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人民文学》的李敬泽和我谈起，他编一部当代短篇小说集，在通读了五十年代的大量作品以后，突发感想：“老板——”他总这样称呼我，因为我们曾经一起同事过几年，“恕我不客气地说，五十年代把你打成右派，好像也不甚冤枉，你们那一代人的小说，看了以后，就数你这篇《改选》，最为‘恶毒’呢！”
如果说《人民文学》的崔道怡，算是京城四大名编的领衔人物当之无愧；那么，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话，李敬泽，则是年轻一代编辑中的翘楚了。他的评论文字也是写得十分挥洒自如，所以，他对于《改选》的评论，不能不说是颇有识见。
老实讲，“恶毒”一词，并非始自他的褒誉，五十年代，当时的大作家之一——周立波先生就用这个词批过这篇小说的。由此可知，懂得小说之为小说，了解小说创作的其中三昧，第一是写小说的人自己，和也写小说的同行，第二是编小说的人，第三，才是评小说的人。因此，我不禁想，对于《改选》的“恶毒”说，这两位可算是“英雄所见略同”。虽然内涵已截然相反了。
对于这位年轻朋友的论点，我只有啼笑皆非。
这样排位，说起来也有些不敬，但不能不看到，时下厕身其间的，所谓评论家那支队伍中的某些爷们，对不起，狗屎者甚众，起哄者不少，无知者更多，真正讲出点道理，哪怕只字片语，像点穴似地命中要害，令写作人和读书人心折者，又有几多所以，这些年来为文，我宁肯相信编辑的第一感觉。同时，我也屡屡劝过一些年轻的同行，少给评论家派红包。
因为编辑发现作品，推出作家，是他们的天职，是一种本能的行为。凡出于敬业之心的编辑，无不要一期一期地编发稿件，那是责无旁贷的事，印刷厂是订好合同的，不能随意拖延。逼得他必须及时对作品作出判断，他思考的位序，首先是作品，其次是作家，能用不能用，最为关键；而无任何契约关系的评论家，评多与评少，评好与评坏，评谁不评谁，想评不想评，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因此，评论家对作家的亲疏、近远、好恶、生熟程度，是决定他评论的重要因素。他的思考位序，自然第一是作家，第二才是作品了。为二十个戈贝克写一篇吹捧文章，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也许不干，但不一定会被今人视作楷模。
所以，新时期文学能有二十多年的进展，文学期刊编辑们的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的努力，倒真是称得上是功德无量的。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们，真识货者，编辑也！我不知道三十年代的作家，是怎样崭露头角的？而从五十年代丁玲还十分当红时，对叶圣陶先生特别恭谨的态度看，很大程度由于她的处女作《梦珂》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发现她的编辑，正是这位老先生的缘故。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别林斯基推出果戈理的例子，还不曾见过，但愿只是我孤陋寡闻。
但在当代文学史上，编辑把作者推到文坛上来的例子，多不胜数。一炮而红，洛阳纸贵，一奖成名，衣锦荣归，让我这个一文而右，一文而黑，一文而差点把命送掉的倒霉蛋，艳羡不已。于是，我对李敬泽感叹系之：“这篇《改选》，倒是一个初学写作者的我，与初当编辑者的崔道怡一段缘分的开始。要是当年刚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人民文学》的他，把《改选》往字纸篓里一扔，又不知如何了。”
或许这是题外的话了，照着那时候提倡的阶级路线，进城执政的农村干部，以及他们所提拔信赖的基本上文化极低的工农干部，对于知识分子的那种“非我族类”的排斥心理，是相当严重的。尤其自身无法于短时期之内知识化起来，就更增强一种敌视知识、仇恨知识分子的报复心理，恐怕我就甩不掉“右派”这顶桂冠。
