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找到了日本人双重性格形成的关键原因：幼年和老年是自由的领地，婚姻却是戴上“枷锁”的开始。
喜欢思索的西方人也想象过日本人教育儿童的方式。在训练孩子对生活的适应能力方面，美国人很少像日本人那样要求的如此谨慎和自制，并且从开始父母就教育儿童，他们的小小愿望并不是这个世界最高的指令。我们对授乳时间和睡眠时间做了一定的规定。如果时间没到，孩子无论如何哭闹也要等待下去。当婴儿吮吸手指或触摸身体的某些部位时，母亲就会敲他的手指来禁止他这样做。母亲经常不在孩子身边。当母亲出门时，孩子必须留在家里。当婴儿喜欢母乳胜过其他食物时，也要让他断奶。如果之前是用奶瓶喂他，现在就不给他奶瓶了。孩子必须吃对身体有益的食物。如果不按规定做，孩子就会被惩罚。美国人曾设想，日本人对待儿童的训练一定更加严格，因为他们成年后必须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要十分谨慎地严守各种道德准则。
然而，日本人却不是这样做的。他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人恰恰相反，是一条浅底U字形曲线，婴儿和老人可以自由和任性。伴随着幼儿期的结束，对一个人的约束日渐增加，个人自由在结婚前后降到了最低线。这条最低线贯穿于整个壮年时期，并一直持续几十年，之后再次逐渐上升。六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像儿童时期那样不用烦恼羞耻和名誉了。在美国，人生曲线的形状正好相反，人在幼儿时期接受到非常严格的教养训练，这种训练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而放松，等到有了足以自立的工作、组织自己家庭的时候，就可以不被任何人牵制了。对我们来说，壮年时期是自由和主动性达到鼎盛的时期，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日渐衰退，最终成为他人的负担，这时又要接受别人的约束了。美国人想象不到按照日本人的模式来安排人生会是怎么样，那与现实是多么的背道而驰了。
不管是美国的人生曲线还是日本的人生曲线，都保证了一个人在壮年时期要尽力参与该国的文化。在美国，我们给一个壮年期的人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来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在日本，则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个人约束的时期，尽管人在这个时期体力最强、谋生能力达到最高峰，但却不能自己主宰生活。日本人坚信，约束是精神训练（修养）的最好方式，可以发挥自由所达不到的效果。虽然在最活跃、最有创造性的壮年时期受到了最大的约束，但这种束缚不是终生的，日本人的幼年和老年则是自由的领地。
娇纵孩子的国民都非常希望有孩子。日本人恰好如此。正如美国父母，喜欢孩子，让孩子快乐是他们要孩子的首要因素。不过，日本人要孩子却不仅是因为想获得感情上的满足，还因为，如果家族血统断绝了，他们就会变成人生的失败者。美国不太重视这方面的因素。日本男人都一定要有儿子，为的是有人在自己死后跪在佛坛灵前祭拜以及绵延家系，传宗接代和保持家族的荣誉和财产。出于这种传统的社会思想，父亲对儿子的需要，就跟幼儿对父亲的需要一样。将来儿子总是要取代父亲的，这并不是说要撇下父亲，而是为了让父亲可以安心。在很多年内，由父亲来管理家务，之后儿子接班。如果父亲不能把家务转交给儿子，他就失去了做父亲的意义。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使日本成年男子对父亲的依靠不像西方民族那样感到耻辱和不体面，而且在日本这种状况延续的时间要比美国长很多。
妇女需要儿子不仅是为了满足感情上的需要，还是因为只有做了母亲的妇女才有地位。没有孩子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最不稳定，即使不离婚，也不能指望有一天能做婆婆，不能行使对儿子婚姻的主宰和对儿媳调教的权利，此时，丈夫出于延续家系的需要可能要收养孩子。依照日本人的观念，不能生孩子的妻子是个失败者。日本的妇女总是希望多生几个孩子。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平均出生率达到31.7‰，高于东欧多子女的任何国家。美国在1940年的出生率仅仅是17.6‰。日本母亲的产龄较早，大都在19岁就生小孩了。
在日本，分娩和性交一样是隐秘的事情。产妇阵痛时不能大声呻吟以免让别人知道。母亲要提前准备婴儿的新被褥和小床，这是因为，新生婴儿不睡新床是很不吉利的。家境贫困的人买不起新床，也要把被料和棉花洗干净，以作为“新”的被褥。小被褥不像大人的被褥那么僵硬，而是很轻，这样婴儿在自己的床上可以睡得更香。日本人让婴儿分床睡觉的深层原因是一种“感应巫术”，即新人必须睡“新”床。虽然婴儿的睡床和母亲的睡床靠近，但直到孩子长大，知道要求和母亲同睡时才能和母亲一起睡。他们说，也许要等到一周岁，婴儿才会伸出双手提出这种要求。到那时，母亲才会搂着孩子睡。
日本母亲不给出生前3天的婴儿喂奶，她们要等着流出真正的乳汁。3天过后，婴儿可以随时叼奶头，可以吃奶，也可以叼着玩。母亲把给孩子喂奶作为一件乐事。日本人相信，哺乳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乐之一，婴儿也最容易感受到母亲的这种快乐。乳房不仅供给婴儿营养，而且也提供给他喜悦和快乐。出生后的第一个月，母亲不是把孩子放在小床上让他睡觉，就是自己抱着去参拜当地神社。参拜后的婴儿才被认为生命已经扎根体内了，才可以被自由带出。一个月后，母亲把孩子背在背上，用一根双重带子系住孩子的腋下和臀部，再挂过自己肩前，在腰前系一个结。天冷时，母亲会用外衣把孩子裹紧。家里其他年长点的孩子，不论男女，都要背孩子，甚至是玩垒球或踢石子时也背着孩子奔跑。在农村和贫困的家庭，都是由孩子来照看孩子，这样，婴儿就在人群中生活，他们玩着背着自己的大孩子正在玩的游戏，这显得很有意思。婴儿四肢伸开被绑在背上的方式，很像太平洋诸岛和其他地方流行的用披肩裹婴儿的方法。他们都把孩子看成是被动的。这样抚育长大的孩子以后可以随时随地、不拘姿势地睡觉。日本人恰恰是这样的。不过，日本人是用带子背婴儿的，这不像用披肩或包袱裹婴儿那样培养了婴儿完全的被动性。婴儿在别人背上会像小猫一样搂着别人……绑在背上的带子是安全的，婴儿会靠自己的努力呈现最舒服的姿势。这样做不久，他们就掌握了扒在背上的技巧，他们不只是被绑在别人肩上的包袱。
当母亲工作时把孩子放在睡床上，上街时背在背上带走。母亲会跟孩子说话，哼小曲给他听，教他做各种礼貌动作。当母亲给别人还礼时，也会晃动婴儿的头和肩让他也鞠躬致意。总之，婴儿跟大人一样。每天下午，母亲都给婴儿洗澡，然后把他抱在膝上逗他玩。
