在内的诸机关行使其权力，只为能促进满足美利坚合众国的目标。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指令下，日本国政府将被允许就内政行使政府的正常职能。”因此，麦克阿瑟的对日管理区别于盟军对德或对意的管理。它是一个最高司令部自上而下地利用日本各级的官僚机构。最高司令部的通告不是发给日本国民，或某些县市的居民，而是发给日本帝国政府，规定日本国政府的工作目标是它的当务之急。如果某位日本内阁大臣认为不可能实施，可以提出辞职来抗议，但如果他的建议合理，则可以依照他的建议修改指令。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种大胆的管理方式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正如当时希德林将军（General Hilldring）所说：利用这种占领日本国政府的方式所取得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利用日本国政府，我们务必要有直接运转管理一个7000万人口国家所必需的全部复杂机构。因为他们有与我们不同的语言、习惯和态度，所以通过净化并利用日本国政府，我们能节省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换句话说，我们是提供具体指导，而不是要求日本人自己整顿自己的国家。
这一指令在华盛顿制定之初，许多美国人仍然担心日本这个怒目而视、伺机报复的民族也许会采取倨傲和敌对态度来消极抵制一切和平计划，但后来证明这些担忧是多余的。其主要是因为日本的特殊文化，而不是有关战败民族和战败国的政治、经济等一般真理。可能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日本这样顺利地接受这种信义的政策。在日本人看来，从严酷的战败现实中排除屈辱是这种政策的最大象征，从而促使他们自己实行新的国策，而这一切正是因为特异文化所形成的特异性格，所以他们才能如此欣然接受。
在美国，我们曾不断争论谈和条件的宽严，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此，而是如何严如其分地摧毁传统的、危险的侵略性模式，建立起新的目标。然后根据该国国民的性格和传统的社会秩序来选择采取何种手段。在家庭生活和市民日常生活中，普鲁士的权威主义根深蒂固，这就需要对德国制定某种谈和条件。明智的谈和条款对日本应该不同于对德国，因为他们如此不同。德国人不认为自己对社会和历史欠恩情，他们不是为了偿还无穷的债务或恩情而努力奋斗，仅仅是为了避免沦为牺牲者。在德国人的眼中，父亲如同其他占据高位的人一样，是一个权威的人，是一个“强迫别人尊敬他”的人，是一个得不到尊敬就不舒服的人。生活中，每一代青年时期的儿子都反对权威的父亲，然而等他们长大成人后，与父母一样，最终还是屈服于单调无味、没有激情的生活。一生之中的最高峰是青年叛逆的狂飙年代。
极端的权威主义并不是日本文化中的核心问题。所有西方的观察者几乎都认为，日本的父亲对孩子的关怀和钟爱在西方似乎难得一见。日本的孩子普遍认为与父亲有某种真正的亲爱是理所当然的，常常会公开夸耀自己的父亲，以至于孩子会因为父亲稍许改变的声调就会按父亲的愿望行事。但是，父亲绝不是幼儿的严师，青年时期也绝不是反抗父母权力的时期。相反，孩子进入青年时期就成为一位在世人判断面前家庭责任的驯服代表。对日本人来说，“为了学习”，“为了训练”，他们尊重父亲。换而言之，作为尊敬对象的父亲是等级制和正确待人接物的超人格象征。
儿童这种在同父亲早期的接触中学到的态度会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模式。在等级制度中，位居上层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其本身并不掌握专断权力，居于首脑地位的官员也不行使实权。上自天皇下至底层都有顾问和隐蔽势力在背后操纵。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位黑龙会式的超国粹团体领袖在与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的谈话中，最准确地说明了日本社会的这一侧面。他说：“社会（当然是指日本）是一个三角，但它已被大头针固定住一角。”换句话说，三角形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而大头针则是看不见的。三角形总是围绕着一个隐蔽的轴有时往右偏，有时往左偏。用西方人的俗话说就是，凡事都要用“镜子”来反映，力求不要把专制权力露在表面，一切行动都显示对象征性地位的忠诚，尽管这个象征性地位经常不行使实权。一旦发现那被剥掉假面具的权力的泉源时，日本人就认为它就是剥削，并且是与他们的制度不相称的，好比对高利贷者和暴发户的看法一样。