即使我申请作狗，也不行。因为一条有文化的狗，对无文化的人，也会构成一种精神上的威慑。你写了小说，而且不是很屎的小说，他不会写小说，即使写了，也很屎，偏他自我感觉认为应该比你强。可文化，知识这些东西，硬碰硬，纵有革命资本，也帮不了忙，于是，他只有在政治上压倒你。
我想起齐武帝时中书舍人纪僧真的故事，据《资治通鉴·齐纪二》，此人“得幸于上，容表有士风”，有一天，他跑去对齐武帝说：“臣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昏婚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皇帝已经为他儿子娶了士大夫家的女儿，他还嫌不过瘾，非要自己做士大夫不可。齐武帝说：“此由江鴫、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他“承旨诣鴫，登榻坐定，鴫顾命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也许从此与文学无缘。”他说。
但我说，无缘是可能的，却未必能不当“右派”。
纪僧真怎么出这口恶气，史无记载，但这股憎恶文化和文化人的无名毒火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以后，疯狂灭绝文化和迫害文化的恶行，得以猖獗的由来。
以前，我每每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义和团，一定要把寺院石窟里许多精美雕刻的脑袋统统干掉为什么“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头头、红卫兵小将，也如出一辙地非要敲掉神像菩萨的头部不可后来，才恍然大悟，所谓“打砸抢”的“砸”，就因为那雕像上一双双凝固着历史文化积淀的眼睛，使他们那空虚干瘪的灵魂，感到不寒而栗，才动手去敲去砸，还要踏上一脚的。
如果谁有兴致趁着当事人尚未死绝的情况下，将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中整人者与被整者的运动双方，按其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知识面、智商值，作一个调查的话，准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那就是，在一个陷入无理性状态的社会中，必然是无能的人，胜过有能的人；无知的人，压倒有知的人；智商低的人，驾驭智商高的人；学问不大的人，领导学问很大的人。而在作家队伍中间，那些写不出好东西，甚至写不出像样东西的，就要把写得出东西，尤其写得出好东西的人，打入十八层地狱。
这种知识分子受制于非知识阶层的权杖，唯有俯首听命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二十五史”和以后的任何一个朝代中的不正常时期。莎士比亚先生在他十四行诗里哀叹过的境遇，仅仅是发生在十五世纪伊丽莎白女王执政的时期吗？
比方，眼见天才注定做叫化子，
无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
愚蠢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
李敬泽编这部小说选集时，挑来挑去，“文革十年”，无可选，前十七年，除了右派写的大毒草外，基本也无可选，不禁感慨嗟叹再三。这一点也不奇怪，政治运动一起，实际是给小人提供了报复的机会，于是，打扮得衣冠楚楚的无聊草包，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的蠢货，得以拿起铁？去砸碎他们所嫉恨的一个个雕像的头。
按照这种规律，我想，即使我不写《改选》，也在劫难逃。于是，我也就不悔这一次文学的选择。
