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双重生活:从乌鲁木齐到东莞的迁徙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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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一个夏娃,两张面孔

1.岭南水乡的舞蹈多以荷花为意象而展开。

2.怀抱婴儿的维吾尔族母亲。

3.东疆哈密维吾尔族人的花靴图案繁复,色彩绚丽。

生发在樟木头镇的相亲大会,被我看做是场革命:

超过五千名的单身男女(百分之六十来自深圳,百分之三十来自东莞,百分之十来自香港和澳门)参加了此次盛会,活动现场有二百三十人成功牵手,找到心仪对象。参会人员中,超过一半属白领阶层,女性比例占百分之五十九,年龄在二十四岁至三十岁。

相亲大会在樟木头火爆举行三届,和港、深、莞剩男剩女情况严重有关,而这三地在地缘、血缘、经贸、文化等诸方面,又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同时,这个活动的火爆,更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女性较之内地更独立自由有关。

大会主办者提供出浪漫的咖啡、简朴的红茶,来帮助这些都市大龄青年约会;而人体彩绘表演得炫目、靓丽,令观众震撼,久久不能平息心跳;青年男女仰着头,手拿纸笔,摘录着“相亲墙”上贴着的征婚广告;“非诚勿扰”现场版正在上演:男女青年正竭尽全力展示自己的各项才艺;有情人可通过电话、微博、短信、微信等各种通讯手段,互相传情。

坐在红桌布前的女子们皆大大方方,而手持玫瑰花的男子,则先被编号贴牌,再徐徐进入。若女子接受男子的玫瑰花,则男子便获得准许,可坐下详聊;若女子拒绝花朵,则意味着,她已拒绝了眼前这位十分具体的男子!

在小镇老市场出口,有个妇女临街而坐,头发黝黑,眼线黑蓝,唇膏嫣红,眉毛拔得极细。她侧着身子,像要避开风口,垂下两只胳膊,微闭眼皮。面前是张红色塑料靠背椅。有个穿花衬衫的女人“扑通”坐下,喊了句“阿珍”,她连忙张开眼,即刻忙活起来:用一根线(一头含在嘴里,一头拽在手中,形成剪刀),一上一下,绞那女人的脸毛。

我买完菜出来,只见那花衫女丢下一叠散钱,迅疾消失。阿珍数着数着,突然触电般,从凳子上跳起,冲着人流挥舞胳膊:回来……回来……哪有影踪!看我惊愕驻足,她不问自答:“作死啊,绞脸修眉,一套半个钟,才收十元钱,可这才八元……”

她举在半空的胳膊定格,突然,眼睛刀一样在我脸上划:“哎哟,你的脸毛好长啊,太长了,要拔要拔哦!”阿珍的话语那么亲昵,像是老熟人,熟得每天都要见一次的那种。在她眼里,我顿时变成茹毛饮血、汗毛丛生的史前人类、雌性野兽。但我并不想拔脸毛。可我刚一张嘴,拒绝的词语就被卡在喉咙里。她顺利抢过我的菜兜丢在脚旁,将我按在椅子里,脖颈裹上围裙,花布带勒起头发。

是阿珍有种特殊的魔力吗?并非。而是女人太在意自己的面孔。阿珍每日阅女人无数(那是她的职业),每个女人的面孔都被她的瞳孔放大,每一条皱纹都会变成沙漠的一个局部,每一点黑痣都是一块遗落河滩的大石。没有阿珍,那样巨大的缺陷,女人自己却浑然不知。

她打开粉:“哎哟,这是我朋友从香港买来的哦,刚打开哦……”墨黑圆盖上,有个旧上海的挂历美女:旗袍开衩,黑蝴蝶般的波浪发,唇如蚊血,皮肤白如大理石。这女人美得充满怨毒,像囚禁冷宫多时,每日对镜梳妆后,便陷入煎熬:她知道自己是美的,而这美,却不受呵护,被凄惨惨放置一边。她的目光里充满生动和风情,那光虽然转瞬即逝,但却非常耀眼。