三四个月大的婴儿要系上布质很粗厚的尿布，日本人抱怨说是尿布造成了他们的罗圈腿。三四个月过后，母亲就教他便溺：估计好时间，带婴儿到户外，用手托住他的身体，吹着单调而低音的口哨，等着孩子便溺。孩子似乎听懂这一听觉刺激的目的。跟中国婴儿一样，日本婴儿也很早就学会了便溺。当孩子尿床时，有些母亲会拧他的屁股教训一顿，并更频繁地把记性差的婴儿带到户外去教他便溺。当婴儿拉不出大便时，母亲就给他洗肠，或者服泻药。母亲们这样做为的是让婴儿更舒服。孩子学会了大小便的习惯，就可以不用那种不舒服的尿布了。日本的婴儿肯定会觉得尿布不舒服，不仅因为它布质粗厚，而且每当尿湿时，母亲也不给换尿布。婴儿还太小，不知道学会便溺与去除不舒服的尿布间的关联。他们只体会到每天必须由母亲带到户外便溺，这是不能逃避的。并且母亲让孩子便溺时会尽量让他的身体离远点，将他抱紧一点。这种强制性的训练为孩子长大后服从繁琐的日本文化作了准备。
日本的婴儿一般是先会讲话，然后会走路。大人们经常鼓励他们爬。按照日本的传统习惯，不能教不满周岁的孩子站立或走路。近十年来，日本政府在其发行的廉价的、普及的《母亲杂志》中宣传鼓励婴儿早学走路。母亲在婴儿腋下系根带子，或用手托住婴儿的身体教他学走路。不过，婴儿会说话还是早于会走路。当婴儿开口说话时，大人们对孩子说话作乐的话语就成为有目的的教导了。他们不是让婴儿通过偶然的模仿学说话，而是通过教单词、教语法和敬语来教他讲话，大人和孩子都喜欢这么做。
在日本的家庭中，孩子一学会走路，就开始做各种恶作剧了。他们用手指捅破窗纸，会掉进地板中间的火炉等等。大人们很担心，常常夸大危险，警告孩子们踩门槛是一种“危险”，并坚决制止他们从事危险活动。日本的房子是靠架在地面上的梁柱支撑的，没有地下室。家里人认为小孩踩门槛会让整个房屋坍塌变形。不仅如此，孩子们也不能踩、踏、坐、卧在两张榻榻米的连接处。铺席的尺寸是固定的，按照铺席的大小，房间被称做三铺席房间或十二铺席房间。孩子们经常听大人们讲这样的故事：古代的时候，坐卧在铺席连接处的人会被武士从铺底下插入的剑给刺死。那种厚厚而柔软的铺席很安全，但铺席的接缝处却是很危险的。母亲常常用“危险”和“不行”等话语来规劝孩子。他们经常使用的第三个规劝词就是“脏”。日本家庭是出了名的整洁的，人们在儿童时期就被教育要重视整洁。
在生下另一个孩子前，母亲一般是不会给婴儿断奶的。近年来，在《母亲杂志》上，日本政府提倡在婴儿8个月的时候，给他们断奶。中等阶层的母亲常常会这样做，但大多数母亲还没有这样的习惯。哺乳非常符合日本人的感情。在他们看来，这是母亲的最大快乐。采用新习惯缩短哺乳期是母亲为孩子幸福而作出的牺牲。他们认同新规定，认为长期喂奶不利于孩子身体健康，也批评不给孩子断奶的母亲，说这是一种自我放纵，说她们没有自制力。他们说母亲没办法给孩子断奶，这是不可能的，只是她下定不了决心罢了，她这是想让孩子一直吃奶，是出于她自己快乐。因为大多数母亲不愿意断奶，也就不可能普及8个月断奶的习惯了。此外，断奶晚还有一个实际的原因即日本人不习惯给刚断奶的幼儿吃特殊的食品。断奶的孩子应该喂稀粥，但大部分孩子从吃母奶一下子过渡到吃成人普通的食品了。牛奶不包含在日本人的饮食中，而且他们也从不给孩子准备特殊的蔬菜。这种情况下，政府倡导的长时间哺乳不利于孩子身体健康的正确性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怀疑。
婴儿一般在能听懂别人说话的时候，就断奶了。断奶前，吃饭的时候，母亲抱着婴儿坐在饭桌前喂他一点食物。断奶后，他们的饭量增加。这时，有些孩子仍要吃母乳，那么喂养他们就是一个问题了。对于那些因为母亲有了下一个孩子而不得不被断奶的孩子来说，不被喂养就更容易理解了。母亲不断地给他们喂点心，让他们不要恋奶。有时候，母亲会把胡椒面涂在奶头上，然后对幼儿嘲笑说，只有小娃娃才吃奶。她们说：“看看你的表弟，他才是个大人呢？他和你年龄一样小，却不吃奶了。”“看，那个小孩还在笑话你呢。你已经做了哥哥了却还要吃奶。”有的小孩在两三岁，甚至四岁的时候，还在玩妈妈的奶头，他们一看见年纪大点的孩子走过来，就会突然松开奶头，佯装没那回事的样子。
有时讥笑的方法能敦促孩子早点长大。从孩子听懂人话开始，这些方法适用于任何场合。比如说，当男孩哭得时候，母亲就说“你又不是女孩子”，“要知道你是个男孩啊”，诸如此类。或者是“你看那个小孩，人家就不哭”。客人带小孩来串门的时候，母亲会当着孩子的面，亲客人的孩子。并说：“我就想要这个小宝宝，就喜欢要这样聪明伶俐的好孩子，你都已经长大了，还只知道淘气。”此时，孩子就会飞奔到妈妈面前，一边用拳头打母亲，一边哭着说：“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我不喜欢这个宝宝，我听妈妈的话。”当一两岁的孩子吵闹或不听话时，母亲就会对男客人说：“请把我的孩子带走吧，我们家里已经不要他了。”客人也会扮起这种角色，并佯装把孩子带走。于是，孩子就像发疯了一样，哭喊着向母亲求救。看到嘲笑已经达到目的，母亲就会和颜悦色地把孩子拉到自己身边，并要仍在抽泣的孩子发誓，以后不再调皮了。有时，会把这种小型滑稽剧演给五六岁的孩子看。
对孩子还有别的形式的嘲弄。母亲走到父亲的身旁，对孩子说：“我不爱你，爱你爸爸，因为你爸爸是个好人。”孩子就会非常嫉妒，要把父亲和母亲分开。母亲会说：“爸爸不像你，不会在家乱喊乱叫，也不会乱跑。”然后，孩子就顿着脚说：“你在撒谎，在骗人，我并没那样做，我是个好孩子。你不喜欢我吗？”开够了玩笑，父母就相视而笑，他们用这种办法不仅来嘲弄男孩，也同样来嘲弄女孩。
上述这些行为培养了日本成年人对嘲笑和轻蔑的明显恐惧。几岁的孩子不会懂得哪种嘲弄是拿他开玩笑的，对此我们也并不清楚，但早晚他们会明白的。他们明白以后，这种受人嘲弄的意识和害怕失去一切安全与亲密的恐惧感紧密结合起来。等到他们长大成人受到别人嘲笑的时候，幼儿期的恐惧的阴影就会出现。
这种嘲弄可能会在二到五岁的孩子心中引起更大的恐慌，因为家庭是安全与自由的天堂。无论在肉体还是感情上，父母都有明确的分工，他们很少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在孩子面前。母亲或祖母负担家务并要教育孩子。她们都鞠躬行使礼仪来侍候并崇拜父亲。家庭等级制中的座次非常明确。孩子们也明白，年长者有特权，男人有特权，女人却没有，兄长有特权，弟弟就没有。在人生中的幼儿期间，会被家里所有人娇宠着，对男孩尤其如此。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妈妈永远扮演了一个满足他们所有愿望的角色。一个三岁男孩可以把无名怒火发泄在母亲身上。但对父亲，他有的是绝对的服从，不会有任何反抗。他可以对母亲和祖母暴跳如雷，以发泄受父母嘲弄以及要被送给别人的愤懑。不过，不是所有的男孩都会发脾气。不管在农村家庭还是在上流社会的家庭，脾气暴躁是三至六岁孩子的通病。幼儿一个劲地用拳头打母亲，又哭又闹，做各种粗暴的事，最后还弄乱母亲珍惜的发髻。母亲是个女人。而他，即使只有三岁也是个男子，他可以把粗暴发泄和无端攻击当做乐趣。
孩子对父亲只能表现出尊敬。对孩子来说，父亲代表了等级制的高层次。孩子必须学习对父亲表示出应有的尊敬。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父亲承担教育子女的任务很少。他们把教育孩子的事完全交给妇女。如果父亲对孩子有什么要求，他也只是用眼神示意或只是讲几句训诫的话。并且，由于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所以孩子们都会马上听从。父亲会利用业余时间给孩子做玩具，父亲在孩子学会走路后偶尔抱抱他，会背着孩子来回走动。当然，母亲也会这样做。对这个年龄段的幼儿来说，日本的父亲偶尔也做一些抚育的工作，而美国的父亲却大都是把教育孩子的责任全部委托给母亲。