说到这里，还真得感激道怡君，他没有把无名之辈的我的一篇来稿，不屑一顾地撇在一边。而是收到我的稿后，约我到编辑部去谈谈，现在，那座小院已经荡平，只留下一棵槐树，算是这段文字之交的见证。我不想用伯乐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那实际等于变相地认为自己是千里马的吹嘘。我远非千里马，但也不是一匹驽马，这一点自信，确实来自崔道怡的第一声肯定，他这一声好，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那时我二十七岁，写出被误以为一位老作家化名的作品，写出“隐含的敌意”，写出“恶毒”，这在当时是吓得死人的罪名，今天来看，其实是对我创作能力的褒美。崔道怡的鉴赏力，和他推出作者的不遗余力，加之李清泉老师，秦兆阳老师的器识，敢将一无名作者的作品，放在当年七月份改版革新号的头条位置刊出，所给予我的这份文学信心，是我当了二十二年右派而没有沉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很幸运，在我文学途程上，碰到的全都是些非常尽职的优秀编辑。一个作者，遇到一位赏识自己的编辑，可算一段缘分。无论是海晏河清、歌舞升平的岁月里的如琢如磨，相互砥砺，还是在或疏或密的文网下的风险共担，相濡以沫，编辑和作者所结成的文字之交，弥足珍贵。我的每一篇由原稿变成铅字的作品中，都融有编辑或多或少的心血，绝不因署的是我的名字，而抹煞他她们的功劳。
头都掉了，还有小说吗？
编辑，文学的助产士，这是值得尊敬的行业！
道怡，谢谢啦！
十几年前，一家杂志约我写过《我与编辑》这样的专栏，第一篇我就写了道怡君，因为他在我的文学生活中，实在太重要了。接下来，还打算写其他做过我责编，和并未编过我稿子的几位我从心里感佩的编辑，谁知写道怡的《我与编辑之一》刊发以后，杂志不再来催，也就没再接续下来。
我记得，当我提笔写《我与编辑之一》时，是从那推拭不开的一次大年三十晚上，返回工地深夜摆渡的情景写起。那时，我还未使用电脑，否则我就把原文调过来了。南方地区的冬天，飘洒着那种无声的冷雨，我站在河边，招呼对岸的船家载我过去。打成右派以后，我就被发配到工地劳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也吃遍了所有的苦头，有些中国人，别看他文化低，在折腾无反抗能力的人方面，不但表现得有心计，而且歹毒。譬如，准许我回家探亲，却不可以在家过年，于是，大年夜，山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我这样一个右派分子，踽踽地在雨中赶路，因为规定必须在大年初一前归队销假。
后来，我看过一部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也是一个外出的人犯，拼命赶回监狱，不敢有误的故事，斯情斯景，使我想起那次夜渡的细节，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在小西天电影资料馆放映室的座椅里，不禁潸然泪下。横竖谁也不会注意我，便任着那泪水流下来，连衣领都湿了。
这一切的痛苦，都是《改选》带来的吗其实未必，许多没写“恶毒”小说的人，不也一劫不复了吗这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为历史付出的代价，直到今天也不能唤醒那些整人狂们半点忏悔之心。
有一位同行，他前不久已经故去了，文坛也稍稍安生一些。按说，讲死人的坏话，已无必要，更不道德。但他发明的“娘打儿子”的谬论，流毒甚广，实在是误人不浅的。因为他的论点，实际上给那些手上沾着右派血泪的整人者，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援助，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们恶行的鼓励和肯定。而这谬误的论点，在讨好中所宣扬的“臣罪当诛兮”的哲学，所倡导的永远也改造不好的原罪感，所标榜的以夹紧尾巴为荣的狗态，也使那些整人者，更加有恃无恐，更加为非作恶，来折磨知识分子了。所以“娘打儿子”谬论不随他死而死，一遇机会，这些整人者仍会振振有词地，理直气壮地举着棍棒，扑将过来，因为你说了，我是娘！
一个人被打了，还高喊打得好，打得应该，打得我好高兴，好快活，那么此人不是神经病，也是白痴。鲁迅先生说过，一个人甘心作他的奴隶，也许无可指责，但做了奴隶，还宣扬奴隶哲学，还动员别人也俯首帖耳地当奴隶，那就十分地可恶了。