我的眼神跳跃了一下。原来人的眼神也有神经,也会疼痛。这个过去年代的美人,曾美得让男人头晕目眩,然而,以现代标准来要求:那厚重的白粉,遮蔽了皮肤的透亮;猩红的嘴唇,因格外凸显而变得老土;眉毛细长高挑,虽然剔除了杂质,画出道飞鸟惊翅的弧线,总感觉过于陡峭。时尚如此可怕,很容易让美女落伍,陷入滑稽。可为了“悦己”,不同时代的女人们,依旧前赴后继,耗费大量精力财力,天翻地覆地装修面孔。

阿珍用手指蘸上粉,涂在我的两颊。粉的颜色银白,颗粒粗大,在皮肤上根本粘不住,墙皮一样,扑簌簌往下掉。我问她一盒粉多少钱,她说“三块”,我即刻站起身,想抽身离去,却被两只大手按住肩膀:“别动!”细线编织的剪刀已贴近皮肤,开始上下运动。阿珍的脸离我那么近,能听到她的粗重喘息。她要努力保持平衡,让牙齿里输送出的力量,和手指上的力量,一模一样。线剪刀一寸寸将冗长脸毛拔下,撕扯的疼痛,让我不自觉地朝后躲,脊背拱成大虾。嘶嘶地倒吸凉气后,两窝热乎乎的滚水已生出,即将漫流下来。

嘴不动,手不动,将剪刀定格,从齿缝里挤出话:“有那么疼吗!”

我委屈申辩:“我是第一次……”她瞪大眼睛:“啊?!”

获悉我从北方来,此前从未曾开过脸,现在是“处女开”时,她好笑地点点头。你们那里结婚不开脸?不。你们那里的女人都没有开过脸?嗯。阿珍扯了根新线,继续开工。“处女开”的局面变成这样:我朝后躲,她拿着线追。柔软的线变成剪刀后,不会让骨头和筋络疼,而是皮肉疼,像是皮给人活剥了,肉的毛细血管和神经网络都直接张开,变得赤裸裸,一阵阵过电、抽搐、抖动。一股火舌,呼哧呼哧地舔舐着,脑子里焦灼一片。

阿珍再次停手,忍不住抱怨:“你这么叫,会吓走新客的……”可我,忍住不疼,还是哎哟哎哟。那线拉直后,变成刀刃,扯拽着汗毛,生吞活剥,像个袖珍小钻机,猛然扎进肉里,再提起,搅动起毛孔内的火山,火辣辣灼痛。痛的面积不大,但因深入内里,又连成片,着实难以消受。

我举起小镜,看到脸颊已充血,片片赤红,真想发狠说一句:不拔了。但又忍住——这项残酷运动,已接近尾声。我完全没想到,这尾声几近残忍。原来,额头、脸颊、下巴处的疼,和结尾时那眼皮下方比,都不算数,当线剪刀行驶到这片沼泽地,疼被放大镜扩展了三五倍,泪珠再也忍不住,大颗大颗滚落。我不敢哎哟,怕遭遇更猛烈的羞辱,便咬紧牙关,浑身哆嗦。破碎了,又破碎了:身体中的某一部分,一片片碎去。

阿珍的呼吸非常轻柔:“要靓,就不能怕疼,女人啊,都想靓一点,再靓一点哦……”

及至唇毛,我疼得从椅子上跳起来,一跺脚——不拔了!

然而,一个月后,我拔了第二次;之后,又拔了第三次、第四次。

有一次拔完,我说要去找个吹头发的地方,她用手一指,让我去旁边那座高层的四楼,找阿红化妆店,说阿珍介绍的客,能打八折。她扑哧一笑:“那是我女儿开的店。”

阿珍才四十五岁,她二十岁结婚,二十一岁生儿子,二十三岁生女儿,现在已有个一岁的外孙。阿珍平时里省吃俭用,但有一样,绝对不省:化妆品。一套一千元,是她的底线,且每日做面膜护理。

推开“阿红化妆店”,到处都是粉红色,空气里弥漫着馥郁香气。两把黑皮靠背椅,正对着两面椭圆大镜,坐着两个客人:一个已搞掂,另一个还在做头发。手拿吹风机的,正是阿红(青春版阿珍):白衬衫,黑长裤,短发,素脸上只涂了唇油。听说是阿珍介绍来的,不断点头:“稍等稍等啊!”