虽然祖父母也是被尊敬的对象，但孩子们可以对他们纵情地撒娇，他们不负有教育孩子的责任。虽然也有的祖父母因不满于母亲对幼儿教育的松弛而自己来承担教养的责任，但这样做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通常，祖母都是从早到晚守在孩子旁边的。日本家庭中，婆婆与媳妇争夺孩子的事经常发生。从孩子的立场看，他可能得到了双方的宠爱，但从祖母的角度看，她常常利用孙子来压制儿媳。年轻的母亲一生中最大的义务就是要讨婆婆的欢心。所以，儿媳不能对祖父母娇纵孙子提出任何异议。常有这样的情形，母亲说不能再给孩子吃糖了，但祖母又会马上给，而且还含沙射影地说：“奶奶给的点心没有毒。”在很多家庭里，祖母给孩子的一些东西都是做母亲所不能给予的，和孩子的母亲相比，祖母有更多的闲暇时间陪孩子玩。
日本的家庭中，哥哥和姐姐要宠爱弟妹。在妈妈生下另一个孩子时，这个孩子会充分地感到被夺宠的危险。失宠的孩子极易联想到自己经常亲昵的母乳和母亲的床榻，但这些就要让给新生的婴儿了。母亲会在新宝宝诞生之前告诉孩子：这次，你会有一个活娃娃而不是假宝宝了。以后，你就跟着爸爸睡，而不是跟妈妈睡觉。孩子非常感兴趣地为新宝宝出生作着各种准备。他会为婴儿的出生而感到由衷的激动和喜悦，但这些很快会随着失宠而消失。不过他们对这一切早就预料到了，所以并不觉得特别难受。孩子失宠以后总想把婴儿抱到别的地方去。他会对妈妈说，“把这个宝宝送给别人吧”。于是母亲就回答：“不能这样啊，这是我们家的宝宝呀！我们大家都要喜欢他啊。小宝宝也爱你，你要帮妈妈照顾他，好不好？”有时候，这种场面会持续很长时间，对此，母亲似乎并不介意。多子女的家庭会自动出现一种调节方法。孩子们会按间隔次序结成伙伴，老大来照顾老三，老二则负责照顾老四，弟妹们也是隔序亲密。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孩子七八岁之前，这种安排都不会有什么变化，而且这种安排也不受男女差别的影响。
日本的孩子都有玩具。父母及亲友都会送布娃娃或其他的玩具给孩子们。玩具有些是自己做的，有些则是买的。穷人们几乎都是自己做，不会花钱买玩具。幼儿会拿布娃娃及其他玩具做游戏，比如摆家家、当新娘和过节日等等。游戏之前，他们会先辩论：大人是怎么做的？有时还会辩论不止，甚至就要请母亲来裁决。母亲会在孩子吵架时说“贵人要度量大”，她会劝大孩子忍让。经常使用的话就是：吃亏者占便宜，也就是说，你先把玩具让给小孩子玩，过一会儿他玩腻了，他又想玩别的了，就会把玩具还给你。三岁的孩子可以很快领悟母亲的这个意思。或者，母亲会在孩子玩主仆游戏时让大孩子充当仆人，说大家都高兴，你也会觉得快乐的。在日本人生活中，即使是成年以后，这种吃亏者占便宜的原则也得到广泛的尊重。
除了训诫和嘲弄以外，日本人教育孩子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转移孩子的注意力，连随时给孩子吃糖果也被认为是转移注意力的一个方法。当孩子接近学龄的时候，他们就会采用各种“治疗”方法。如果孩子脾气暴躁、不听话，喜欢吵闹，很难管束，母亲就会带他们到神社或寺院去。母亲的想法是让我们求神佛为他治疗吧。多数情况下，求神佛相当于一次愉快的郊游。施行治疗的神官或僧侣会和孩子严肃地对话，询问孩子的生日和坏毛病。然后他会退至后屋祈祷，再回来宣布已经把病治好了。有时候会说，是因为孩子肚子里有虫子，孩子才会淘气的。于是，他会给孩子作祓清除虫子，然后让他回家。这种方法在短期内有效。日本人其称为“良药”。有时，他们把一种盛满干艾粉的小型圆锥形容器放在小孩的皮肤上，然后用火点燃，这种方法叫做“灸”。斑痕会一直留在孩子身上。艾灸在东亚一带是古老的流行疗法。日本也有这种传统，它被用于治疗各种疾患。艾灸除了可以治疗脾气暴躁还可以治疗固执己见。六七岁的小孩就是这样接受母亲或祖母的治疗的。对于一些难治之症，需要治疗两次。但是，很少有需要治疗三次的淘孩子。艾灸并不是一种惩罚，不是美国人说的“你这么干，我可要揍你”那种。不过，艾灸的苦痛远胜过挨打，于是，孩子们懂得，不能淘气，不然就要被惩罚。
培养孩子具有必要的身体技能，除了上述对付调皮孩子的各种方法外，还有其他的很多方法。家长们要手把手地教孩子各种动作，孩子则必须老老实实模仿。两岁前，父亲就让孩子两腿盘起来，脚背贴着地板，盘腿端坐。刚开始的时候，孩子会很容易仰面朝天。端坐的要领之一是身体要稳定，不可以乱动，不能随意改变姿势。日本人说，端坐的诀窍就是放松全身，让自己处于被动的状态。父亲要亲手按住孩子的腿来培养这种被动性。孩子要学的不仅是坐的姿势，还有睡觉的姿势。日本妇女对睡姿优美的严肃性就像美国妇女不能被人看到裸体一样。为了让外国人的认可，日本政府曾把裸浴列为陋习，此前，日本人并不认为公开的裸浴是令人害羞的，但对妇女的睡姿却特别做以强调。男孩怎么睡都不要紧，女孩就必须要并拢双脚，然后直身而睡。这是男女有别的一个早期规则。和其他所有的规则一样，这种要求对上层阶级比对下层阶级严格。杉本夫人（悦子）谈到她的武士家庭教养时说：“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晚上总是静静地小心躺在小小的木枕上。……不论在什么场合，武士的女儿就连睡觉的时候也必须做到身心不乱。男孩可以四肢叉开睡，他们呈‘大’字形，手足也可以乱放。女孩睡觉却必须小心翼翼，要曲身庄重地呈现‘き’字形。这代表了一种自制的精神。”日本妇女告诉我，晚上睡觉时，母亲或奶妈会帮她们把手脚放规矩。
老师会手把手地教授孩子传统书法。这是为了让孩子体会感受。孩子还不会写字甚至还不认字以前，他们就要体会那种慢条斯理、有板有眼的运笔方法。近代，在大班的教学中，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经常看到这种教授方法了，不过仍然会时有所闻。在行礼、用笺、射箭以及背枕头以代替背婴儿的时候，大人们都是手把手地教孩子运指并把身体摆正。
上学之前，孩子与附近的孩子们一起自由玩乐，但上层阶级除外。在农村，不满三岁的孩子们就开始有小小的游戏集团了。在乡镇和城市里，在行人拥挤的街头，车辆出入的地方，孩子都可以自由玩乐。他们是拥有特权的人。他们可以在商店周围乱转、站在旁边听大人说话、玩踢石子和橡皮球。当他们聚集在村社玩耍嬉戏的时候，氏神会保护他们的安全。上学之前以及上学后的头两三年里，男孩会与女孩结伴一起玩。不过，一般是同性之间的孩子最亲近，尤其是同年龄的孩子最容易结成亲密的朋友。在农村，这样的同年集团可以持续一辈子，持续性要超过其他任何集团。在须惠村，上了年纪的人，随着性关系的逐渐减退，同年人集会就成了人生的真正乐趣所在。须惠村的俗话说：同年比老婆还要亲近。
学龄前的儿童集团相互之间是毫无拘束的。以西方人的视角来看，许多游戏是在毫不害臊地干一些猥亵事情。由于日本的家庭居室狭窄，大人又喜欢随便谈论，孩子们很早就有了关于性的知识。并且，当母亲逗孩子和给孩子洗澡时，也经常指戳着生殖器，特别是男孩的阴茎。只要注意场合和对象，日本人一般是不会责备孩子的性游戏的。他们也不觉得手淫是件危险的事。伙伴之间随便相互揭丑（如果是大人，这种揭丑就是侮辱了）或炫耀（如果是大人，这种自炫又会引起耻辱感）。而对于孩子，日本人却平静地笑着说道，“孩子怎么知道什么叫羞耻”，并补充说，“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幸福”。这就是幼儿与成人之间的巨大差别。因为，如果一位成年人被说成是不知羞耻就相当于被骂是死不要脸。