李清泉老师在一篇文章里，谈起过《改选》的事，“刚刚处女作问世，该算一喜吧。可是立即被置于死地了。他是二十才过头不久的稚嫩之年，能想得通吗能支撑得住吗”因此，他说：“我每每对他歉疚于怀。”道怡君在去年《时代文学》发表的关于我的长文里，也有这样的表示。其实，不必如此记挂在怀的，不是发表了我的《改选》，使我倒霉，而是我们自身的软弱，不敢抗争，才助长或纵容了那些整人者，得以肆意妄为地糟蹋知识分子整体，我不过没有侥幸例外而已。再加上这班高唱“娘打儿子”者助纣为虐式的示范，把屁股撅得老高，迎接打过来的板子，还要表示打得自己如何心诚悦服，惬意舒服。于是，我要渡过这条夜雨闬闬的河，我要在零点以前到达工地。
叫了好一会，那位在屋里围着炭盘，暖暖和和地吃年夜饭的摆渡人，才疑疑惑惑地提着马灯走出门来。他大概不相信大年夜，在这人烟稀绝的山区里，还有谁会不在家团圆我挥舞着手电筒，那急迫的求渡之心，他肯定看出来了，这才下到河坎，跳上那条渡船，解开缆绳，顺着铁索，扳动搅棍，慢慢地过到河这边来。
那条雨中的船影，渐渐靠近，搅棍的轧轧声，愈来愈响，高兴的心情自是不必说的了。过了河，再走上个把小时，山脚下，也就是工地。所以，见了这位摆渡人，不由得格外亲切。
“麻烦你啦！”我一个劲地抱歉，为这年三十晚上也不能使他休息的打扰，真是不好意思。
“快上船吧！”
现在回忆起来，作为知识分子的骨头，那样缺乏钙质，也真是汗颜呀！说实在的，如果就是存心误了归队日期，或者，索性在家过了年再回工地，会杀头吗而在那些年里，整人者对你百般凌辱，肆意施虐，活脱一群法西斯，蹂躏折磨到痛不欲生的时候，你甚至有“吾与汝偕亡”的杀人之心，不也由于顾惜妻子儿女，宁可得过且过地苟活着，而强咽下这口气吗不敢哪，真是一点点也不敢，而且，这个念头还未形成，立刻就觉得自己大逆不道了！
有什么法子，知识分子灵魂中的对于强权软弱屈服的劣根性，才是致命伤啊！我读过一篇谈论外国作家自杀的文章，反过来看一看我自己，也看一看我同行，真是惭愧之极，除去傅雷先生，老舍先生，谁不曾磕头如捣蒜地低头认过罪呢！所以，我对时下一些“右派”的自我表彰，似乎他们从来是不畏强暴的人中豪杰，说心里话，不大敢相信的。
船快要到达彼岸，我向这位摆渡人致谢的同时，绝非讨好地打听他的名字，希望记住这位于我困境中伸出援手的朋友。那时，我几乎没有朋友，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把背对着我。他不了解我的嘤鸣之心，只当作普通渡客那样，说了一句话：“告诉你又如何你上了岸，走不出五步，保证你就忘了。”
想起这段摆渡的往事，只是想说明在中国文坛上，所有成名的，待成名的，希望成名的作者，面前都横亘着一条河，也许并不宽，但要到达彼岸，却必须依赖文学编辑。但过了河以后，很快忘掉摆渡人的作者，也是大有人在的。
我之所以记住这位驾船渡我过河的第一位艄公，因为是他发表了我的处女作《改选》。由于他没有将来稿扔进字纸篓，使我得到了二十二年“被置之死地”的痛苦，这个太刻骨铭心的记忆，无论上岸后走多远，也不会忘记道怡君的。近半个世纪来，颠沛流离的我，仍保存着他接到我稿子后，约我到编辑部去谈谈的一纸发黄变脆的短札，就是证明。
现在已经记不起1957年那个春末的一天，去小羊宜宾胡同当时《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细节了。崔道怡很高的个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但背躬绝不像如今这样明显。看来，划船摆渡是件很吃力的活，四十多年来，他这个艄公当得够辛苦的。他这职业使他读过的稿件字数，当以亿计了，经他手发出的作品篇数，当以万计了，矢志不移，为他人作嫁衣，这精神，实在令人感动。我知道，他年轻时与许多老作家打过交道，等他不再年轻时，又一大把一大把地把比他年轻的作家推出来，其中，有许多足以吓人一跳的名字。
这些名字，我可以写出一串，但考虑到有的认这个账，有的并不认这个账，干脆就免了。但他对认账者，谦谨诚挚，热烈平和；对不认账者，平和热烈，诚挚谦谨，可以说是“豆腐一碗，一碗豆腐”，从他脸上，到他心里，看不出什么两样。哦！他当这个艄公，可以说进入化境。我很宾服他，因为我修养差，做不到。所以他成名编，我成不了。