那个正在搞头发的女孩,应有二十二三岁,已化好妆:脂粉亮白,腮红浓重,眉毛淡而宽,眼影是抹湖蓝,眼线黑长,假睫毛翻卷,唇油粉红。这是照着“清纯妆”的套路来化的,但却让她保持了少女的模样,而匮乏少女的气韵。细看那张脸,因上妆频率太高,频繁清洗,匮乏睡眠,疏于养护,完全丧失了由内向外的滋润。强光下,这种妆很靓,但在自然光下,死皮、碎屑、皱纹……像道路翻浆般,从粉里渗出,有股控制不住的凄惨相。她的脸蛋是年轻的脸蛋,身体是年轻的身体,但属于年轻人的活泼却已褪色而去,眼神里的光泽,是一片钝然。她的眼睛那么大,只是脏东西看多了,也就不再清亮了。

我呆呆地看着这个女人,心想,她怎么会走上这行?在乡村,她定是能干的女子,能将日子乐融融地经营起来,能把家里各角落的零碎都收拢起来,擦拭干净,让它们重放光芒,她会把笼屉上的馒头端下来,拔菜园里的小白菜,不让它们的叶子发黄。

她身旁的那个,截然不同:豹纹吊带衫,黑短裙,长白腿像蛇的肚腩般蜿蜒。那腿实在长得有些不成比例——几乎能看到裙内的底裤。她的大波浪,不强调青春,却要彰显妩媚,而这种妩媚是有攻击性的。她的青黛眉峰凸起,梢部飞入鬓角,两瓣唇是浓烈玫瑰,厚墩墩,何止是熟了,几乎要腐烂。脖颈至胸脯赤裸,两团大乳似喷泉,即刻要挣脱开束缚……这种“晚宴妆”,像花朵到了秋季,妖艳得让人想入非非,又有些不可遏制地厌恶。

阿红说烟熏妆最能显出女性华丽,但亚洲人眼睛小,只适合画“小烟熏”:下眼线无需全画,后半段可省略。她建议豹纹女唇膏颜色不要过深,说现在国际流行趋势是裸色,强调透明感而非色彩。“可是……”豹纹女皱眉,“透明唇彩容易掉,都不敢吃东西不敢喝水哦!”“哦!那你先涂层遮瑕膏,再涂唇彩。”啊!别说豹纹女,连我都惊诧,失声道:“遮瑕膏不是涂在脸上的?”阿红笑着瞥过来:“你们也太死板了……”

豹纹女不断点头,很信服的模样。但豹纹女绝非乖顺之人,换在另一个场合,她定是带刺玫瑰,能刺痛客人,同时,也在大混乱大无耻中,为自己争得一口饭。现在,她点头再点头——她全部的本钱,就是这一身肉啊。那些围绕着她的男人们,喋喋不休,不外乎是想获得某个时刻独霸这块肉的权利。男人们无赖又无耻。如果他们不够无赖和无耻,便讨不到更多便宜,让钞票像水般流走,而没有一文当两文。这肉的外表越妖冶,内里便越溃败。于是,她在化妆店里修饰着丝丝缕缕的伤口,将它们遮掩起来,用顶部的花朵,掩盖底下的熟粪。

阿红“噗嗤”一笑,说万圣节要到了,她正在研究“血晕妆”,学习怎么画出刀疤,而且还要画出正在流血的效果。豹纹女惊诧,真有人要化这样的妆?阿红点头:去年来问的人不少。豹纹女像灯泡的钨丝老旧了般,眼里的光陡然暗淡下去:“喔,我们真是老了啊……”又一抬手,指向青春女,怂恿着:“到时候,你也搞一下啦!”

