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5月18日由俄皇尼古拉二世倡议，在荷兰首都海牙召开的“海牙和平会议”，以“限制军备和保障和平”相号召，实际是帝国主义一些大国以“弭兵”为名、扩张为实的会议，是一些大国利用的工具。当时有识之士曾予指斥，也有一些人对此存有幻想。
梁启超对“海牙和平会议”持不信任态度，斥之为“最无价值”的会议，他在《圣路易博览会之各种会议》这篇“国闻杂评”中说：
此次会议事件最无价值者，则弭兵会议是也。俄皇亲自倡万国平和会于海牙，口血未干，而遂有今日之事。今者帝国主义之跋扈，正达于极点，各国日夕汲汲以扩张军备为独一无二之政策，当此而结弭兵，岂非不识时务？无论会议之结果若何，不过一篇“好文章”而已。使兵而可弭也，其在中国独立自强之后乎？
然而，康有为却对海牙会议大加鼓吹，说什么：
俄罗斯帝之为万国平和会也，为大陆万国联邦之始也。
夫近年以大同纪年，当以何年托始乎？凡事必有所因，端必有所指，大同因之所托，必于其大地大合之事起之；近年大地万国大合之纪事，其莫如荷兰喀京之万国同盟矣。是事也，起于己亥，终于庚子。庚者，更也；子者，始也；庚子之冬至，为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耶纪以为二十世开幕之一年者，当即以庚子春分为大同之年托始之正月朔。
把“国际和平机构”看作“大地万国大合之纪事”、“大同之先驱”；把“终于庚子”作为“大同之年托始”。
《大同书》认为“太平世”（大同）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全世界设立一个统一的整体，受“海牙和平会议”的“启示”，这一观点，贯穿《去国界合大地》的全部；作为“大同之进化”的“略不出此”的《大同合国三世表》也载该部。其他如丙部《去级界平民族》、辛部《去乱界治太平》也有阐发。《去国界合大地》是《大同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康有为的社会政治理想以此为最具体；而“立公政府”，“欲去国害必先弭兵破国界始”，更为全部的枢纽。这样，不但清楚地证明《大同书》是撰于1900年“海牙和平会议”之后，而且可以看出康有为深受帝国主义所宣传的“世界主义”毒害。
梁启超则不然，上述“国闻杂评”中明确表达了他对“海牙会议”的指斥。
这篇“国闻杂评”发表在《新民丛报》第三年第一号，即1904年出版的第四十九号，但《饮冰室合集》没有收入，以致没有为人注意，也未见有人指出康、梁对“海牙会议”评价的差异。然而，《饮冰室全集》却是收入了的，收在第四十册第五叶。尽管它在《新民丛报》上没有署名，但文章语气可以看出出于梁氏手笔。再则，在同期《新民丛报》上还有《俄国芬兰总督之遇害》，也指斥“俄之专制”，说：“即近五年以来，种种新布之法令，实有使芬兰人欲忍不能忍者”，末谓：“吾记此事，是不暇为俄国君臣忧，而窃窃为我当道忧，不暇为芬兰之起义，而反为我国民掩袂而羞乎？”此文也未署名，也收入《饮冰室全集》。还说明“即近五年以来”，自海牙会议的1899年至此文发表的1904年，适值五年。《饮冰室全集》四十八册，中华书局1916年出版，《例言》称：“由先生（指梁启超）指示梗概，凡不惬意之作，以及兴到涉笔、无关宏旨者，悉从刊落。”“年代较远者，多付删汰。”它是经梁启超“亲自科简”，分论说、记述（包括序跋、学案、史传等）、杂文（包括时评、杂评、书牍、谈丛等）等类，附录提案及演说辞，大都是1902年至1905年间的政论和学术文章，与同年商务印书馆所出《饮冰室丛著》“各有所重”，约二百万字。可知上面两篇“国闻杂评”是在梁启超“指示梗概”后，被认为不属“不惬意之作”，也不是“兴到涉笔，无关宏旨”之作。出版时梁氏还健在，他是不会不看的。尽管它发表在“海牙会议”五年之后，但对“海牙会议”的态度却是非常明显的。由此可见，对“海牙会议”，康、梁的看法有着显著不同。
还有一点，这些文章，《饮冰室全集》登载后，《饮冰室合集》却又失载，那么，重编《梁启超全集》，似不能因《合集》未载而跟着不载，而应该辑入，否则《合集》既不见“全”，《全集》也有失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