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末叶，梁启超写了《说常识》，接着，又专门访问台湾，设想组织国民常识学会。由于《饮冰室合集》只收入《说常识》，缺少其他文献，以致晚近撰著对此论者盖寡。
梁启超为什么要写《说常识》？又为什么专程访台、筹组常识学会？本文将对此抒述自己的看法。
一
《说常识》，是在1910年2月（宣统二年正月）率先在梁启超主持的《国风报》发表的。《国风报》在上海发行，名义上编辑兼发行人是何国桢，实际主持人是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
《国风报》出版之初，《申报》载有广告：“本报（指《国风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接着，《国风报》第二期（宣统二年二月出版），专门发表了梁启超的《说常识》。
什么叫“常识”？梁启超认为：“常识者，释英文Common Sense之义，谓通常之智识也。”孔子所说“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庸”就是“常”。一个人要自立，最重要的是“具备常识”。处于今日，应该“以世界公共之常识为基础，而各国人又各以其本国之特别常识傅益之”。“盖今日所谓常识者，大率皆由中外古今无量数伟大哲人几经研究、几经阅历、几经失败，乃始发明此至简易、至确实之原理、原则，以贻我后人，率而循之，虽不中不远也。”
然而，“吾国人以何因缘而常识之缺一至此甚”呢？梁氏认为：一般来说，人之有常识，“其得诸学校教育者半，其得诸社会教育者亦半”。而今“科举既废，而教育普及之实不举，人民向学者既已岁减，前此多数人所借以得本国常识之一二者，今则亡矣”。从学校教育来说，“学科之编制不完，教科书之系统不立，欲由此以求世界之常识又不可得，而政治上社会上一切制度，更无足以为浚发之助者”。“今国中之学校，既不足以语于此，而社会各方面之教育，又适足以窒塞常识。”从而大声疾呼，“输进常识”。
二
《说常识》发表不久，梁启超就酝酿组织国民常识学会，并草拟《缘起》，拟订章程，还访问台湾，多次磋商。
1910年12月27日，梁启超在写给徐佛苏、黄与之信中说：“前书言国民常识学会事，今将《章程》寄上。此事殆全属慈善性质。窃谓欲救国活，无急于此。一年以来，与荷老念兹在兹，苦力不克举，今已筹得三千金为开办费（注：璧泉之力也），可低于成矣。惟当广募会员，担任颁布所印小册。故同人意欲先觅多人为发起人，二公勿论。此外如伯兰、搏沙以及凡公等所知之各同志，皆望为之广觅，限得信半个月内将姓名开寄，俾得印布，将以正月杪即出书也。”荷老、荷庵，汤叡；璧泉，徐尔音；伯兰，孙洪伊；搏沙，王敬芳。
这时，梁氏已筹得三千元开办费，并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接洽印刷事宜。至于《国民常识学会章程》，《饮冰室合集》未载，录如下：
第一条，本会以增进国民常识为宗旨，故定名为国民常识学会。
第二条，本会暂设事务所于日本东京，将来设总会于北京，设支会于各地。
第三条，本会所办事业如下：一、编纂浅近小册之书，以极廉价颁布全国，每月三次以上。二、在各地开讲习会、演说会。但所编纂各书及所讲习演说，不得轶出本会宗旨范围以外。
第四条，凡国中表同情于本会宗旨者，皆得为本会会员。但新会员必须由旧会员一人介绍。
第五条，凡会员于左方所列职务必须任其一：一、著述。二、讲演。三、颁布本会所编之书。四、汲引会员。五、维持会费。
第六条，本会设名誉会员，以国中先达提倡本会宗旨、捐助本会经费者充之。
第七条，本会置干事部职员如下：一、编辑长一人、编辑员若干人。二、会计员。三、庶务长一人、庶务员若干人。四、书记若干人。
第八条，本会会员满百人以上则设评议部。凡关于本会维持扩充诸事项，由评议部决之。
第九条，本会经始各费由发起人筹措，凡会员不收会费，特别捐助者听。
第十条，本会所收捐款及印刷收支等项，每年末以会报报告之。