“你想搞,就自己来搞,不要扯上我,我可不搞,我要搞,我自己会搞……”

突然之间,清纯女不再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不再和命定的职业抗衡,而大方地吐出一连串的“搞”字。虽然她的脸色已不新鲜,然而,浑身的线条依旧高山流水,依旧“想搞哪个搞哪个”。豹纹女大笑,是标准浪荡女的模样,又厚颜又俏丽。她的眼睛又活络起来,直着嗓子喊:“哎哟!看来今晚有好戏啊!”

她们即将登上舞台,那里有灯光、音响、美酒、舞蹈。她们纯洁的外壳会被剥去,被放倒在床、沙发、长椅上,被当作器皿,盛满男人的欲望。男人会对她们异常温柔,从见面到分手,用尽他所知道的一切讨女人欢心的手段。明明是他搞她,某些时候,却像她搞他。于是,她们像讨了大便宜,心满意足起来。她们一定有过心满意足,否则,不会一次次来到小店,一次次化妆。

直到走出小店,到了走廊,她们还在摇摇晃晃地笑着……笑着……吹头发时,我问阿红:你和她们很熟?阿红抿嘴笑:哦,她们啊,天天来的哦。

阿红说这些女子每天半夜回到屋子,倒头就睡,中午起床,吃过午饭后到这里化妆,因为是常客,一次只收十五元。她们去酒店上班,来回都要搭出租车,加上吃饭和化妆,每天要开销一百多元。所以,阿红顿了顿,轻声说:“她们竞争很激励,有时候,还会亏本的……”

听得出来,阿红一点都不羡慕她们;但同时,也谈不上鄙夷。阿红用一种我在岭南慢慢习惯了的语调,说着这些话。

在这个岭南小镇,女孩子们潮水般从四面涌来,每一个人都是新的。我在街上问路,对方回答:我也刚到。这种“问路史”,于我,是惊骇的。在这里,我常能看到女人穿着的长筒袜上,裸着洞。我总是抑制不住自己,想去告诉那个女人:你的袜子上有个洞。

长筒袜柔润如水,贴在女人的脚踝、小腿、大腿上,是另一层皮肤,守护着女人的阴性秘密。长筒袜满足了女性对自身最基本的表达:神秘。当它穿在女人身上时,完全不是附加的衣服,而是另一层皮肤。它像遮蔽了什么,但同时,又在裸露什么。当女人撩起裙摆,开始穿或者脱——长筒袜时,总能激发起雄性荷尔蒙的猛暴膨大。长筒袜帮助女人展示自身,将慵懒、琐碎、平庸的普通人,提升成激情、优雅、脱俗的仙女!女人从穿上长筒袜的那刻起,就登上舞台,开始了一个人的舞蹈。

坐公交车到镇中心时,有个女孩,坐在我的侧面:灰外套、黑短裙、半腰靴。她引起我的注意,并不是她的服饰,而是她的肉色袜身上,趴着条四脚蛇。脱丝是一切罪恶的源泉,从那里开始的溃散组成蛇身,上演断裂、破损、崩坍的悲剧。那条四脚蛇,就那么自然地趴着——安静得让我无法忍受;它和灰衣女融为一体,像它是从她身体里孵化出来的一样,如影相随,挥之不去。她就那么坐着,看着窗外。

我们总是喜欢看女孩,她们总是美的,而她们也知道自己是美的;在小镇,拥挤着大量美丽的女孩,包括那个腿上丝袜有洞的女孩。她像被那个洞裹挟,像个迟钝之物,而丧失了灵气。一个长筒袜上有洞的女人——无论她去上班,去约会,去赴宴,去逛街……人们的目光都会抖一下。人们从这个洞中看到的,是这个小镇还远远不够闲适和优雅。

另一个洞出现在清晨。赶着上班的人们从房门冲出,脚底像蹬着飞火轮。在我的前方,是个烫发女,黑上衣,黑短裙,黑色透明长筒袜,黑高跟鞋,右手黑坤包。她的脚步因裙子的幅度而变得细小,但频率却极快——她正奔向一辆车。那车正在转弯,庞大的臀部对着人行道,反光镜射出冰雪。她奔向它——奔驰。在她的黑袜子上,有两个洞,一大一小,夹在膝关节内。

