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票的过程，完全是人工的，靠笔和纸完成的。最后计算选票总数的时候，工作人员掏出一个袖珍计算器在那里啪啪算着。中间算错了，重来一次，工作人员头上有些冒汗，最后总算把数给对上了。随后，另一位工作人员掏出手机，向市级选举委员会报告结果。投票站主持人最后把所有选票装进一个手提箱里，步行送到选举委员会去。
李梓新
这一次，我才知道巴黎其实不大。它在面积上是平易近人的。
在空旷的协和广场，往南望去，便能看见雄伟的波旁宫。它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慢慢被改成国民议会所在地。
波旁宫在窄窄的塞纳河另一侧望着这片曾经把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六和一众权贵送上断头台的广场。1794年这里曾经杀人如麻，著名化学家拉瓦锡因为拥护路易十六，也同样被处死。传说，他死之前还约刽子手做一个科学实验，通过不停眨眼判断人身首分离之后还能存活多久，据提着头颅的刽子手说，拉瓦锡的眼睛至少眨了11下。
在波旁宫的背后，有一个骄傲的金顶，那是葬着拿破仑的荣军院，它仍然以强者的姿势俯视着巴黎市中心。经过几番革命浪潮的前进和倒退，法国才确立了共和国的政体，从这一点上，它和英美民主制度已有天然的起点差异。
法国总统所在的爱丽舍宫掩映在协和广场一旁的花木丛中，萨科齐曾经计划，如果他成功连任的话，盛大的庆祝活动将放在协和广场举行。可是5月6日投票日下午6点，选举结果还没公布，庆祝仪式的准备已经悄悄取消了。人们涌向了东边的巴士底广场——这个象征底层人民力量的地方，去庆祝奥朗德的胜利。
一个新时代来临了，广场上聚集的人群仿佛让人重新回到了1789年。
法国是一个通过血与火把自由平等观念烙进人心的古老国家，他们精心于制度设计，用三权分立思想影响了全球，并向美国人赠送了成为新世界永恒象征的自由女神像。法国人对政治的热情几乎无人比肩：大选经常有80%的投票率，这在其他西方国家是很难想象的——而且进行了两次。英国和俄罗斯的投票率即便令人满意，也只有60%多一些；而美国更是经常徘徊在50%左右。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法国人与生俱来的平等基因。
塞纳河的左与右
在4月底5月初时，人们聚集在塞纳河两岸热烈地谈论政治，谈论奥朗德和萨科齐的主张。像塞纳河有左岸右岸一样，人们自然地分成了左派和右派。左派支持奥朗德的社会党（Party Socialist，其实也可翻译为社会主义党），右派支持萨科齐的人民运动联盟（UMP）。
尽管“左派激进、右派自由”的基本标签早已熟知，我仍旧在法国遭遇了很多陌生的观念。我的一个朋友，叫约翰·帕拉颂（John Palacin），他在法国财政部审计局工作，是毕业于国家行政学院（ENA）的高材生。尽管家世不错，但他仍是坚定的左派支持者。他的观点让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我都感到陌生。
相对于右派的自由市场观念来说，左派认为平等、保护弱者是更应该放在优先考虑的事。
“为什么要对富人征重税，甚至年收入100万欧元以上征税达75%，因为金钱多到一定程度，对他们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他们应该更多地负担起保持社会平等的责任。而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富人们往往都要求动用公众的钱为他们注资来保全自己，这种保护不能是单向的。”
帕拉颂说：“面对法国庞大的公共债务，解决的办法并不是削减开支，降低人民的福利，而是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并向大型企业征更多的税。”
法国一直是一个高福利国家，不像北欧国家人口只有几百万，这对一个人口达到6500万的大国来说不是易事。法国的公共财政支出占了GDP的83%，而中国只有20%出头。公共财政支出一般包括公共安全、医疗、社会保障及就业、教育、文化等。也就是说，法国人所创造的GDP有4/5是用回到人民自身的服务上。这个比例显然过高，让政府步履维艰，面临上千亿欧元的财政赤字。
也因为这样，法国被称为西欧最“社会主义”的国家。法律规定法国人的最低工资为每月1500欧元，每周工作35个小时，如果连续工作6个月后失业，每月可以领1000欧元左右的失业救济金。雇主每月需额外支付工人工资额的50%以上的保费为工人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辞退员工也必须赔偿好几个月的工资。