处在这种年龄段的孩子们经常互相议论对方的家庭和财产，他们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父亲。比如，他们会说：“我爸爸的本事比你爸爸大”“我爸爸比你爸爸聪明”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他们甚至为夸耀各自的父亲而动手打架。美国人则认为这类事情是不值得介意的。在日本，孩子们自己这类说法完全不同于他们耳闻的情况。大人都谦称自己的家是“敝宅”，尊称邻居的家为“府上”、“贵府”。日本人都承认，幼儿的数年间，从形成游伴到小学三年级即大约九岁左右的时候，他们是强烈主张个人本位主义的。有时候他们说“我当主君，你当家臣”，“不行，我不当家臣，我要当主君”，有时他们为了炫耀自己而贬低别人。总之，孩子可以想什么就说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知道有些话是不能说的了，所以，他们就静静地等待，没有人问的话就不会自己说，他们再也不会炫耀了。
日本的孩子是在家庭中学到对超自然神灵的态度的。神官和僧侣并不教孩子。只有在民族节日或崇日，孩子才有组织地接触宗教，神官会像对待其他参拜者一样为他们洒祓灾水。家长会让有些孩子去参加佛教仪式，不过，这大都是在特别的祭祀日。以家庭佛坛和神龛为中心而举行的家庭祭祀是孩子们经常接受的也是最深刻的宗教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祭祀家族祖先牌位的佛坛，那里供着鲜花、香火和某种树枝。人们每天都要供奉食品。家庭中的年长者要把家里发生的一切大事都报告给祖先，他们每天都要跪拜。傍晚还要点上小小的油灯。人们经常说，他们一离开家里这一套祭告，心里就不踏实，所以不愿意在外面过夜。神龛只是一个简单的棚架，从伊势神宫取来的神符之类的东西供奉在里面，人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供品放进去。厨房里有被烟熏得发黑的灶神，窗户和墙壁上贴着很多护符。这些都是用来保证全家平安的。由于有大慈大悲的众神镇守，村里的镇守神殿同样也是安全的地方。母亲们倾向于让孩子在安全的神殿内玩耍，孩子们的经验中没有怕神的概念，他们不必让自己的行为符合神灵的旨意。众神被人崇拜，他们又要给人间赐福。但他们并不是当权者。
男孩在入学两三年后开始了真正的训练，他们被纳入到成年人那种谨慎的生活模式中。此前，孩子要学习控制身体。如果他太淘气，就会“治疗”，大人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会受到和蔼的规劝，有时候也会被嘲笑。但他却可以恣意做一些事情，包括可以粗暴地对待母亲。这些助长了他的自我中心主义。入学最初的三年是男女同校读书。并且，男女老师都很喜爱孩子，会和孩子平等相待。但是，家庭和学校都反复叮嘱他们不要让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由于年龄尚小，孩子还不知道什么是羞耻，大人们必须教导他们不要使自己难堪。比如，一个故事里的男孩，竟然在没有狼的情况下，瞎喊“狼来了！狼来了”以此愚弄别人。如果你们也这样做，人们就不会相信你了。像这样，就是件很难堪的事情。很多日本人说，他们做错事的时候，首先遭到的是同学的嘲笑，而不是老师或家长的责备。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这个时期，家里年长者的责任不是嘲笑自己的孩子，而是教育孩子将受人嘲笑与根据“对社会的情义”而生活结合起来。在孩子六岁左右的时候，忠义献身的故事里（即前文所述的六岁儿童读本中义犬报答主恩的那种感人故事）所提倡的义务，开始成为对他们的一系列约束。长辈会对孩子说，“这样下去，世人会耻笑你”。日本有很多规则，这些规矩因时因事而异，大多数规则和我们所说的礼节有关。这些规则都要求个人意志要服从于逐渐扩大的对邻居、家庭和国家的义务。个人必须学会自我抑制，必须对自己所承担的“债务”有所认识，并逐渐把自己置于欠恩负债的地位，如果想还清恩情债，他就必须谨慎处世。
地位的变化以崭新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把幼儿期对孩子的嘲弄方式传导给正在成长的少年男孩心中。八九岁的时候，孩子有时就要受到家人真正的排斥和打击了。如果老师把他在学校不听话或不逊的举动告诉家长，或者报告他的操行分不及格，家人便会不理他。倘若店主人指责他做了某种淘气的事，这就意味着他侮辱了家庭名声，会遭到全家人的批评指责。我认识的两个日本人在十岁以前曾两次被父亲逐出家门，因为羞耻，不敢去投奔亲戚。他们在学校也受到了老师的处罚。两个人只能呆在外边的窝棚里，后来母亲发现了他们，经调解才让他们回家。有时候，小学的高年级孩子会被关在家里“谨慎”，就是“悔过”，他们要一心一意地写日本人十分重视的日记。总的来说，这个男孩在家人心目中是他们在社会上的代表。小孩一旦受到社会的非难，就会被全家人反对。如果违背了“对社会的情义”，他就别期望会得到家庭的支持，也不能指望同年人支持他。如果犯了错误，也会被同学疏远，他必须道歉并发誓不再犯同样错误，不然，伙伴们就不会理睬他。
就像杰佛里·格拉所说的：“只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上述种种约束达到了不寻常的地步。在有大家族或其他宗派集团的社会中，当一个集团成员受到来自其他集团的非难和攻击时，该集团一般都会一起袒护。只要能够继续得到本集团的赞同，他就坚信自己在遭到袭击或有必要时，本集团会给予他充分的支持，所以他敢于和本集团以外所有的人对抗。但日本的情况恰恰相反。那就是，只有在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后，一个人才能指望得到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外部人对他不赞成或加以非难，本集团的人也会反对和惩罚他，除非他可以让其他集团撤销这一非难。因为这种机制的存在，日本人把被外部世界赞同看得非常重要，这是其他任何社会不能相比拟的。”
这段年龄之前，男孩和女孩接受的教育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略微有点差异。在家里，女孩子受到比男孩子更多的约束，虽然男孩有时候也要看护婴儿。大一点的女孩子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女孩子总是在最后接受赠礼和关怀。她们不能像男孩那样脾气暴躁。不过，和其他亚洲少女相比，她们拥有的自由是惊人的。她们可以穿颜色鲜红的衣服，可以和男孩子一起在外面玩闹取乐，而且常常一点也不认输。她们在幼儿期也“不知耻”。六岁到九岁期间，她们逐渐明白了对社会所负有的责任，其情况和体验与男孩基本相同。九岁以后，学校就让男女分班学习了，男孩们慢慢重视新建立起来的男性团结。他们开始排斥女孩子，害怕被人看见与女孩子说话。女孩子也被母亲告诫不要与男孩交往。据说少女处于这个年龄的时候，很容易郁郁寡欢，不喜欢外出，很难教育。这被日本的妇女说成是“童欢”的终结。女孩的幼年期随着遭到男孩的排斥而宣告结束。今后的很多年里，她们的人生道路只能是自重再自重。无论是订婚的时候，还是结婚以后，她们会接连不断地受到这样的教训。
当男孩子知道了“自重”和“对社会的情义”的时候，还不能说他已经懂得日本男人应当负担的全部义务。日本人说：“从十岁起男孩就要开始学习‘对名分的情义’。”这句话是指“义在憎恶受辱”。他必须学习这类规矩：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采用间接手段来洗刷污名。我并不认为他们是要孩子学会在受到侮辱时进行反击。男孩子从小就已经学会对母亲粗暴，和年龄相仿的孩子们相互诽谤和抗辩，没有必要十岁以后再学习如何攻击对手。但是，“对名分的情义”的规范要求十几岁的少年也要服从相关的规定，从而将他们的攻击方式纳入到公认的模式中，并提供特定的解决方法。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日本人通常不是攻击别人，而是把攻击指向自己。儿童也不例外。