后面附有《国民常识丛书体例及编纂章程》：
一、本会所印小册书籍名曰国民常识丛书。
二、本丛书出版无定期，但每月所出最少在三册以上。
三、本丛书每册页数无定，但最多不满一百页以上。
四、本丛书每册定价最少不过五分，最多不过三角。（说明）本会绝不为牟利起见，但不能不收薄价以为继续出版之资。若会费稍充后，更当择要种印送，不取分文。
五、本丛书体裁或用文语，或用白话，总期平易浅显，尽人能解，趣味丰富，引人入胜。
六、本丛书分为左列各门，每门各为一集，卷端各标次第：一、通论。二、政治论。三、法制论。四、行政论。五、财政论。六、地方自治论。七、教育论。八、国民生计概论。九、国民生计各论。十、国民道德论。十一、史谭。十二、地志。十三、世界大势。十四、时事问题。十五、自然科学。
七、本丛书每册款式同一，备读者钉装成帙。
八、本丛书有为特别体裁所限者，则出临时增订。
九、本丛书由本会编辑员编纂，投稿亦收，但印行与否由编辑长定之。其印行者每千字酬金二元以上五元以下，辞者听。
从《国民常识学会章程》和《国民常识丛书体例及编纂章程》中，可以看到梁启超为了“增进国民常识”，考虑设会，拟订章程，编纂丛书，“总期平易浅显，尽人能解”。所编丛书，分门别类，有社会科学的，也有自然科学的；有政治行政的，也有国民生计、国民道德的。在他“第一年份”拟订的书目中，以“教育论之部”来说，列有“近世教育思潮”、“新兴国之教育”、“中国教育方针论”、“教师箴言”、“学生箴言”、“家庭教育论”等。既使读者增进教育之常识，又使读者了解近世教育思潮和国外教育，还提出教师、学生的注意事项。这些，在废除科举后教育的趋向及其注意事项方面，当然是能增进“国民之常识”的。
三
梁启超重视常识，除在日本舆论宣传外，还和上海商务印书馆联系出版《国民常识丛书》，并专程到台湾，“别商国民常识学会”。
梁启超筹组国民常识学会，进展并不顺利，经费筹措也很不顺利。他在1911年3月13日《致徐佛苏书》中说：“常识学会事，璧泉前专恃此间使臣筹款，今已无望。”“使臣”，指日本留学生总督陈元倓。在日本筹款没有希望，便想乘访问台湾的机会，和“旅台遗老”林献堂等再作磋商。
林献堂，原籍福建龙溪，生于台中象门，有较深的民族民主意识。他和梁启超是1907年在日本认识的。
梁启超在台湾和林献堂等人多次磋商常识学会事宜，返回日本后，将修改好的章程寄交给他，在1911年4月14日写给林献堂的信中说：“今专有一事奉商者，前在台时，曾商议办日报于北京、上海，兹事所需资本太多，筹措较难，只得暂从缓议。惟别商国民常识学会一事，自归来后，屡与诸同志熟商其办法，略异于前。除印送通俗之小册子外，欲精心结构，以办讲义一种。今将改定章程及说略呈揽。弟一年来苦思力索，窃谓为祖国起衰救弊计，舍此莫由。即以台湾诸昆弟论，若能得数百人入此学会，获此常识，则将来一线生计既于是可系。鄙人不敏，将并两年之力，殚精以治之。报国之诚，将专注于此矣。”“尤有请者。开办伊始，必需经费，为普及起见，其讲义等每册总须印数万份（初号拟印三万），即印刷费一项，亦已不赀。将来虽可向内地募捐，而非俟出至数号以后不便劝人。弟既在海外，不能直接与内地士大夫交涉，而此间同人皆绵薄，欲骤任此，为道实难（弟办此事，拟与荷庵等二三人一切躬亲之。其印刷所、发行所等，即设于神户。前此《国风报》亦欲如此办法，但以无资金，不得不委诸上海，极不便也）。弟办《国风报》，因无资本，东移西补，往往坐是延搁，不得出版，力竭声嘶，可为浩叹。今欲办此事，最少非得有万数千金不能着手，所以迟迟未举者，颇为此故（大约须有万金乃能开办，而将来尚须继续费，盖以卖价廉故也。现在所略能筹得者，尚未及三千金）。甚矣，此物之能令人短气也。今欲乞公自量己力，更约台岛同志若干人，为捐募五千元内外，以充开办费，不审能否？”黄得时：《梁任公与国民常识学会》，载《广东文献》，第六卷第一号。原件摄片，凡六叶，用“沧江集张建碑文”笺。