正是由于日本人观察他们社会的角度不同，因此，反抗剥削和不义却不会让他们成为革命者。他们并没有打算破坏他们的社会组织。只是可以在毫不批判其制度本身的情况下，像明治时代那样实现最彻底的变革。这种变革被他们称之为“复古”，即回到过去，因而他们不是革命者。西方的著述家有的寄希望日本能在意识形态方面掀起群众运动，有的夸大战争期间日本的地下势力并指望他们能在投降前夕掌握领导权，还有的则预言激进政策将在战后的选举中获胜，可惜他们都严重错误地估计了形势。1945年10月组阁时保守派的首相币原男爵发表的下述演讲最准确地表达了日本人的想法。
“新的日本政府具有尊重全体国民意愿的民主主义形态……自古以来，天皇的意志被认为是国民的意志。这也就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神，我所谓的民主政治正是这种精神的真正体现。”在美国读者看来，对民主的如此解释简直毫无意义。但是有这种复古解说的基础，与西方意识形态相比，日本无疑更易于扩大国民的自由范围，增进国民的福利。
当然，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在日本也将实行。但是，正如在美国那样，西方的制度并不能成为改善世界的可资信赖的工具。普选和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尽管能解决许多问题，但同时也产生许多困难。一旦这些困难持续，日本人就会修改我们所赖以实现民主的方式。那时，美国人将愤然宣称这场战争只是徒劳。即使我们相信自己的办法是最好的，但普选在日本重建和平国家的过程中至多只能占次要地位。日本自19世纪90年代试行第一次选举以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当时所记述的那些传统困难今后还会重复出现。
在激烈选举战中，确实丝毫不存在个人的仇恨，但却牺牲了不少生命。议会中让外人惊的激烈论战、暴力很少属于个人之间的对抗。政争的实质是藩阀之间、党派之间利害的斗争，而不是个人与个人的斗争。并且，每一个藩阀或党派的热诚追随者只把新的政治理解为新的战争——一种忠于领袖利益的斗争。
在较近的20世纪20年代的选举中，“洗好脑袋准备砍头”是农村人投票之前经常说的话，它把选举战比作过去有特权的武士对平民的攻击。直至今日，不论日本是否推行危险的侵略政策，日本选举所包含的意义与美国仍是截然不同。
重建一个和平国家，日本的真正力量在于他们敢于承认过去行动方针的失败，从而有精力转到另一方面。在日本，存在一种善变的伦理。曾经他们妄图通过战争赢得自己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结果却以失败告终。所以，这种方针就可以抛弃了。他们以前所受到的训练使他们可以转变方向。当一个民族怀抱更加绝对性伦理观时，他们总是相信自己在为原则而战，在向战胜者投降时，他们会说：“正义随着我们的失败而消失了。”他们的自尊心要求他们继续努力以使“正义”下次取胜。或许，他们承认自己有罪，忏悔反思。日本人并非如此。投降后的第五天，美军仍然没有登陆时，东京的一家大报《每日新闻》就开始发表相关文章就战败及其所带来的政治变化展开了论说。它说：“不过，这是有利于最终解救日本。”这篇社论强调每个人都必须牢记日本已经彻底战败了。既然企图凭借武力来建设日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那么以后就不得不走和平国家的路线了。同一周内，另一家东京大报《朝日新闻》也发表文章说，近年来，日本“过于相信军事力量”，这是日本国内外政策中的“重大失误”。文章说“以往的态度让我们几乎损失惨重却一无所获，对它我们必须予以抛弃，并应采取立足于国际协调和爱好和平的新态度”。
西方人认为这是一种原则性的转变，所以很是怀疑。然而，这却是日本人为人处世的完整的构成部分，在人际关系上是如此，在国际关系上也是如此。当采取某种行动方针而又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时，他们就认为是犯了“错误”。如果失败，它就会被作为失败的方针而被抛弃，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坚持失败的方针的必要。日本人经常说“噬脐莫及”，20世纪30年代，他们一致认为军国主义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方式，是一种靠武力获取的崇拜。他们容忍了这一纲领所要求的所有牺牲。1945年8月14日，天皇作为日本最神圣的发言者向国民宣布日本已经战败。他们接受了失败所意味着的一切。这意味着日本要被美军占领，于是他们就欢迎美军；这意味着皇国侵略的企图已经失败，于是他们主动考虑要制定一部排除战争的宪法。日本投降后的第十天，《读卖报知》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艺术与新文化的起步》的社论，文章说：“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军事失利不能说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我们应该把军事失败看成一种动力。……这是因为，只有这种全民族惨遭失败的重大牺牲，才能提高日本国民自己的思想；使国民能够把眼光扩展到世界领域，客观而真实地观察事物。我们应该坦诚地分析并消除过去所有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我们需要拿出勇气来正视失败这一残酷的事实。不过，我们必须相信日本文化的未来。”这意味着，一种他们曾试行的行动方针失败了，现在，他们将采取另一种和平的处世手段。各家日本报纸的社论都反复强调：“日本必须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日本国民的职责就是要在新的基础上获取别人的尊重。