少年从六年制的小学毕业升入初中后（约占总人口的15%，男孩比例较高），立刻就卷入到激烈的中学入学考试竞争中。竞争涉及每个考生和每门科目。不久，他们马上就要承担“对名分的情义”的责任。他们对这种竞争并没有经验，这是因为小学和家庭里都很少有竞争的环境。这种突然而来的竞争异常激烈并令人担忧。他们开始竞争名次并怀疑别人的私情等。不过，在追忆往事的时候，日本人谈得最多的并不是这种激烈的竞争，而是在中学高年级学生欺侮低年级学生的那种习惯。高年级的学生会对低年级学生颐指气使，并想方设法欺侮他们。低年级学生被迫表演各种受捉弄的角色。低年级学生都十分憎恨这种行为。因为，对于这种事情，日本的男孩子是不会用开玩笑的态度来看待的。一个男孩子被迫在高年级学生面前受尽屈辱，用四肢爬行，过后，他会咬牙切齿地计划报复。并且，因为他不能立即实施报复，所以就记恨在心，对此耿耿于怀。在他看来，这件事情关系到“对名分的情义”，属于道德问题。很有可能，几年后，他会利用家庭的势力撤销对方的职位，或者努力钻研剑术、柔道，毕业后在大街上当众复仇，捉弄对方。总而言之，如果此仇不能有朝一日得以雪耻，他就会觉得心事未了。这正是日本人崇尚复仇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些少年并没有升入中学，他们在军队训练中得到了同样的体验。通常，每四个青年就有一人被征去当兵。而且，相比与中学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欺负，二年兵对一年兵的侮辱更胜一筹。对此，军官毫不在意，士官也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干预。日本军规的第一条就是，向军官申诉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士兵间的争执都是自行解决的。军官认为这是部队锻炼的一种方式，他们不会参与其中。二年兵一股脑地把上一年的积恨发泄到一年兵身上，千方百计地侮辱一年兵，以展示他们受锻炼的水平。据说一旦接受了军队的教育，征集兵就立刻发生了改变，变成“真正黩武的国家主义者”。可是，并不是因为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才导致了这种变化，也不是由于他们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发生这种变化的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经受了各种屈辱刺痛的体验。在日本家庭生活中，接受了日本式教养并对自尊极为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到这种环境，就非常容易变得野蛮。他们不能忍受屈辱。他们认为这种折磨是一种排斥，他们也会因此变成擅长折磨别人的人。
是日本古老的嘲笑和侮辱习俗让近代日本的中学及军队中的上述事态具有了这种性质。不过并不是中等以上的学校和军队创造了日本人对这类习俗的反应。很容易看出，在日本，因为“对名分的情义”的传统规范的存在，这种嘲弄行为使人更难忍受。尽管到时候，被嘲弄的集团会依次虐待下一个受难集团，但这并不会让那个被侮辱的少年停止千方百计的报复，这种行为方式和日本的古老模式是一致的。在许多西方国家中，经常会看到找替罪羊来发泄积愤的民间习俗。比如，在波兰，一个新学徒或年轻的收割手遭到嘲弄后，不是向嘲弄他的人泄恨，而是发泄到下一代徒弟或收割手身上。当然，日本的少年也会采取这种方法来消除怨恨，不过，直接复仇还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必须直接报复虐待者，被虐待者才会感到痛快。
在战后重建日本的事业中，关怀日本前途的领导者们，特别关注这种战前日本成年学校和军队中侮辱和戏弄青少年的习俗。他们充分强调“爱校精神”和“老同学关系”，以此来消除大欺小、高压低的旧习。虐待新兵必须在军队中绝对禁止。虽然老兵应该严格训练新兵，就像日本的各级军官一样，在日本，严格的要求算不上是侮辱，但嘲弄和虐待就是侮辱了。在学校和军队中，只要发生上级或老兵让下级或新兵学小狗摆尾巴或者要他们学蝉鸣，或者在吃饭时间让他们“立大顶”这一类的事情，一律惩罚这些上级或老兵。如果这种变化发生，其对日本的教育作用将比否定天皇的神格以及从教科书中删除国家主义内容更加明显。
“对名分的情义”的准则不需要少女，她们不必经历男童那种在中等学校及军队训练中的体验，类似的体验也没有。和男子相比，她们过着更平稳的生活。从懂事的时候起，她们就被灌输一种教育：所有的事情都是让男孩优先，礼品关怀都没有女孩的份。有些处世的规则，她们必须遵守，她们没有公然表白和自我主张的特权。虽然这样，在婴幼儿时期，她们也享受了和男童同样的日本幼儿特权。尤其是当还是幼女的时候，她们被允许穿鲜红的衣服。长大后，她们就不能穿那种颜色的衣物了，等到第二个特权时期，即到了六十岁后，她们才可以再穿。她们在家里也像自己的兄弟一样，可以受到彼此并不和睦的母亲和祖母的双重宠爱。此外，弟弟或妹妹总是要姐姐和家里的其他人和他们关系最亲密。孩子们为了表示关系最亲密，也要求和她一起睡。并且她经常把祖母给予她的恩惠分给两岁的孩子。日本人不喜欢一个人睡。晚上，幼儿可以紧挨着自己喜欢的年长者睡。两个人的睡床紧挨在一起就可以证明“你对我是最亲的人”。九岁十岁后，男孩在玩游戏的时候就把女孩排除在外了，但女孩可以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她们可以彼此炫耀新发型。在日本最讲究的就是十四岁到十八岁姑娘的发型。在此之前只能穿棉布的衣服，现在她们可以穿丝绸做的衣服了。此时，家里人会设法把她们打扮得更加漂亮。女孩子这样也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
各种各样的约束也是女孩子必须遵守的，她们无需被父母强制，要自己直接承担这些义务。父母亲不是通过体罚来行使对女孩的家长权，他们通过平静而坚定的心态来期待女儿按照要求生活。下面就是这种教养方法的一个例子，很值得引用，它说明了女孩子所受的那种不很严厉的教养方式的特点。从六岁开始，由一位博学的儒者来稻垣钺子传授汉文经典：
授课期间的两小时里，老师除了双手和嘴唇活动外，几乎纹丝不动。在面前的榻榻米上，我也同样端坐得纹丝不动。有一次，上课期间，不知什么地方不舒服，我略微挪动了一下，屈起的双膝角度稍微偏移了一下，老师脸上就立刻流露出不满的神情。他轻轻地把书合上、慢条斯理但又很严峻地说：“小姐，很显然你今天的心情并不适合学习，请您回房好好思考思考吧。”我幼小的心灵羞愧得无地自容，但没有任何办法。首先，我对着孔子的像行礼，然后给老师行礼道歉，最后，我毕恭毕敬退出书房。我小心谨慎地来到父亲跟前，和平常上完课那样跟父亲报告。因为下课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看到我很诧异。他似乎是无意地说：“你的功课学得真快啊？”这句话听起来简直就像丧钟一样。至今，每当我想起这件事，仍然能感到内心深处在隐隐作痛。
