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因外出参加会议等事，直至本月17日返家，当日见写字台上一堆书札，内有中华书局的来函，告之2002年是中华书局90周年诞辰，约我就所见、所闻、所知之与中华书局相关的书、人、情、事等写点什么，以便与其他此类文章一起结集出版，作为永久的纪念。这很自然地使我首先想起了1992年参加中华书局80周年庆祝活动的动人情景，自然而然地又回忆起我在中华书局出版第一本书和后来几本书的一些情节。应当说，我的学术生涯是与中华书局的支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中华书局对我的扶掖、鼓舞、推动分不开的。我与中华书局结下了殊胜的书缘，与中华书局的几位有关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对中华书局充满了感激之情。
1961年，我自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工作，同时又确定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教哲学开展重点研究。我从1964年开始发表佛教方面的文章，经过“文化大革命”，到1978年又重操旧业，先后写出道安、慧远、支道林、竺道生、僧肇等个案研究的文章多篇，分别发表在《新建设》、《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等杂志或文集上。大约在1981年冬，中华书局主动给我来函，提出把我这些年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于是就有了我的第一本著作《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的问世（1982）。全书收集论文10篇，约23万字，印行1万册。1995年7月再版。我当时只是个初出茅庐的教师，再普通不过的佛教研究者，中华书局对我如此的扶持、厚待，我真的感到有些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同时也给了我无比的信心和力量。另外，使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是，当时负责这本书出版事宜的已年过古稀的严健羽编辑。他家住市内，又有严重的高血压病，脸总是涨得红红的，表面看来，人似乎很健康，其实不然。为我这本书的出版，严健羽先生不辞辛苦，经常手提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提袋，是当时几乎人人都有的那种，冒着严寒，一次次亲自登门和我研究出文集的事。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严先生是第一个代表中华书局具体地扶掖、推动我学术成长的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组织有关学者整理注释重要的中国佛教典籍，有计划地出版“中国佛教典籍选刊”，我有幸应约对《华严金师子章》一书进行标点、校勘、注释，同时还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华严金师子章评述》，此外还附录了12篇相关的重要历史资料，构成《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一书于1983年9月出版，后又再版两次。这本校释，获得了已故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的肯定，他亲自撰写书评《读〈华严金师子章校释〉》（载《读书》，1984（9）），肯定了我对古籍整理和校释的态度和方法。1986年7月2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古籍整理的几个新问题》一文中，他还提到《华严金师子章校释》的“整理方法，特别是在长篇评述上有明显的哲学倾向性，因而具有学术价值”。无疑，这本书的出版与李一氓同志的肯定，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和推动。负责这本书的也是严健羽先生，记得当时为这本书的出版与得到李一氓同志的肯定，我还略备几碟小菜，与严健羽先生对酌，以聊表庆贺与喜悦之情。
中华书局为我出版的另一部篇幅较长的著作是《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全书分上下两册，约58万字。该书出版的缘起是，1983年上半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安排我为高等院校哲学原理教师进修班讲授“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即对中国哲学的浩繁资料和诸多头绪，进行梳理、简约，化为若干重大哲学问题进行讲授，如宇宙生成论、本体论、时空观、常变观、矛盾观、形神观、人性观、人生理想观、历史观、名实观、知行观、真理观等。讲授结束后，我在此基础上又进行补充整理，加工润色，使其成书。严健羽先生得知这个情况后，又亲自来访，商谈出版事宜。在当时中华书局负责人李侃先生、熊国祯先生和其他有关人员的热情支持下，经过一段耐心的等待，终于在1990年初版，1992年又再版。但非常遗憾的是，最初为出这本书也付出了心血和汗水的严健羽先生，却早在此书出版前，因突发急病而离开人世。严健羽先生诚恳平实，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默默无闻。他对我的具体帮助，我将永远感念在心。
严先生过世后，接手出版《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的责任编辑是毛双民同志。他是我的友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黄永年先生的弟子，刚毕业不久，年轻有为，很是热心，对这本书的出版尽了心力，我同样感念在心。
80年代初，中华书局为了给中国哲学史专业工作者研究或讲授中国哲学史提供一部比较系统而简明的中国佛教思想参考资料，同时也为了给中国思想史、艺术史专业工作者提供参考，拟出版四卷本《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当时找了石峻、楼宇烈、许抗生、乐寿明和我共同编写。我们几个人或为师友，或为同学，合作协调而愉快。我在书中负责编写的是东晋慧远、唐代法藏以及禅宗的部分资料。这套资料的责任编辑是沈芝盈女士，除重大问题我们一起集体讨论外，一些具体的编辑事务和出版事宜都由楼宇烈先生与沈芝盈女士商洽。
大约在80年代中期，中华书局有关负责人约我写一本介绍佛教基本知识的书。我于1987年春完稿，但当时中华书局的书稿已是堆积如山，据当时情况，我这本书估计要排到几年以后才能面世。恰巧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朱一智同志来京也约我写同类的书稿，于是我与中华书局商量是否可拿到上海出版，中华书局很是大度，几经商量，终于使这本书能够于1988年4月在上海出版。我在该书的前言中特意写上：“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陈金生同志和副总经理熊国祯同志，对于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给予了真诚的推动”，就是为记录这本书的写作、出版背景而发，并表达我对中华书局的诚挚谢意的。
我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著作主要集中在80年代，这段时间中华书局的主要负责人是李侃、邓经元、熊国祯、陈金生等同志，我这几本书的出版都是他们几位大力支持的，借出书之缘，我们成了朋友。我与其中的国祯同志，联系、交往更多。国祯的文史知识广博深厚，为人也真诚友善，给我的帮助很多，前几年我们还有个机会一起到天台山开会、参访，得以借机共叙友情。
90年来，中华书局在保存、积累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和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扶植和培育中青年学者的成长等诸多方面，功绩卓著，有目共睹。我之所以有今天，与中华书局的扶掖密不可分。在中华书局90华诞之际，我衷心祝愿中华书局华茂常青，一日千里，为祖国的文化出版事业，做出更新更大的贡献。
2001年11月25日完稿
[见《我与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