但也奇怪，在当代文学史上，不论是哪位明公编写的，都没有记叙文学编辑业绩史实的章节，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我认为，道怡君对于当代小说的贡献甚大，他的赏鉴、品识、辨别、感悟的能力，套用秦兆阳老师的一个惹了大祸的术语，也就是“广阔的现实主义”作品中间，这些他所熟悉的审美领域里，与他同辈编辑相较，绝对是第一流的。如果有人若在当代文学史里设立编辑一章，崔道怡对于小说艺术的成长进展，所起到的作用，似应有专门写他的一节。这自然是痴人说梦的事情，因而我多次动员他自己来写，哪怕是一部文坛掌故也好，老崔总报之以嘿嘿，五岳归来不看岳，黄山去后不看山，大有阅人多焉，夫复何言的意思。
当年七月，作品见刊，毒液四溅，舆论大哗，黑云压城，顷刻间，我被宣布完蛋，帽子一顶，逐出京城，二十二年以后，居然不死，重回文坛。22×365的天数，约相等于我一篇《改选》的字数，呜呼，为每一个字付出一天痛苦的代价，这惩罚也太残酷了。我当然不会“感谢”道怡，或李清泉、秦兆阳两位老师，其实我应该“感谢”的，是那个时代里，无知对于知识的憎恨，愚昧对于文明的幽闭，而施加之于知识分子的人身和精神的磨难，成为潮流与时尚。到了“文革”期间，其甚者，与希特勒的反犹，与中世纪对异教徒的迫害，也相差无几，又有几个不倒霉的呢？
那时候，以泥腿子自豪者，以大老粗为荣者，以外行恬然自得者，以阶级出身高人一等者，以攀龙附凤而沾得革命荣光不可一世者，以作践知识分子为己任的天赋神权者，以根正苗红而神气活现的狗屁不是者，都曾经凌驾在知识分子头上，作威作福过的。历史之无情，就在于很快地将沐猴而冠的“冠”变成尿壶，那些当年整人整得起劲者，如今忽然都咸与维新起来，题词作画，咏诗唱曲，无不衣冠楚楚地附庸风雅，作风流才子状了。什么“娘打儿子”笑话，就这股污秽浊流里泛起的一班沉渣算什么东西！
等到再次见到崔道怡，那已是八十年代初在京西宾馆，短篇小说《月食》获奖时的事了。从那以后，我们便有了更多的交流和来往。他还是那样谦逊，还是那样坚持他的文学品味：虽然，他有些赞成的小说，我并不喜欢，有些叫好的作品，我也摇过头的；虽然，他对我写的东西，有认可的，也有不那么认可的，这其中，有我同意他说的，也有我不那么苟同他看法的。但我和他，老实说，在别人眼里，在自己看来，都基本属于过气的、俱往矣式的人物，理应淘汰的、半截入土的那一拨了。不那么新潮，也不会“老夫聊发少年狂”地装新潮，因此，在我们认同的艺术观点上，还是谈得来的时候较多。
但我从他身上，作为一名编辑，作为一名文学园地的耕耘者，无论是风雨如晦，还是晴空万里的日子里，一心朴实地想推出好作家，好作品，那种力求无愧于职责的虔诚，追求完美的信念，孜孜不倦的经营，埋头奋斗的牺牲，我看到了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尽管这半个世纪，对他而言，也是很不平静的，甚至该平静的时候，也难免有风波，可他一谈正题，一涉及刊物、稿件什么的，立刻正襟危坐，言归正传。
1997年7月，正好是《改选》的四十年祭，他说，你不再在《人民文学》上写一篇于是，就有了《缘分》那一篇应景之作。后来，《小说选刊》要照片，我就用了那年在香山与道怡的合影，还写了几句话：“站在我身边穿着大红毛衣，头发乌黑的崔道怡，显得很青春的样子，其实，他也并不年轻了。”“第一次投稿，碰上了他，是缘分；像他这样一位文学摆渡人，不知把多少初学写作者送到文学的彼岸，我凑巧是其中之一，也是缘分；而且在经历了漫长的甚至惨淡的岁月以后，他还在编刊物，我还在写小说，还能有这样的默契的共识，能说这不是更值得珍惜的缘分吗？”
这本是写道怡的一篇文字，由于说到了这段缘分，就不能不提到处女作《改选》，那篇“恶毒”的致我死命的小说，就不能不提到“始作俑者”的崔道怡，也就无法回避1957年的那“右派”一劫。拿毛主席《七律·送瘟神》诗序中说过的话，来形容此时此地的我的心绪，真是“浮想联翩”，不能自已。人是一种感情动物，抚今追昔，就不免东拉西扯，道出许多离题的话，请道怡君原谅，也请读者原谅，要是你也试一试二十二年炼狱之劫的话。
不过，过去的也就过去了，可文学，它的生命力是常青不衰的，谁也扼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