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记者是朱秀容。问：首先，请您谈谈个人从事佛教思想研究的因缘。
答：远因是幼年时农村家庭的影响。记得小时候，我常常随母亲到庙里上香拜佛。我就读的小学后面有座庙，供奉着观世音菩萨，家人告诉我，说我是观世音菩萨生的，“观生”是我的乳名。此外，家乡附近的禅智寺，里面的大和尚很和善且会替人看病，这些都让我对佛教留下印象。
我想，我的阿赖耶识种子存着对佛教的好感，因此研究时便起了作用，有兴趣。其次，是我个人的兴趣，我一向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读大学时就选读与中国哲学、文学、历史有关的课程。
再就是工作上的需要，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务是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史涵盖的范围极广，从先秦一直到现代，长达数千年。要研究这么庞大的体系且要做到对每一个阶段的历史都有深入的研究，是有困难的，是需要同事们分工分段来做的。
为此，我们系上开会讨论分工事宜时，我选择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为研究的重点。由于这时期的哲学思潮与佛教及道教关系密切，有厘清的必要，在思考这问题时，我认为这时期的哲学理论特点是，可能受佛教的影响较大，因此我决定先以佛教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然而，在我大学五年期间，上过与佛教思想有关的课，只有冯友兰教授尚未教完的中国哲学史及任继愈教授两小时的讲座，当时我对佛教思想的理解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认为自己需要再进修，于是到处打听是否有人在讲授佛教有关的课程。后来打听到在当时北京南部的法源寺中国佛学院有法师讲课，在征询并得到领导的同意后，我每天从北京西郊过去听课。
从研究高僧来整理佛教发展的线索
后来寺里的人看我学习也还算认真，或许是学哲学而有些悟性吧！于是让我在寺中住下，免得每日奔波。当时的副院长周叔迦先生，为了提升我对佛教的理解，还帮我开书单，要求我每读完一本书就要向他报告心得。在寺中住了八个月后，由于工作关系必须回学校。虽然在寺里听课及读书的时间不是很长，但这段期间使我真正对佛教理论及历史有了初步的概念。
问：您如何开始着手写学术论文的呢？
答：回学校以后，面临教书及研究的任务。由于过去从来没有独自从事学术研究的经验，一时真有不知从何着手的困扰。我于是想到“个案”处理，先从魏晋南北朝著名的佛教大师开始，一个一个研究。
我选取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佛教人物，如道安、慧远、支道林、僧肇、竺道生和梁武帝萧衍为研究对象。每研究一位学者，我都尽可能地收集与他有关的历史传记、著作，并详细探讨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实际情况。此外，我更特别注意其具代表性的文献资料，尽可能无一遗漏地反复读诵。如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阅读了十多遍，僧肇的《肇论》则阅读次数更多。
在阅读时，我尽量设身处地思考这些学者们所提出的问题，注意勾勒出书中的哲学观点，寻觅其间的思想关联，体会全书的精神实质，并随时记下读后的感想、评语，形成自己对研究对象的独立看法。然后，博采众家之长，尤其是前辈学者等的有关论著，校正、调整、充实自己的看法，再度构思，略前人之所详，详前人之所略，形成专文。我在研究的过程中，绝不掉以轻心，力求有独立看法。
其次，我要求自己每研究一个人物，就必须写出一篇能够在大陆学术界最高单位发表的论文。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科学院的《新建设》杂志刊出，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尔后，我继续研究慧远，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刊在《新建设》杂志，一篇刊在《哲学研究》，这后一篇文章还被美国《中国的哲学研究》翻译成英文。之后，不断有杂志社向我约稿，但是，由于“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学术研究中断了一段时间。
整理校释佛典奠定研究基础
问：您多年从事于佛教哲学的研究，能否分享您的收获与心得？
答：1982年，中华书局主动写信给我，计划为我出《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论文集。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激励，因为一般出版社很少为像我这样的中青年学者出文集，而且是关于佛教内容的文集。
此外，《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受到负责古籍小组的负责人李一氓先生的赞扬，他亲自写了书评，让我感到很荣幸。这本书除了校勘、注释外，在每章后面还用现代语言说明该章义理，并在书前写了长达万言的《华严金师子章评述》，系统地介绍该书作者、华严宗实际创始人法藏的生平，评述《华严金师子章》成书经过，并以现代哲学的基本观点剖析《华严金师子章》的宗教哲学思想实质。后来，我又在原有校释的基础上撰写《华严金师子章今译》。
我深刻体会到整理、校释一本佛典，不仅对于研究这一佛典及其作者，乃至作者所代表的宗派思想具有直接作用，而且也为研究其他佛典、人物和宗派积累了经验。我以为只有对佛教主要代表人物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清理和总结佛教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同时也只有从整个时代佛教思想发展的广阔历史背景出发，才能科学地评价宗教思想人物在佛教史、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深入一点，可以带动全面。
我个人对于佛学的宏观及微观研究是一起注意的。因为若缺乏微观的研究，则佛教的研究基础没有办法稳固地建立；若缺乏宏观的研究，则无法真正理解与掌握佛教整体思想的精髓。