信中除告知根据旅台时商讨的章程进行修改和请在台湾筹募款项外，还附有“拟邀发起人姓名”，录如后：胡元倓，现任日本留学生总监督；张元济，前外务部参议；杨度，四品京堂候补；严修，前学部侍郎；朱祖谋，前礼部侍郎；张謇，翰林院修撰，江苏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湖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湖南谘议局议长；范源廉，学部侍郎；陈三立，吏部主事；熊希龄，奉天盐运使；孙洪伊，请愿国会总代表；马良，前政闻社社长。末后加注：“其他尚有多人备列，惟弟名则不列其内耳。”
这封信讲述了梁启超旅台前后筹组国民常识学会的经过，可以看出他和林献堂商谈此事的经历，并将草拟章程交阅。也可看到他返回日本后筹款不易，希望林献堂和台胞相助。说这是“一年来苦思力索”，“为祖国起衰救弊计，舍此莫由”的良策，还将所拟发起人姓名附在信后。
至于所附《国民常识学会章程》较赴台前所拟，则有较大改动。举例来说：第一条原为“本会以增进国民常识为宗旨”，改为“本学会宗旨在输进世界学问，增长国民常识”。第二条原为“本会暂设事务所于日本东京，将来设总会于北京，设支会于各地”，改为“本学会所办事业如下：一、编辑书籍；二、开讲演习”。第三条原为“本会所办事业如下：一、编纂浅近小册之书，以极廉价颁布全国，每月三次以上。二、在各地开讲习会、演说会”，改为“本学会编辑事业，分为三种：一、国民常识讲义；二、国民常识小丛书；三、国民常识丛书”，“右三种中，其第一种于开办时发行之，其二种于开办后三个月发行之，其三种于开办后一年发行之”。以下各条，也有相应改动。
另外，他对《国民常识讲义》还列有目录，有伦理学、人文地理学、泰西史论、各国宪政成立史、世界大势概论、社会学、进化论、国民心理学、宪政精神论、国家学、政治学、政党论、政治思想论、法学通论、宪法论、政治与国会论、行政法论、司法制度论、国民生计学原论（甲、总论；乙、生产论；丙、消费论交易论；丁、分配论；戊、生计史及生计学史）、货币论、生计政党概论、致富要术、财政学（甲、总论；乙、政费论；丙、岁入总论；丁、租税论；戊、公债论；己、财政机关论；庚、地方财政论；辛、财政史及财政学史）、社会教育学、国民道德论、人生职务论、论书法、修养法、立身要鉴、泰西格言衍义、新时代之新文学诸栏。较过去所设想的更加具体了。
由上可知，梁启超在旅台前后，对组建常识学会、筹集资金、拟订章程，煞费苦心。
四
国民常识学会筹组前后，梁启超亲赴台湾，返回日本后又将修改好的章程和发起人姓名寄交林献堂。这又是为了什么？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日本割据，梁启超和全国人民一样，极为愤慨，自称：“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乙未二三月间和议将定，时适会试之年，各省举人集于北京者以万数千计。康有为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乃日夜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政变发生，梁启超流亡日本，对台湾极为关注。当他主持《国风报》时，除研究世界各国政治、社会情况外，也时时关心日本统治下有关台湾的报道，并在《国风报》译载。如《国风报》第十九期刊载茶圃所译《日本势力之增进》，一开始就是“统治台湾之成绩”，说什么“财政充裕”，“交通进步”，以至贸易、产业“兴盛”等等。日本《中央通讯》还吹嘘“殖民政策之成绩”。这使梁启超产生极大怀疑，难道帝国主义侵占殖民地能有什么成绩吗？回想几年来他和林献堂两次在日本相晤，他以为林是“台湾遗民”，林的族侄林幼春写给梁启超的信，下署“割台后之第十三年六月十五日”黄得时：《梁启超游台考》，载《台湾文献》，第16卷第3期，1965年9月27日。不写“明治四十年”，而写“割台后之第十三年”，民族意识明显。信中一开始就说“幼春生年十六，罹沧桑之变，沦胥于此十有三年”，对割台之痛“握拳嚼齿，愤无可伸”。梁启超在一些诗文中描述台湾沦为殖民地后的“豹狼在邑人命微”，当亦从林氏处听到。