照镜子时,她无论如何都看不到那两个可恶的家伙,但对站在她身后的我来说,则一览无余。有权有势的女人——她是!她浑身上下都写着这一点。还有那等待着她,臀部硕大、粗鲁盘桓的奔驰。她的坤包,她的步伐,她迎着阳光的头发,都让她像列队出行的士兵,但她却看不见自己身上,有两个硬币大小的洞。

这样的女人让我害怕。她似乎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危机感,永远都感觉她的天下坐不稳,都欠着点安全,都要长出一万个心眼,使出千倍的手腕,才能把江山稳住。于是她走到哪里都气势汹汹,都张牙舞爪,都充满怨毒,全然没有闲散疏朗之韵。

我的记忆里浮现出另一个场景:在南疆英吉沙县,我走在十字路口,视线越过低矮平房,看到白杨树林带的背后,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角。这就是新疆的现实:一脚之外,便是枯干,便是死亡。那些黄色沙砾,曾将楼兰国的子民赶出家园,四处流浪;而现在,在沙漠边缘,人们又引来溪流,耕种植物,重新开始生活。县城玲珑,街道疏朗,每家小店的门口,都另搭起块木板,堆放着脸盆、拖鞋、衬衣、裤子、糖果、梳子、可乐、葡萄干。偶尔会看到顶褐色大围巾,将整个脑袋全部裹住,穿黑色及脚面长袍的女性走过。她们无声地移动,让我自然地将身子往路边靠。

我突然愣怔:迎面的女人,没戴围巾,五官端正,穿艾得莱斯绸长裙(宝蓝、翠绿、绛红、明黄交织成水纹),裙摆过膝,肉色长筒袜在小腿处蔓延着流动的曲线。没有任何瑕疵——那袜子——就像腿本身的皮肤,但更有光泽,更润滑。她走走停停,对眼前的一切,都平心静气地接受。她缓缓地走动着,然而,那沙漠、那白杨树、那骄阳,都作用在她的身上,影响着她的精神气质。

她那用奥斯曼草涂抹过的眉毛浓密,用树胶滋养过的头发黑长,用沙枣花水沐浴过的身体芬芳。她定有一副强壮的肺叶,才能在沙漠边存活得如此刚毅。她像王后出巡,目光掠过那些落满灰尘的物件。她和那破败的街道组合成一幅图景——某种业已消失的文明,仍然带着它黄金时代的纪念碑在运行。

如此不可思议之美,诞生在如此荒凉之地。我尾随这个女人向前再向前,直到她推开红柳木栅栏门,闪进黄泥小屋。

为买袋盐,我拐进小镇寓所旁的杂货店。卷帘门拉起,内里暗黑,三米长的玻璃柜台上,放着烟酒;四五排货架上,物资堆积如山:炒锅、茶壶、水杯、木耳、粉丝、笋干、糖果、牙膏、毛巾……各成小丘;墙上供着龛,红烛中关公持大刀,红脸黑须;龛下是张圆木桌,桌面棕黑油光。这颜色让我有种奇异的感觉,像木头原本就是这种颜色,而不是因岁月、尘土、潮湿的结合让它的颜色渐渐变深。

桌上摆着晚餐:电饭煲的盖掀开一半,三个白瓷盘里,装着土豆片、生菜、腊鱼。进来个女子,手里端着碗,长身玉立,白脸黑发,短袖碎花衫,灰中裤,碧玉玲珑。她的素净像抹亮光,将周围的暗黑和喧嚣,都推开了些。她朝里面轻声喊:“盐——”埋身货架的父亲,将脑袋探出,应了一声,又不见了。她将碗放在桌上,开始装饭:结结实实三碗(像拳头打进去不再拿出来)。圆桌旁的藤椅里,坐着个男生,应是她弟弟,威严地扫视货架。