我国近代的佛教研究著作以佛教通史和断代史居多，而剖析佛教哲学体系的论著则不多见，且缺乏佛教入门书，广大读者难以从总体上把握佛教思想。有感于此，我撰写了《佛教哲学》，这是从整体上宏观地进行研究、阐述佛教哲学体系的著作。此书的重点是解剖佛教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尤其是对佛教的宇宙要素论、宇宙结构论、宇宙生成论、本体论、认识论等，逐层加以剖析。这本书以当代人们所关注及重视的哲学问题出发，根据佛教原有的资料组织架构加以归纳，系统化地以现代用语表达出来，期望能将佛教思想中的历史演变、实质内容、经验教训提供给众人参考。我的意图是想透过这些研究，使宏观及微观的研究彼此互动，更有助于推进微观等基础性的研究及更宽广的宏观眼界的探索。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三系为主体
问：您对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有何看法？
答：在我完成《佛教哲学》一书的时候，整个中国大陆兴起了研究中国文化传统的风潮。一般学者对于传统文化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主体，也就是儒家思想的角度去思考。然而，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应以儒、释、道三系为主体，且彼此是不可分割的。为了理清这个问题，我写了一本《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在书中通过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思考儒、释、道之间彼此的互动与发展。
此外，我也探讨佛教中国化与社会、政治及民间风俗等之间的关系。其实，中国固有文化与从印度流传而来的佛教，彼此是互相影响的。中国哲学发展与佛教在中国的开展是同步的，佛教进入中国，不但丰富了中国的哲学思想，也使得佛教有了新的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我注重从相互联系的角度进行中国哲学、佛教和中国文化的研究。
问：可否谈谈您对个人的期许及未来计划？
答：目前，我正在撰写《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这本书与以前的作品不同的特点是：从中国古代有学问的高僧大德们的著作出发，研究佛教哲学思想。我希望这本著作，能对当前高等院校的中国哲学教学及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有所贡献。
以往我都会自我限定，要求一定时间内完成某方面的著述。以前可以，但现在感到难度增加许多。这是因为近来公务繁忙，常常需要开会，杂事也多，没有时间专心地从事研究。不过，我还是尽可能鞭策自己，努力地坚持把书写好，而且后面的著作要写得比前面的更好。因为著作本身正反映自己的研究进展状况，我不希望自己没有进步。
佛教研究使我的学术生涯得到充实，丰富了我的生活意义，平添了不少乐趣，今后，我将不断追求、努力探索、继续开拓，为中国的文化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阅读佛教著作是很重要的基本功夫
问：您对佛教研究人才的培育及发展，有什么样的建议？
答：从事科学研究需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我很重视客观、理性、冷静的研究态度。我在学校培养了一些博士生，他们做的都是因应个人的兴趣，通过专题、宗派或总体做研究主题，而不是配合我的研究。我希望培养出可以独立思考、写作的研究生，目前我们的研究所已有专门研究三论、华严、天台、唯识、净土等硕士生、博士生，整体来看都还不错。
我认为有心想从事研究的年轻学者，首先要发心，坚定地专心用功。因为与其他学科相较，要读的佛教书籍实在是太多了。因此，阅读一定数量的佛教著作，反复地读透，把握其中精神实质，是从事研究很重要的基本功夫。要做到心知其意，千万不可望文生义。读书是基础，如果无法掌握资料，再好的方法也只是空中楼阁而已。
至于研读的方法，我建议：一、基本的资料要反复看；二、一般性的资料要掌握。研究佛教的基础环节就是要通读原著，要深知佛典所蕴涵的义理。读一些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基本派别的代表性著作，对于研究工作非常重要。而读透几本，以总结经验，掌握方法。而要读透佛典，最切实有效的方法是对佛典进行校点、注释、今译。虽然一个人不可能对汗牛充栋的佛典都进行整理，但是对于研究工作者的素质来说，是否做过整理佛典工作还是大不一样的。
有优秀的弘法人才就会有道场
问：您对整体佛教因应新时代的展望有什么看法？
答：我认为，一、佛教应该朝向更关注现代社会的需要，针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问题及大众所需要及关心事项，运用佛教的资源指出解决途径。
例如圣严法师提倡环保，就是与现实生活非常吻合且有意义的一项诉求。其次，法师与学者的培养及要求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也有其共通处，比较需要留意的是：法师在弘法时，应该尽可能地以现代人的语言，表达古代的佛学思想，让更多人理解。
二、佛教典籍中，有许多艰涩、费解的字义及道理，其中部分字义可能连某些大学教授都不能完全理解，如空、自性、实相等。因此，有必要将相关的概念、范畴、命题等，用现代人的语言加以诠释。我觉得用现代人的语言和思维习惯重新翻译和解释佛教典籍，使更多知识界的读者能理解佛教，是佛教研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将佛学与现代化的科学、哲学思想加以比较、联系、探讨，有助于一般学者理解佛教生命力与精彩处。最好能结合当代人的智慧，通过佛学研究来推动佛教，也帮助现代人安身立命。
问：请您比较大陆与台湾佛教的特色。
答：台湾佛教是从大陆过来的，大陆可以说是台湾佛教的母体。然而，台湾这二十年来佛教的弘扬突飞猛进是有目共睹的。其中最著名的：在南部有由星云法师领导，着重文化、教育、弘法的佛光山；东部有由证严法师创立，以慈善起家的慈济功德会；北部有由圣严法师主持，以提高学术教育为理念的法鼓山；中部有由惟觉法师带领，强调禅修的中台山。
当前整个中国佛教界最兴旺、最快速发展、最具特色处，几乎都集中在台湾。也因此，与中国大陆有了不同。比较而言，中国大陆的佛教比较传统，多偏重在修行方面。不过，目前已经在前进当中，重视从事救济、关心教育、赞助“希望小学”，河北省的柏林寺已举办多次的夏令营。
问：请您谈谈对台湾佛教发展的观察与建议。
答：我觉得目前台湾有许多寺庙盖得很雄伟、壮观。然而，以台湾的面积比例，寺庙似乎盖得量多了一些。我在想，这其中是不是有些寺庙并没有常住法师。我个人认为能够弘法的法师比寺庙更重要。佛教若有优秀的弘法人才，一定会有道场产生。因此，佛教团体应该更重视僧才的培养与教育。其次，如何加强彼此的团结以及增强互相的关系，也是一个极重要的课题。
[原载台北《人生》，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