这些报纸的社论不只是少数知识分子阶层的心声。东京街头和偏远村寨的普通民众也经历同样的大转变。美国占领军简直不能相信这么友好的国民就是曾经发誓要用竹枪顽抗到底的那些国民。美国人很排斥日本人的伦理中的很多东西，不过，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不同的伦理也包含着许多值得称赞的东西。
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军在管理日本时，承认了日本人转变航程的这种能力。它并没有采用使人屈辱的手段来阻碍这一进程。倘若按照西方伦理，我们将这种手段强加给日本，或许这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依照西方的伦理信条，侮辱和刑罚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手段，它可以让做过坏事的人认识到自己的罪孽。这种自我忏悔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如同前面所说的那样，对此日本人的看法并非如此。根据他们的伦理，一个人必须要为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任，错误所产生的自然后果会让他确认不能再这样做下去。这些自然后果也可能会包括总体战争的失败。不过，日本人并不把这些情况视为屈辱而产生憎恶。根据日本人的观点，某人或某国侮辱他人或他国，就是采取诽谤、嘲笑、鄙视、侮蔑以及揭露其不名誉等方式。如果日本人认为自己遭到侮辱，那么复仇就变成一种道德。尽管西方的伦理非常强烈地谴责这一信条，美国的占领是否有效却取决于在这方面的自制。因为，日本人十分讨厌被嘲笑，他们认为这与投降带来解除军备、负担苛刻的赔偿义务等必然后果完全是两码事。
日本曾经打败过一个强国。在对方最终投降，并且日本认为它从来没有嘲笑过自己时，作为战胜国，日本曾谨慎地避免给失败方带来侮辱。俄军1905年在旅顺口投降时，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在日本是妇孺皆知的。在这张照片上：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唯一区别就是军服的不同，俄军依然佩带着军刀，并没有解除武装。日本流传甚广的著名故事说，当俄军司令官斯提塞尔将军表示同意日军提出的投降条件时，一位日本大尉和翻译带着食物来到俄军司令部。那时，“除斯提塞尔将军的坐骑以外，所有的军马已全被宰杀吃掉。所以，日本人带来的50只鸡和100只生鸡蛋受到了热切的欢迎”。第二天，斯提塞尔将军和乃木将军按照约定会面。“两位将军握手，斯提塞尔将军赞赏日本军队的英勇……乃木将军则称赞俄军长期的防御坚强。斯提塞尔将军对乃木将军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两个儿子深表同情。……斯提塞尔将军将自己心爱的阿拉伯种白马送给了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虽然十分想得到阁下的马，但却必须首先呈给天皇陛下。他相信天皇一定会把这匹马赐给他的。他发誓，倘若如此，他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爱马那样对它倍加爱惜。”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将军在住宅前为斯提塞尔将军的爱马建造了一所马厩。据传说，马厩比乃木将军自己的住房还要考究，它在将军死后变成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说，从上次俄国投降后，日本人就性情大变，譬如，众所周知，他们在菲律宾进行肆意破坏表现出了残暴的一面。但是，日本是个很容易随着状况而改变道德标准的民族，对这样的民族而言，上述结论未必成立。首先，巴丹战役后，敌军并没有投降，只是局部地区投降了。到后来虽然菲律宾的日军投降后，日军仍在战斗。其次，日本人从来不认为本世纪初遭到过俄国人的侮辱。恰好相反，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认为美国的政策在“蔑视日本”，或者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根本看不起日本”。对排日的移民法、美国在朴茨茅斯和约及第二次裁军条约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就是存在这样的反应。美国在远东经济影响的扩大以及对世界上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态度也使得日本人作出了同样的反应。所以，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以及在菲律宾对美国的胜利，显示了日本人行为中显然对立的两面性：遭受侮辱时是一面，没有受到侮辱时是另一面。