进来个顾客,矮个,由于灰尘和出汗,衬衫皱得厉害,头发很长,瘦骨脸,小眼珠滴溜溜转,径直走向最后一排,神气老练,像早已想好要买什么,可人钻进货架后,并没有即刻返回……他那闪烁的小眼睛,让他不像活在太阳底下的平常人,而像晃在阴影里的游魂。他令人不安——这店里的每一个人——都接受到了那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不安。即使他的服饰并不落伍,但他的肤色、容貌和体格,都难称健康。他那被营养不良弄得很难看的面容,似乎要花好几代人,才能恢复正常。

弟弟克制不住,伸出手指,点给姐姐看。姐姐并不答言,依旧气定神闲地侍弄饭菜,不理会他。弟弟愣怔,皱起眉头,挺起上身,朝里面张望——又看不清楚。终于忍不住,突然,“呜——呜——”起来。他的发声部位受到过某种古怪的损害,像有块糖含在嘴里,听起来很刺心。他不过十五六岁,但骨架已如成人般宽阔,眉眼周正,唇上有层淡绒毛。他的模样和那些即将从少年转变成青年的男生并无差别,但他的腰肢肥大,手臂虚肿,面颊灰白……大概因他长期困倦室内,匮乏户外活动;但他的眼神是机敏的,感官是锐利的。

姐姐回转身子,看了弟弟一眼。被凶暴闪念统摄的少年,在这个眼神的注目下,起了化学变化,那凶暴像冰块,被潮热之风吹得碎裂。这个做姐姐的,像个含辛茹苦的小母亲,操持着家,让父亲和弟弟都活得体面。苦涩的生活助她完成容貌的最后出落——脸庞消瘦白皙,毛躁被镂剔一净,落定下来的,是分寸恰好的娴静。

父亲从货架里抬起身,将盐放在玻璃柜台上,又拽过块抹布,擦拭着灰土。他是个黝黑壮实、鬓角掺杂银丝的男人,面色如秤砣。我在付款时,那个幽魂客人从里面出来,空荡着两只手。他的身子像被强风吹着,步子打飘,五官也变得不稳当,眼里布满血丝。他迅疾闪过柜台,出了大门,融入黄昏中,让自己变得不复存在。

这个猥琐男,他一定动过肮脏念头,然而,那女子对待这肮脏的态度,就是不反应。无论怎么肮脏,都无法干扰她。她可以聋,可以瞎——只要那肮脏还只是个念头,还蜷缩在那个人的脑袋中。她只当它不存在,免得和它对视时,会尴尬。她的洁身自好像阳光,硬把那肮脏之物给晒蒸发了,像从来不曾存在。

我离开时,这家人坐定,端起碗,开始晚餐。这并非是完美的世外桃源——做姐姐的,为何还不出嫁?她那么美。她的每一瞥眼神,都能让痴汉和浪荡鬼发出傻笑。搁着这么艳的女人,没有男人不想去好好开发。她如何抵御住那些纨绔子弟的骚扰,而在众多混乱的异性中,挑出那个稳重诚挚的?

随着工厂、建筑商、银行家和陌生人的到来,这个杂货店的世界将焕然一新,还是土崩瓦解?一切,都不得而知。

我很早就熟悉哈萨克人的相亲仪式“姑娘追”:年轻女子骑在马上,手持皮鞭,追赶着前方骑马的男子。到了心仪的人那里,鞭梢的力度格外温柔,好似抚摸;遇见不称心的,噼噼啪啪,每用力一下,脊背便是一道红。

哈萨克人逐水草而居,搬迁着毡房,过着游牧生活。这种生产方式,使男性在对待女性时,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平等的方式。当人类定居在村落后,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照管土地时,男性便开始竭力限定女性为配角。工业时代到来后,结束了家庭妇女隶属于男性,承担大量日常劳作的厄运,女性不再只是一种受月经折磨的病人,她们走出家庭,上学,掌握技能,聪明而富有激情,致力于摆脱陈规陋习的束缚。

在哈萨克人的游戏里,姑娘是聪明的:没有她的皮鞭,部落无法生生不息;在蒙古人歌谣里,母亲是重要的:所有的英雄,由她诞生;在维吾尔族人情歌里,少女是美丽的:没有她的黑眉红唇,世界将暗淡无光。

在岭南小镇,玫瑰花被青年男子举在手中,像心灵天线的接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