杉本夫人在一处描写她的祖母时，简洁明了地揭示了日本父母教育子女的态度的一个显著特点：
祖母态度安详，她希望每个人做事的时候都按照她的想法去做。祖母既不会责我们，也不会争辩什么，但她的希望像真丝一般柔软而又坚韧，这让我们小家族沿着她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进。
这种“像真丝一样柔软而又坚韧”的希望，之所以能够发挥这么好的效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每一种工艺和技术的训练都十分明确。女孩子学到的不仅仅是规则，而是习惯。幼儿时期正确用箸的手势，进入房间时的姿态，以及成年后对茶道和按摩的学习，没有一样不是经过长辈手把手教自己又反复不断地练习直至娴熟而形成习惯的。长辈们从不认为孩子们到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学到这些正确习惯。杉本夫人对她十四岁订婚后如何学习伺候未来的丈夫用餐作了描绘。此前，她从未见过未来的丈夫。丈夫在美国，她在国内的越后。在母亲和祖母的亲自监厨下，她反复地下厨做几样据哥哥说是松雄（即未来丈夫）特别喜欢吃的食物：我设想他就坐在我身旁，我要为他夹菜，并劝他开始吃。就是这样，我学习如何关心未来的丈夫，如何让他感到愉悦。祖母和母亲也总是装作松雄站在我们眼前那样问这问那的。我也像是丈夫真的就在房间里那样注意自己的服饰和动作。就是这样，我学会了如何尊重丈夫，以及尊重我作为他妻子的身份。
虽然不像女孩那么严格，男孩也要通过实例和模仿接受细致的习惯训练。学了习惯之后就不能再违反任何习惯了。青年期以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依靠自己的主动性。长辈从不会把求爱的习惯教给他。一切公开表现性爱的行动都被家庭禁止了。并且，从九岁十岁起，如果男孩和女孩之间没有亲属关系，那他们就不能同席了。日本人的理想是双亲要在男孩确定对性感兴趣以前就为他订下婚约。所以，男孩接触女孩的最好态度就是害羞。这个话题常被农村人用来取笑男孩子，使他们总是害羞。不过，男孩子仍然会设法学习。以前，甚至最近，偏僻农村的许多姑娘就充斥这种玩笑。婚前的性经验并不属于人生大事的自由领域。议婚时，父母也不在乎这些事。到了今天，就像须惠村一位日本人对恩布里博士所讲的那样，女佣人也受到了教育，她们知道要保持自己的贞洁。男孩子进入中学后被严禁与异性有任何交往。两性在婚前的亲密交往受到日本教育和舆论的竭力禁止。那些对年轻妇女随便就表示亲密的青年被日本的电影描述成“坏”青年，而所谓“好”青年是指那些对可爱的少女采取在美国人看来是冷酷甚至粗野态度的青年。如果一位青年对女人表示亲昵，这就意味着他是放荡、追逐艺伎、娼妇和咖啡女郎的人。学习色情艳事的最好方法是到艺伎馆去，因为艺伎会教你，作为男人只需悠然旁观就可以了。他不必顾虑自己的笨手笨脚，也不期望和艺伎发生性关系，然而，能到艺伎馆去的日本青年并不很多。多数还是到咖啡馆去看男人是如何亲昵女人的。不过，这种观察与他们在其他领域的训练不是同一类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男童都会担心自己的笨拙。性行为是他们生活中无需由值得信任的年长者亲自指导而只能自学的极少数领域之一。有地位的家庭，会在年轻夫妇结婚时，把《枕草子》和绘有各种姿态的画卷交给他们。犹如一位日本人所说：“看书就能学会。这就像是布置庭园，父亲并不教儿子怎样布置日本式庭园，但上了年纪，儿子自然就会学会这种嗜好。”性行为和园艺都被他们看做是到时候看书就会的东西，这很有意思。虽然日本的大多数青年是通过其他的方法来学习性行为的。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靠成年人的教导学会的。这种训练上的差异使青年深信，性是属于与人生大事无关的另一领域，从而不必经过长辈的亲自指教和严格训练来培养这种习惯。这是一个可以完全由自己掌握来获得满足的领域，尽管他常常对此惴惴不安，甚至感到迷惑。结婚后，男子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外面享受性的快乐，这样做丝毫都不会侵犯妻子的权利，更不会威胁到家庭的关系。
妻子就没有同样的特权了。她的义务就是对丈夫保持忠贞。即使被勾引，也只能偷偷进行，日本妇女很少有可以隐秘私恋而不被发现的。如果有的妇女神经过敏或心绪不宁，她们就会被说成患有歇斯底里。“妇女最常遇到的困难不在于社会生活中，而在于性生活上。很多精神不正常的妇女以及大多数的神经过敏患者，发病的原因多半是由于缺乏性协调。妇女的性欲只能靠丈夫的随意来满足。”须惠村的农民们说，大多数妇女的病始于子宫，然后往头部蔓延。如果丈夫只对其他女人迷恋，妻子就会求助于手淫。从农村到高贵的家庭，妇女都私下藏有手淫的传统器具。在农村，如果妇女已经生了孩子，她就可以随便地谈论性了。做母亲以前，她绝不会讲一句关于性的玩笑，当了母亲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男女混杂宴会中充斥着这种玩笑时，她们还会伴着猥亵小曲的节拍而扭腰摆臀，她们会毫无顾忌地跳色情舞蹈来娱乐宾客。这种娱兴一定引起哄堂大笑。在须惠村，村里的人会到村外迎接服役期满回乡的士兵。每当这时，妇女们就会女扮男装，互相开下流玩笑，还佯装要强奸年轻的姑娘。
就是这样，在有关性的问题上，日本妇女也有自由。她们越是出身低微，拥有的自由空间就越大。一生的大部分期间，她们遵从诸多禁忌，但男女间事不必忌讳。她们在满足男人的性欲时是淫荡的；同样的道理，在满足男人性要求的同时，她们会克制自己的性欲。到了成熟年龄后，女人就开始抛开禁忌，倘若出身比较低微，那么她的淫荡不会比男人差。日本人在不同的年龄和场合下对妇女的行为有不同的要求，和西方国家不同，不要求她们有完全不变的性格，也不会简单地把她们分成贞女和淫妇。
男人们也是这样，有时候恣情放纵，有时候节制谨慎，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现。对男人来说，最大乐趣就是和男友一起去喝酒，如果有艺伎在一旁陪座，那就更惬意了。日本人很喜欢醉酒，没有规定要节制饮酒的习惯。两三杯酒下肚后，他们就会去掉平常严肃拘谨的姿态，相互之间倚躺着，表现得无比亲密。除极少数难以相处的人会吵闹外，一般喝醉的人是很少有粗暴行为或彼此打架的。除喝酒这种自由领域外，日本人认为，男人绝不能干别人讨厌的事情。一个人如果在生活的重要方面被人指责为讨厌，这就仅次于日本人常用的骂人话“马鹿”（即浑蛋）。
过去所有有关西方人与日本人矛盾性格的描述，都可以在日本人对儿童的教养中得到理解。正是因为这样的育儿方式，日本人的人生观中具有了两面性，我们不能忽视任何一面。儿童时期，他们过的是有特权的娇纵生活，以后，在接受各种训练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保持着对那种“不知耻”年代的欢乐生活的记忆。他们不必描绘未来的天堂，这是因为，过去他们曾经拥有过天堂。他们用自己的术语描绘的童年时代的生活是：人是性本善的，众神是慈悲的以及作为一个日本人是无比光荣的。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的道德建立在一种极端的观念上，即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佛种”（成佛的可能性），死后都能成为神。这种观念使他们变得固执而又相当自信，这是他们不管自己的能力差距多远都愿意做任何工作的思想基础，也是使他们敢于坚持己见，甚至是以死力谏反对政府来证明自己正确的思想基础。有时候，这种自信会让他们陷入集体性的狂妄自大中。