美国取得最后胜利再次改变了日本人所处的环境。恰如日本人生活中的惯例，最终的失败让他们放弃了之前采取的方针。日本人这种特有的伦理观，使他们可以自行消除污垢。美国的政策以及麦克阿瑟将军的对日管理没有增加需要消除的新的屈辱。他们只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眼中仅属于战败的“当然结果”的事情，很显然，这种做法取得了成效。
对天皇的保留意义重大。对这件事的处理非常好。是天皇先访问了麦克阿瑟将军，而不是麦克阿瑟将军先访问的天皇，这件事给日本人上了生动的一课，西方人是难以估计到其中意义的。据说，天皇曾对否认神格的建议表示异议，他说要自己抛弃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对此感到很为难。他真诚地说，日本人并未把他看成是西方意义上的神。但是，麦克阿瑟司令部劝说他，西方人关于天皇仍在坚持神格的想法将会影响日本的国际声誉。于是天皇就强忍这种为难，同意发表声明否认神格。元旦，天皇发表了声明，并要求把世界各国对此事的评论全部翻译给他看。读了这些论评后，天皇致函麦克阿瑟司令部表示对此满意。外国人在此以前显然理解不了天皇居然会为发表声明而感到高兴。
美国的政策还允许日本人得到某些满足。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三部联合指令上明确写道，“对于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劳动、工业、农业等各团体，应鼓励发展并为其提供便利”。在很多产业中，日本工人组织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积极活动的农民组合也重新组织起来。许多日本人开始主动地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这就证明了日本在这次战争后果中有所收获。美国一位特派记者告诉我，东京一位参加罢工的人盯着美国士兵喜气洋洋地说：“日本‘胜利’了！是吗？”现在，日本的罢工很像战前的农民起义，当时农民请愿的原因往往是因年贡或赋役过重而影响了正常生产。按照西方标准，这不属于阶级斗争，请愿的目的并不是变革制度本身。现在，日本各地的罢工也没有降低生产。罢工者喜欢采取的方式是工人“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增加生产，以使经营者丢脸”。在三井系统一家煤矿中，“罢工”的工人将全部管理人员赶出矿井，日产量由250吨提高到620吨。足尾铜矿的工人在“罢工”中也使生产得以增加，并提高了两倍的工资。
当然，无论管理政策如何怀有善意，战败国的行政总是存在困难。在日本，粮食、住宅以及国民再教育等依然是很尖锐的问题，倘若不采用日本政府的官员，问题必将同样尖锐。在战争中以及停战前期美国当局非常担忧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军队的复员，这个问题由于日本官员的保留也明显减轻，却也并不容易解决。日本人深深了解这种困难。去年秋天，日本报纸以同情的语气报道，对于那些历尽艰辛而失败的日本士兵来说，战败该是多么难接受的事情。报纸请求他们不要因此对自己“判断”构成影响。一般来说，遣返军人表现出十分正确的“判断”，但其中一些人也因为失业和战败而参加了追求国家主义的旧式秘密结社。他们动不动就对他们现在的地位感到愤慨。他们已不再拥有往昔那种特权地位了。过去，行人在街上遇到身着白色衣服的伤残军人都要行礼。军人入伍时，村里要为他们开欢送会，退伍回来要开欢迎会，士兵要坐在首席，村民们用美酒佳肴和美女的歌舞来款待他们。现在的复员军人已经没有这样的优待了。只有家里人安置他们而已。在许多城市和村镇，他们受到冷遇。知道了这种骤然变化带给日本人多少痛苦，就不难想象，这些军人是多么喜欢和旧日同伙聚在一起，缅怀过去军人把名誉作为寄托的那个时代了。并且，可能他的战友中会有人告诉他，有些幸运的军人已经在爪哇、山西、满洲与盟军作战了。他们会说：干吗要绝望？他将再度参加战争！日本早就有了国家主义的秘密结社。这些团体志在“清除日本的污名”。那些因未了复仇宿愿而感到“世界不平衡”的人很有可能会加入这种秘密团体。如黑龙会、玄洋社等这类团体，他们所使用的暴力在日本的道德中是“对名分的情义”，允许被使用。今后几年中，要消灭这种暴力，日本政府还必须坚持以前的长时期的努力，也就是强调“义务”，并贬抑对名分的“情义”。
所以，仅仅是号召不要“判断”错误尚且是不够的，还必须重新振兴日本经济，使当前二三十岁的人找到生存之道，能够“各得其所”。农民的状况必须得以改善。经济一不景气，日本人就会回到农村的故乡。但很多地方因为地方狭小，加之沉重的债务，就很难养活庞大的人口。必须开始发展工业。因为，在反对平分遗产问题上，有非常强烈的情绪，只有长子可以继承遗产，其他幼子只能进城寻找机会。