根据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的统计，法国是世界上劳动力最昂贵的国家，每小时成本22欧元，美国为17.8欧元，而中国仅为1.8欧元。
现在，左派的政策主张是还要继续提高福利，把最低工资提升到每月1700欧元，同时把萨科齐延后到62岁的退休年龄调整回原来的60岁，劳动者可以更快地享受养老金。这样的主张当然对底层人民更加有利，却会给企业主带来不少成本压力。
放在欧债危机阴云不散、法国财政赤字高的时代背景来看，这样的主张看起来有点过于理想化。以至于很多经济学家惊呼，奥朗德一上台，在法国的跨国企业都得外逃了。
然而这也是最让我感到惊奇与陌生的地方——即使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法国人讨论的仍然是社会公平要不要放在第一位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地讨论如何让经济更加多快好省，追求数字涨幅。
“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中国也曾经被提及过。但是市场经济的20年来，效率早已经成为压倒性的指标，甚至烙进中国人个体的文化基因里，中国人已经太热衷于“效率至上”的文化，太推崇“胜王败寇”的哲学，太追求大干快上的陶醉，也太习惯于市场竞争的无情，而忽略了如何去打造一个更平衡、更持久、更公正的社会环境。
左派与右派的政策主张，哪一个更能拯救法国于财政危机之中，是一个类似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争的经济学难题。双方各有利弊，但是平等权这种左派思维，已经深入到法国人的血液中。
法国人对平等权的重视，甚至到了“世界大同”的地步。在对移民吸收的力度上，法国领先于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而且在移民安置上，法国也颇费工夫，各种语言课程和社会适应课程都免费提供给新移民。即使被英国人拿来作为挽救经济危机的国际学生学费，法国人也一概全免（国际学生只需交象征性的注册费，而在英国，国际学生学费为本地学生的3倍）。
比较冤的是，法国却一直有“排外”的骂名。
这或者也可被理解为一种平等的自由表达。自由社会各种声音都会浮现，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主张限制移民的右派呼声获得了很多支持，特别是极右翼勒庞领导下的“国民阵线”，尽管他们的极端主张和行为令普通法国人都为之侧目，但在第一轮投票较为分散的情况下，“国民阵线”的得票率居然排到奥朗德和萨科齐之后，居于第三，声势大振。
然而，到最后，选民还是把胜利交给了主张善待移民的奥朗德。可见，平等对待外国人的意识还是占了主流。萨科齐时代的内政部长盖昂出台的全面限制外国留学生在法国就业的“盖昂通函”，连很多右派人士都深表反对。随着奥朗德的上台，留学生在法国又有了更多的机会。
所以，奥朗德胜利的巴士底广场狂欢夜，舞得最欢的旗帜，居然不是法国国旗，而是科特迪瓦、喀麦隆等法国传统移民来源地的旗帜。普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新移民们太需要一个奥朗德了。
平等到极致的政治细节
公正平等的基本精神，在最重要的选举制度设计上，自然体现无遗，而且要不断调整修正。
很多人觉得法国政治制度复杂。首先这“半总统制半议会制”就引人费解。总统和议会是怎么分工的？行政和议会作为两个独立的系统，法国总统既不像美国总统那么强势，也不像德国总统那样无足轻重；法国总理的地位很重要，却不能像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一样作为国家的一号人物活跃在国际会议上。
其次，投票制度也颇为复杂，第一轮通常有10个候选人左右，陷入乱战。这之间左中右派齐备，甚至还细分成极左、中左、中间、中右、极右等派别。尽管投票制度其实和俄罗斯相同，但和普京总能取得绝对优势（2012年为64%）不同，法国人喜欢分散他们的票数，第一轮投票下来，如果能得到20%的选票，基本上肯定能进前两名，也就是进入第二轮的直接PK。在极端的情况下，像2002年大选中，极右翼候选人老勒庞仅仅以17.02%的得票率便爆冷淘汰了左翼社会党的候选人若斯潘，进入了和希拉克的PK。这一次，奥朗德和萨科齐分别在第一轮得到了29%和27%的票数，双双进入第二轮。
