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政策系统研究的新成果——评《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研究》一书
江泽民同志说：“民族、宗教无小事。”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事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事关宗教的良性发展及其与社会的适应，事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事关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事关我国对外交流和国际关系，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展开系统的研究。何虎生新著《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研究》一书，已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索，是中国宗教政策系统研究的新成果。以下是我读后的几点体会，拟与同道共享，并就教于学术同仁。该书对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不断制定了与当时形势相适应的宗教政策，但学界的系统研究不够。何虎生的新著在系统研究方面做出了努力：第一，对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进行了完整的论述。虽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解决中国的宗教问题，便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但是一直到1982年党的19号文件颁布前，其政策的表述并不十分完整，仅散见于党的文献、领导人的著作和其他文献之中。该书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梳理出涉及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主要文献资料，厘清了宗教政策的来龙去脉和历史渊源，比较完整和客观地论述了宗教政策的基本内容。第二，对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宗教政策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党和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同，其宗教政策的制定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如民主革命时期就带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总任务，新中国建立后就带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新时期就带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不同时代色彩。该书对此进行了恰如其分、符合历史的表述，从而使之具有明显的历史感。第三，对过去研究中很少涉及，甚至几乎没有涉及的宗教政策问题进行了较为完整的阐说。由于某些原因，在对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进行论述时我们的论著往往绕过一些特定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宗教政策；一些特殊的地区，如曾进行过消灭宗教实验地区的政策，都没有进行清理和说明。该书没有回避这些敏感问题，而是正视历史，对党在1957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宗教政策，对一些地方性的有代表性的错误的政策，都做出了评论，这是难能可贵的。该书对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论述，既弄清了政策的全貌，又说明了不同阶段的具体政策，既阐释了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正确的一面，又客观地评介了错误的一面，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的。
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制定是有其特定背景的，其中有客观的背景，也有主观的背景，过去我们对其研究较少。何虎生是学历史的，在这一方面有其所长。他在该书中对党和国家宗教政策产生的背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一是分析了宗教政策产生的客观条件。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制定往往和当时的客观实际，尤其是与党和国家的总路线、总方针、总政策，与党和国家面临的总任务有关，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总任务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党的宗教政策必然是与反帝反封建的政策相应的；新中国建立初期，主要是为了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重点是宗教制度民主改革的政策；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宗教政策则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政策。二是分析了宗教政策制定的主观因素。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制定与人们的认知水平，特别是领导人的认知水平有很大的关系。由于对宗教产生的历史社会心理因素、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信教群众在社会的地位、宗教的消亡的途径等的认知不同，也会对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制定产生不同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对宗教问题的认知是由一个从初级到高级、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随着认知程度的提高，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也日趋完善。三是分析了特殊时期和特殊区域宗教政策产生的背景。众所周知，在一些特殊时期，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是与党的整个工作的指导思想的失误有关系的，应当对其复杂背景进行深入的剖析。对一些特殊区域，如新疆、西藏，是少数民族集中聚居或全民族信教的地区，其政策的制定也有其特殊性，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理解民族地区的具体宗教政策。该书基本上把握住了客观原因、党和国家对宗教问题的认知程度，以及特殊条件对党和国家宗教政策制定产生的影响。应当说，这种分析是冷静客观的，是入情入理的。
该书还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党和国家宗教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总结。何虎生的著作在这方面有这样几点是值得肯定的。其一，强调宗教政策是党和国家的总路线、总方针、总政策在宗教领域的体现，是为总任务服务的。这一论断是准确的。党和国家任何方面的政策都是总方针、总政策、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为总任务服务的，这既是对具体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必然要求，也是检验具体政策正确与否和成败得失的标准。宗教政策也不能例外，实践证明，党和国家宗教政策制定和执行好的时候，也是与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总方针相吻合，完成党的总任务好的时候，反之亦然。其二，特别强调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既是党和国家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也是我们党在制定和执行宗教政策过程中的主要经验，抓住了处理中国宗教问题的关键和方法，确定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关系，有利于解决宗教的群众性、长期性和复杂性问题。实践证明，只要按上述四句话办，中国的宗教问题就能处理得好。其三，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教理论进行了总结。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制定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但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这一理论，并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宗教理论，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继承，又是对其的发展，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何氏对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客观公正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由于该研究课题是涉及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重大课题，作者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难免有所不足。例如，对有些时期和地区的宗教政策的研究尚待深入。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有过失误，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些错误政策，书中虽有所涉及，且比以前的研究者深入，但仍不够全面，有待深入挖掘，做出评论。中国的宗教问题比较复杂，又涉及民族问题和宗教的国际性问题，在这方面书中也缺少个案分析。再如，宗教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历朝历代、中国外国都有相应的政策，应进行比较研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书中缺乏比较研究，是一个缺憾。又如，对中国宗教政策的今后走向研究不足。科学研究者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对未来进行符合历史、现实和逻辑的前瞻，但该书中对此则较少涉及。
总的来看，该书对党和国家宗教政策主要内容阐说是比较完整的，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的研究是符合实际的，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客观公正的，全书虽有一些不足，但瑕不掩瑜，还是值得宗教学研究工作者、宗教政策制定和执行者一读的。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