毫无疑问，今后日本人还有一段漫长的困难道路要走。然而，如果国家预算不拨付费用用于重整军备，他们就有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的机会。大概是珍珠港事件前十年间，军备和军队的维护花费了日本国民收入的一半。这样的国家如果停止军备支出并逐步减轻农民的租税，是有希望建立健全经济基础的。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日本农产品的分配是耕种者得到60%，租税及佃租占剩下的40%。缅甸、暹罗也是种植水稻的国家，和日本相比，情况却大不相同，那些国家传统的分配方式是耕种者留下90%。归根结底，日本耕种者所交纳的巨额税金归用在了军费支出上。
今后十年间，欧洲或亚洲任何不搞军备扩张的国家，和搞军备的国家相比，都将具有潜在的优势，因为这类国家可以拿财富用来建设健全繁荣的经济。在美国，在推行亚洲政策及欧洲政策时我们几乎从未关注过这类情况。因为我们明白，美国不会因为国防计划的巨大经费而陷入贫困，我们没有蒙受战争的灾祸。我们也不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工业生产的过剩。大量生产和机械设备已经非常完善，如果不从事大规模军备和奢侈品生产以及福利事业和研究设施，我们的人就面临失业的问题。盈利投资的需求也非常迫切。其他国家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即使是西欧也很不相同。尽管德国要负担巨大的战争赔偿，但因为不能重新武装军队，如果法国在今后十年左右推行扩充军备的政策，那么德国就有可能建设起法国所不能建立的健全而繁荣的经济基础。日本也将利用同样的优势超过中国。中国当前的目标是实现军事化，美国也支持它的野心。如果日本的国家预算中不包括军事化的目标，在不远的将来，它就会奠定繁荣的基础，一举成为东方贸易中的主角。它的经济将在和平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它将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和平的日本将在世界各国中赢得有声誉的地位，如果美国能利用这种势力并支持这项计划，将会对日本有非常大的帮助。
美国做不到用命令的方式来创造自由民主的日本，任何其他国家也做不到。这种方法从来就没有在任何一个被统治国家成功过。任何国家都不能强迫一个具有不同习俗和观念的民族按照自己的模式生活。法律不能让日本人承认通过选举产生的人的权威，不能使他们忽视等级制中的“各得其所”。我们美国人所习惯的那种自由随意的人际交往、自我独立的强烈需要以及自由选择配偶、职业、住宅和承担各项义务的热情，法律也不能赋予日本人。然而日本人已明确认为需要转向这个方向。投降后，日本的政治家说，日本必须鼓励男女国民操纵自己的生活，尊重自己的良心。虽然他们并没有这样说，但每个日本人心里都清楚，“耻”在日本社会中的功效已经遭到了质疑，他们希望能在同胞中发展新的自由，也就是要从对“社会”谴责和追究的恐惧中解脱出来。
因为，不管是怎样的心甘情愿，日本的社会压力给个人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社会压力要求他隐藏自己的情感、摒弃个人私欲、而以家庭、团体或民族代表的身份来面对社会。日本人曾证明，他们可以忍受这种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一切自我训练。不过，负担确实过于沉重了，为了求得善遇他们必须极度压制自己。他们不敢要求过有较轻心理压力的生活，结果却被军国主义者引到了一条付出惨重代价而且漫长无际的路上。他们付出如此高昂代价后，竟然变得自以为是，并且开始鄙视那种道德观念相对宽容的民族了。
日本人迈出社会变革的第一大步是承认侵略战争的“错误”和失败。他们非常希望重新获得在和平国家中受尊重的席位。这就要求一定要实现世界和平。今后的几年里，如果美俄致力于军备的扩张，准备彼此进攻，那么日本会利用自己军事知识参加到战争中去。不过，对这一点的承认并非对日本变成和平国家的内在可能性的质疑。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适时变化的，如果现实允许，日本将会在和平世界中谋求自己的地位。倘若不是这样，他们也会在武装阵营的占据一席之地。
现在，日本人认识到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他们还将关注，军国主义是否会在世界其他国家失败。如果在其他国家没有失败，日本会再次点燃自己的好战热情并显示其如何能为战争作出贡献。如果在其他国家也失败了，日本就会证明，它吸取了教训：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绝不是抵达荣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