所以，法国大选通常要折腾上两轮，两轮之间间隔两周。这两周之间，第一轮落选的其他候选人会表态他们支持谁，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两位仅存的候选人会进行一场电视辩论。萨科齐这次曾经向奥朗德挑衅说，来三场怎么样？奥朗德没有接茬，但事实上他在那场电视辩论中表现不错，奠定了他最终胜利的基础。
胜选之后，总统和总理之间的分工也颇为有趣。虽然总统有权任命总理及内阁，但总理基本上是由议会多数派决定的。如果议会多数派和总统不同属一个政党，则可能出现总统和总理异党同治的情况，这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四次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大事的走向，是总统影响力更大，还是总理说了算，实在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寻求微妙平衡的局面。
法国人也慢慢认识到这种方式的弊端，在2002年希拉克任内，将总统任期从7年改为5年，和每5年一次的议会保持步调一致。避免因任期不同带来的错位，而且议会选举现在安排在总统选举后一个月举行，基本上，选民会给新总统面子，给他的政党以议会的多数席位来配合他的施政。
而对总统候选人的平等对待，更是在细节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第一轮选举的10名候选人，无论是竞选连任的总统萨科齐，还是明显就是打酱油的普通候选人，每个人在电视上宣传的广告时间是一样的。选举委员会为每个候选人制作了时长相同的电视宣传片，拼接在一起循环播出。而在今年的俄罗斯大选中，普京显然利用了他掌握的国家资源，在竞选阶段为自己增加了不少曝光机会。
到了第二轮直接PK阶段，两名候选人进行电视辩论，每个人面前摆一个计时器，计算每人发言的时间。居中有两名主持人把握局面，确保最后每个人发言时间完全一致。当我看到最后奥朗德和萨科齐的发言时间精确到秒的完全一致时，不由得为法国人对平等的“钻牛角尖”叹为观止。
在投票站里，追求平等的细节也处处可见。法国居然是一个没有实质性选票的国家。别的国家都是制作一张选票，把所有候选人的名字列在上面，然后由选民在上面打钩画叉。而法国居然是把每位候选人的名字分别印在一张薄薄的64开纸上，由选民在投票站自取多张纸片，然后躲在帘子里把印有自己心仪的候选人名字的那张纸放在蓝色小信封里，同时把印着其他候选人名字的纸片丢弃。这样的做法很不环保，产生了很多纸张垃圾，但它唯一的好处是避免印制的选票上候选人名字的先后排列顺序给选民带来潜在的心理影响。法国投票站的工作人员还需要不断补充每堆候选人纸片，使它们看起来保持相同的高度，不给后来的选民造成某个人比较热门的心理暗示……
这些费尽心机的设计，体现了法国人从18世纪以来对政治哲学的潜心研究和不断运用调整。天赋人权与平等权，通过1789年法国大革命，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这些彻底打破皇权贵族，打破等级阶层的暴力革命，深深地贯彻到法国社会和法国人身上。
然而，听起来这么“森严”的投票制度，在现场操作上却平易原始得令人难以置信。投票站没有警察，也没有义务监票员，更没有电子摄像头。选举日当天投票结束之后，不像英、美、俄罗斯等要把选票集中在一个较大的投票中心公开清点，几个工作人员直接在小小的投票站就可以开展计票工作。
投票日当天晚上，我在巴黎第15区的第8投票站就曾亲眼目睹了计票的“盛况”。
18名计票志愿者分成4张桌子坐着，像牌友一样面对面。工作人员掏出一把钥匙，把票箱仅有的一个小锁头打开，从里面取出了选票，叠好之后分给志愿者去统计。
计票志愿者的报名相当随意，很多是投票当天才报名的。那一天是周日晚上，很多人不愿意来干这个不给钱的差事。
计票的过程，完全是人工的，靠笔和纸完成的。最后计算选票总数的时候，工作人员掏出一个袖珍计算器在那里啪啪算着。中间算错了，重来一次，工作人员头上有些冒汗，最后总算把数给对上了。随后，另一位工作人员掏出手机，向市级选举委员会报告结果。投票站主持人最后把所有选票装进一个手提箱里，步行送到选举委员会去。
这样的“简陋”计票实在让人咋舌，“临时工”计票人员完全有机会在其间造假，可是选举尘埃落定，却无一例污点记录。
由此而想，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带来的公信力，可以免除层层设防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建设成熟社会的经济账，这样算是不是更清楚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