梁启超对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始终关注，对日本报刊所载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实况也始终怀疑。帝国主义压迫殖民地人民是常识，台湾人民在日本统治下“处境之惨状”也是常识，日本报刊无视常识，歪曲报道，应“毅然排万冗以行”，亲赴台湾“一睹其实”。他在赴台途中写给《国风报》编辑部的第一封信中说：“仆等以二月二十四日成行矣。兹游蓄志五年，今始克践。然几止者且屡，若再荏苒，则彼中更炎敲不可住，又当期诸一年以后，故毅然排万冗以行。首涂前盖数夜未交睫也。吾兹行之动机，实缘频年居此，读其新闻杂志，盛称其治台成绩，未尝不愀然有所动于中。谓同是日月，同是山川，而在人之所得乃如是也。而数年以来，又往往获交彼中一二遗老，则所闻又有以大异乎前，非亲见又乌乎辨之？以兹行所以益不容已也。”同行的有汤叡和长女令娴。
他们于1911年3月24日由日本乘笠户丸起程，3月27日在基隆登陆，经台北赴台中。4月11日，由台返日。赴台入境时，即遭日本警察盘问，他在《游台湾书牍》第二信中说：“舟入鸡笼（基隆）。警吏来盘诘，几为所窘。幸首涂前先至东京乞取介绍信，否则将临河而返矣。台湾乃禁止我国人上陆，其苛不让美、澳。吾居此十年而无所知，真梦梦也。”
他在台北，到“总督府”和各局所，调查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情况，在《游台湾书牍》第三信中说：“此间百无所有，惟有一总督府耳。总督，天帝也。立宪国之君主，视之蔑如矣。其官吏别有一种习气，居日本十年所不能睹也。吾至此，不得不以礼往谒，乃适如昔日所谓因鬼见帝者，殆可一笑。三谒不得要领，卒辞以疾。殖民地之官吏，如是其尊大也。”他看到来台的日本人，不是官吏，就是商人。官吏妄自尊大，仗势欺压百姓；商人巧取豪夺，推售日货。
梁启超在台北时，正值拆毁民宅，筑路改造，殖民统治者不顾居民痛苦，强制执行，很多居民无家可归，赋《拆屋行》：“市中华屋连如云，哀丝豪竹何纷纷。游人争说市政好，不见街头屋主人。”
旅台北五天，带着哀愤来到台中，住在林献堂寓所，再次商讨国民常识学会事宜，前面已经提到了。
4月9日，梁启超因康有为电促，离开莱园。4月11日乘轮返日。他在台南拜谒郑成功祠，赋诗：“台南南郭路，胜迹郑王祠。肃肃海天晚，沉沉故国悲。”他“此行乃得诗八十九首”，自注：“台湾先后为荷兰、西班牙、法兰西三国所陷，我族卒光复之。日本人足迹，前固未一履台土也。使郑氏能保其世，台湾或不至有今日乎。”他“满载悲愤”离台，对台湾“一切日用品，殆无不来自日本”，“而日本货之价，亦远贵于日本本境。以物价比例于劳庸，则台湾物价之昂，盖世界所罕见”。感慨系之。台湾、大陆同属中国，台湾人民渴望祖国统一，日本报刊却歪曲宣传，不顾常识，这些都促使梁启超组织常识学会，撰写简明的常识丛书，以“灌输知识，造成健全之舆论”。
从《缘起》中可以看到：一、国民常识学会是在清政府“国会开设之期，日近一日”的情况下筹组的。在上揭《国民常识学会章程》第一条说，“本会以增进国民常识为宗旨”，以“增进国民程度”。二、“立宪政治”是“民众政治”，国民“暗于常识”，怎能“运用宪政之主体”。世界各国都“汲汲于增进国民常识”，中国也应该注意及此。三、学校可以“增进国民常识”，但中国教育事业“日益衰落”，为“振衰救敝”，“以常识相灌注”，故“创为此会”。至于国民常识学会“所办事业”，则在《章程》第三条指出两点：一、编纂“浅近之小册之书”；二、“在各地开讲习会”。第七条指出，拟设编辑长、会计员、庶务员及书记若干。
梁启超正在冥思苦索筹组国民常识学会、拟订常识丛书章程，国内革命形势却迅猛发展，没有几个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光复，国民常识学会和《丛书》也随着清政府的覆亡而烟消云散。
五
梁启超宣传“常识”，筹组国民常识学会，和推动立宪也有关联。