六七岁以后，他们身上逐渐增加了“谨言慎行”、“知耻”，这一类的责任，而且开始背负强大的压力；如果他有过错，就会遭到家庭的反对。这种压力虽然不像普鲁土的纪律一样，但却也无法逃避。在拥有特权的幼儿时代，有两件事情为这种必须履行义务打下了基础：一是父母会坚决地训练孩子便溺习惯并纠正各种姿式；一是父母经常嘲弄孩子，吓唬他说把他遗弃。这些幼年时代的经验让孩子们早就准备好接受严格的约束，以免遭到“世人”的耻笑和遗弃。幼儿时期那种无拘无束、公开表达的冲动也被抑制。并不是这些冲动不好，而只是因为已经不合时宜了。他现在正步入严肃的生活。伴随着对童年特权的逐渐否定，他被允许享受成人的更大乐趣，而幼年时代的那些经验也绝不会真正磨灭。童年的经验会随时为其人生哲学供给经验。他对“人情”的承认，也是对幼时的经验的回复。整个成年期间，在他生活的“自由领域”内，他又开始重新体验童年时代。
日本儿童生活的前期和后期被一个显著的连续性联结起来，那就是获得伙伴的承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深深扎根于儿童心中的是这一点，而不是绝对的道德准则。儿童时代前期，当他长到可以对母亲撒娇时，母亲就让他睡在自己的床上，他就会比较母亲给自己与兄弟姐妹们点心的多少，以此来判断母亲对他的重视程度。遭到冷淡的时候，他可以敏感地察觉到，他甚至会问姐姐：“你最疼爱的是不是我？”到了童年的后期，他更加要放弃个人的满足，得到的补偿是“世人”的赞许和接受，受到的惩罚则是被“世人”的嘲笑。这当然是大多数文化施加给教育儿童的压力。然而，在日本，这种压力尤其沉重。在孩子的心目中，被“世人”抛弃就是被母亲嘲弄威胁要遗弃他。所以，整个一生中，遭到伙伴的排斥是比挨打还要可怕的事情。他非常敏感于嘲笑和排斥的威胁，即使仅仅是浮现在脑海中的念头也会感到可怕。事实上，由于在日本很少有秘密可能保持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几乎事无巨细地为“世人”知晓，如果对此不同意，就可能排斥掉他，这绝不是主观猜测。况且考虑到日本的房屋结构，板壁很薄，既不隔音，白天也敞开着。所以，那些不能修筑围墙和庭院的人家，他们的私生活就完全暴露在外面了。
日本人使用的某些象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因儿童教养的不连续性而造成的两面性格。幼年期造成的一面是“不知耻的自我”。这使他们成年后不免经常对镜自照，以查看自己还剩下多少儿时的天真。他们说，镜子“反映的是永恒纯洁”，既不培养虚荣心，也不反映“妨我”，反映的是灵魂深处。人会从镜子里看到“不知耻的自我”。在镜子里，他将自己的眼睛看成是灵魂的“窗子”，这有助于使他作为一个“不知耻的自我”而存在。他从镜子中看到理想的父母形象。相传有不少人因此随身带着镜子。甚至会有人在佛坛上放一面特殊的镜子，以静观其身，反省灵魂。他“自己祭自己”，“自己拜自己”。虽然这并不寻常，但也花不了什么工夫。因为所有人家的神龛上都放着镜子以作为神器。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电台曾经特意播放过一首歌，赞扬的是几位女学生自己花钱买了一面镜子放在教室里；这绝不会被人认为是虚荣心的表现。大家只会说这是她们灵魂深处重新焕发了为献身于坚毅的目标的精神。揽镜自照是一种测试精神高尚与否的外观活动。
在培育孩子心目中的“观我”观念之前，日本人就早已对镜子产生了感情。当他们照镜时，看不到“观我”，但镜中所反映的自我就像他们自己的童年时代一样，当然是善良的，无需用“耻”来开导自己。他们赋予镜子的这种象征性打下了自我修养以求“圆熟”的基础。通过这种自我修养，他们坚持不懈地消灭“观我”，以求回到儿时的天真率直。
尽管日本人受到了幼儿期的特权生活的种种影响，但他们并不认为童年后期建立在耻感道德基础之上的各种约束纯粹是对特权的剥夺。如上所述，自我牺牲是基督教的一个概念，日本人却常常对这种看法发起攻击，否认所谓他们在自我牺牲上的看法。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也说自己是在“自觉自愿”为“尽忠”、“尽孝”或为“情义”而死，并把这看做是在自我牺牲。他们说，像这样自愿死去正是达到其目标所需要的。否则就是“犬死”，即死得毫无价值。英语中的“dog's death”指的是穷愁潦倒而死，日本人指的不是这个意思。英文把那些不那么极端的行为称做是self-sacrificing（自我牺牲），这在日语中则是“自重”。“自重”常常意味着克制，克制与自重具有相同价值。只有克制才能做成大事业。美国人强调，自由是达到目标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和我们具有不同的生活，他们认为仅是自由还不够。他们认为克制才更能提高自我价值，这种观念是他们道德律的主要信条之一，不然，他们要如何控制那个充满冲动的危险的自我？这些冲动是有可能冲出来扰乱正常生活的！就像一位日本人所说的那样：
经年累月，给漆坯刷的漆层越厚，做出来的漆器就越贵重。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人们在谈论俄罗斯人时会说：“撇开俄罗斯人的外表，看到的是人”；对日本人，人们也可以这样说，“剥掉日本人的外皮，除去表面的漆层，露出来的将是海盗”。不过，请不要忘记：漆在日本是珍品，是制作工艺品的原料，而不是用来掩盖瑕疵的涂料，它不包含一丝杂质，至少和坯质一样地精美。
日本男子行为的矛盾性让西方人觉得奇怪，这是日本儿童接受了不连贯的教养而造成的。有这样一个时期深深刻在他们的脑海里，那就是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他们就是神，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恣意地攻击别人，似乎可以满足一切欲望，虽然几经修饰，这种记忆依然刻到了意识深处。这种二元性如此根深蒂固，使得他们在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浸在罗曼蒂克式的爱情，又可以绝对地服从家庭安排好的婚姻。既能沉溺于享乐和安逸，也能不计一切地承担极端的义务。谨慎的教育往往造成他们行动的怯懦，但他们却又可以勇敢到几近鲁莽的地步。他们可以在等级制下表现得十分驯服，但却又不会那么轻易地受上级的驾驭。他们异常殷勤有礼，而又保留了傲慢不逊的风格；军队中，他们能够接受盲从的训练，而又顽固不易被驯服；他们是坚决的保守主义者，而又极易为新的方式吸引；他们曾到中国学习习俗，转而又吸取西方学说，这些都是二元性的证明。