1905年，清政府在革命运动掀起的影响下，派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接着，宣布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各省设谘议员。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是年至1910年为预备立宪时期。1910年，在立宪派的请愿活动下，宣布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梁启超知道立宪政治以政党为基础，早在1907年就在东京组织政闻社，办《政论》杂志，支持立宪派的国会请愿活动。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两个多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溥仪继位，以载沣为摄政王。1909年，清政府罢斥破坏变法的袁世凯。梁启超接连发出《上摄政王书》、《上涛贝勒书》，推动立宪政治，认为“今日中国之病，不在宪政之未颁，不在国会之未开，而在人才之委靡，人心之败坏”。为了“厉人才”、“养人才”，设想进行“常识”教育，组织国民常识学会，在他重拟的《国民常识学会缘起》一开始就说：“国会开设之期，日近一日，两年以后，吾侪将为完全之立宪国民矣……政府程度不足，实由国民程度不足有以致之。然则欲使将来立宪政体克济其美，必当以增进国民程度为第一义。”“夫国民程度，贵于日进，终无可以自满之时，欲悬格以为程，吁！亦难矣……举国所共患苦之事，而莫能察其受病之所自来或漠视为等闲或补苴而滋甚，则常识缺乏之为之也。”最后说：“夫立宪政治者，民众政治也。国民大多数而暗于常识，则安所得运用宪政之主体。施宪政而无运用之主体，则其愈于专制者几何……苟乏全世界之常识，未有不燋瘵以就毙者耶……今世界各国，其汲汲于增进国民常识，莫肯或息，而所以增进之之道，每非一途，若学校其最著也。我国教育事业日益衰落，殊不足以立常识之基础，姑忽具论，而现在为社会中坚之人，大率年已长大，势不能就传伏案，而今后十余年中，振衰救敝之大业，全恃斯辈。然则在今日而胥谋共结一团体，以常识相灌注、相淬厉，其安可以已。同人不揣固漏，创为此会。”
说是“国会开设之期，日近一日”，而“国民大多数而暗于常识，则安所得运用宪政之主体”。如今“我国教育事业日益衰落，殊不足以立常识之基础”，应“共结一团体，以常识相灌注”。所以，“创为此会”，“以增进国民之常识”。在增订的《国民常识讲义》目录中，也专门列有“各国宪政成立史”、“宪政精神论”、“宪政论”等专题，说明和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有关。那么，对筹组在辛亥革命前夕的国民常识学会应该如何评价？或者说“它是为清政府预备立宪摇旗呐喊”的，与当时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是不相符的，应该全面否定？对此，似应考虑几点：
第一，中国是长期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社会性质变了，但封建皇帝依然存在，帝国主义又步步紧逼，怎样启发民智，振兴中华，自为当时有识之士所关注。梁启超为了开民智、兴民权，介绍西方立宪知识给国人，使之增进“常识”，似亦无可厚非。尽管他和当时的反清革命形势不相符，但毕竟想使一些人增进“常识”。从这点来说，在评论他与革命对立的同时，也得多少考虑他对当时知识界的影响。
第二，或者以为梁启超认为“资政院开设以来，政界渐见活气，此实中国前途一线光明也”，忧国忧民，还是无时或忘。写了《说常识》，专程访台，设想建立常识学会，揭露日本报刊歪曲事实，以正视听。那么，在“批判”他“常识”不足的同时，也应稍示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