日本人性格的这种二元性给他们带来各种紧张。日本人对这些紧张的反应并不相同。他们每个人都要就同一个基本问题作出决定，那就是怎么样协调儿时那种纵情无虑、处处被宽容的经验与后来生活中那种动辄关系到自身安危的种种束缚之间的关系，虽然如此，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如同道学家一样，有些人一丝不苟地约束着自己的生活，唯恐肆意的行为会与现实生活产生冲突。正是因为这种毫无顾及地纵情并不是幻想，而是确实为他们自己经历的，所以这种恐惧才会更加严重。他们的态度非常洒脱，坚决遵守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并由此认定自己就是可以发号施令的权威。有些人的意识则更加分裂。他们害怕自己心中积聚的反抗情绪爆发，就用表面的温顺来掩饰自己。他们把思虑都放在日常琐事，以免察觉到自己的真实情感。每天他们只机械地重复那些基本上一点意义也没有的生活常规。还有些人，由于他们对儿时生活感情更深，在长大成人后面对社会的一切要求时，会有严重的焦虑情绪。他们试图对别人更依赖，但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们这样了。他们觉得任何失败都是在背叛权威，从而动不动就会陷入到紧张激动的状态，他们会对常规不能处理的意外情况感到恐慌。
上面说的就是日本人在极度担心遭受排斥或非难时所面临的各种特殊危险。如果不是要承受过度的压力，在生活中，他们会表现出既享受乐趣，又保持幼年所培育的那种留意不刺伤他人的情感。这是非常大的成功。幼年时代的生活使他们充满了自信。那时罪感意识还没有给他们带来沉重的负担。他们后来所受到的各种束缚是为了可以与伙伴协调一致，义务也是相互之间的。尽管在某些事情上，个人愿望会一再受到别人的干涉，但在一些规定的“自由领域”中，感情冲动仍然可被满足。日本人一向以沉浸在自然乐趣中而闻名，比如观赏樱花、赏月、赏菊、远眺新雪，把虫笼子挂在室内以听虫鸣以及咏和歌、俳句，修饰庭院、插花、品茗等等。这些活动绝不像是烦恼重重、满怀侵略心理的民族所应有的。他们在追逐享受时也并没有就此消沉颓废。在还没有听命于那种不幸“使命”之前的幸福时代里，日本人农村闲暇生活中的活泼愉快，工作时的勤劳也绝不比现代任何民族差。
然而，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却非常多。为了避免遭到别人疏远和毁谤等这些重大威胁，他们不得不放弃刚尝到甜头的个人乐趣。在人生重大问题上他们必须抑制种种冲动。极少数违反这些规矩的人甚至面对着丧失自尊的危险。自尊（自重）的人的生活准绳并不是明辨“善”与“恶”，而是要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别人“失望”，要使自己的个人要求让位于群体的“期望”。只有这样，才是一个“知耻”而谨慎的善人，才能给自己的家庭、故乡和国家带来荣誉。由此而产生一种十分强烈的紧张感，并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力量，日本因此也成为东方领袖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但对个人来说，这种紧张感就是沉重的负担了。人们高度紧张，深怕失败，担心别人会轻视自己付出巨大牺牲而从事的工作。这种积愤有时会爆发，表现为极端的攻击性行为。他们被刺激而发起攻击时，并不是像美国人那样是由于自己的主张或自由遭到了威胁，而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或诽谤。那时，如果可能，他们那危险的自我，就会向诽谤者泄愤；如果不可能，他们就对自己发泄。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对各种最基本的自由他们都自愿放弃了。美国人把这些自由视为理所当然，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战败后的日本人正在追求民主。一旦他们可以率直而无顾虑地行动，他们将会高兴到什么程度！杉本夫人曾经严肃地描述过她在东京一所教会学校学英语时可以随意种花植树的喜悦心情。老师给每位女学生分配一块园圃并提供给她们所需的种子。
“这块可以随意种植的园圃赋予了我一种关于个人权利的全新感觉。……人心中竟然能有这种幸福感，这本身就让我感到诧异。……像我这种人，违背传统、污家名的事情从来不会做，也从来不会惹父母、老师和邻居生气，不会损害世上的任何事物，现在竟然也能自由行动了。”
其他女学生都打算种花，而她却想种马铃薯。
“谁也理解不了这种近乎荒谬的行为带给我的莽撞自由心情，自由之神正在敲打我的心。”
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我家花园中有一块特意荒芜的土地，为的是保持天然的野趣。但又总会有人来修剪松枝，修整树篱。每天早晨，负责园艺的大爷还要清扫石阶，扫净松树下那里，然后细心洒上从林中采来的嫩绿松针。
对杉本夫人来说，这种伪装的天然野趣，象征的就是被她看成是伪装的意志自由。这种学生在日本比比皆是。日本庭园中一半埋在地下的巨石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从别处运来的，他们会拿小石块来铺底。巨石的布置要与流泉、屋宇、矮丛和树木照应。菊花也是盆栽的，要准备参加各处每年都要举办的菊展。栽培者要细心地修整每一朵花瓣，并常用看不见的金属线圈维系其形状，以保持某种姿态。
杉本夫人幸运地摘掉了菊花上的细线圈，此时，她怀着欢乐而天真的激动心情，盆栽的菊花，一直被人摆弄，一旦回归自然，她就显出满心的愉悦。不过，现在，如果在日本人中忽视他人的期望，质疑“耻”的压力，这种自由可能会使他们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遭到破坏。新的环境下，他们必须学习新的制约方式。变化是要付出代价的。新观点和新道德的建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西方人无法设想日本人会立即采用新道德，并真正将其变为他们自己的东西，但也不应认为日本始终都不能建立起一套比较自由和宽容的伦理规范。那些在美国生活的第二代日本人已经不具备日本道德的知识和实践了，他们的血液中也丝毫没有要僵守父母出身于日本习惯的那些因子。同样的道理，生活在国内的日本人，在新时代建立起一种不要求过去那种自制义务的生活方式，这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完全可以摘除菊花上的金属线圈，使其不被摆布而照样婀娜多姿。
在进入到扩大精神自由的过渡时期后，或许日本人可以借助两三种古老的传统来保持平稳。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负责”的精神，就是他们所说的自己来擦掉“身上的锈”。这一形象的语言将身体比喻刀，就像佩刀的人有保护刀光亮的责任一样，人也要为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任。对于因自己的缺点、不坚定以及无效性而产生的一切自然后果，他都必须承认并接受。跟美国相比，日本对自我负责的解释要更加严格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刀象征的不是进攻，而是象征了理想和敢于自我负责者的形象。在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这种德性将向平衡轮一样发挥最有效的用。并且，日本的儿童教养和行为哲学已经让自我负责的德性渗透到内心深处，变成日本精神的组成部分。在西方意义上，现在日本人已提出了“放下刀”（即投降），但在日本意义上，他们仍将继续努力关注使心中那把易被锈蚀的刀保持光洁的方式。依据他们的道德术语，这把刀是一种即使在自由和平的世界也能保存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