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新闻界从来没有对我友好过，有时候他们还公开表示对我的敌意。可是，有些最为重要的、影响到新闻自由的法庭案件——我就是这些诉案的当事人——却只被当成了普通的新闻消息。新闻界对我的滑稽表演更感兴趣，而不是我所坚持的原则。可是，正是这些原则给了我力量，而这些原则最终却保护了他们的自由。然而，主流新闻界的冷漠，却不是学者们所抱的态度。不管喜不喜欢我这个人，我的确是引起了一个变化。有越来越多的文献是在谈论《风尘女郎》和我本人，这些作者是女权运动者、评论和社会史学家。其中一位——罗娜·基普尼斯——写道：“弗林特像一团火一样滚过美国民法和刑法系统，而他的事情在本质上是具有很大的公众利益的，他独自一人为第一修正案而斗争，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弗林特本人在国家权力的实力政策上产生过决定性的、政治上的影响。最后，是色情大王拉里·弗林特——而不是左派，也不是前卫派——决定性地扩大了言论自由的周界。”主流新闻界在声援表达自由的斗争时，为什么会显出勉为其难的样子呢？这是每一位记者和新闻工作者都需要问的一个问题——而且要自己回答出来。
我在最高法院的基顿听诉会上因为蔑视法庭罪而被逮捕的那个月，即1983年11月，也就是我因与曼纽尔对骂而被关进联邦监狱的同一个月，《风尘女郎》在封面内页上刊登了一份滑稽广告，抨击了我认为是美国最大的伪善家之一的一个人：就是所谓的“道德多数”的首领杰里·法尔威尔。当时我还不知道，可法尔威尔滑稽广告却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在各个法庭绕来绕去，共打了5年多。最后，这场官司在美国最高法院建立了一个里程碑，它将成为我出版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场诉斗。
这一切都是由意大利一家酒类公司——康巴里公司的一则广告引起的。这家公司从1981年到1983年在主流杂志上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活动，包括《大都会》、《时尚》和《纽约客》。为了吸引消费者尝试康巴里酒，麦迪逊大街的一家广告公司设计了一系列的高等级杂志版面设计样式，一些名人在广告里大谈他们“第一次”品尝该酒，里面带有明显的性“双关”。该广告版面设计精良、内容阔绰、图片设计精心、文字优美，有一种微妙诱人的暗示，即是说康巴里跟性一样，经过“第一次”以后会越来越舒服。可是，在《风尘女郎》里的这一版却含义简单。背景是一只康巴里酒瓶，一杯康巴里酒放在岩石上，然后是一张法尔威尔的照片，再有一排字：“杰里·法尔威尔谈他的第一次。”后面是对法尔威尔的“采访”：
法尔威尔：我的第一次是在弗吉尼亚林奇伯格郊外的一个偏房里。
采访者：是不是有些痉挛？
法尔威尔：我把山羊一脚踢走后就没有了。
采访者：我明白了。你得把一切都告诉我。
法尔威尔：起先我倒真没有想到跟妈干那事的，可是，她在城里跟那么多人干得那么舒服，我就想着：“管他妈的！”
采访者：可是，跟你妈？这不是太怪了吗？
法尔威尔：我不这么想。在我看来，对女人也就是这么回事。
采访者：接着说吧。
法尔威尔：呃，我们喝他妈的康巴里酒、麦芽啤酒和苏打水，醉了——那情形便像火遇硫磺——正是时候。她比100美元捐款的浸信会妓女看上去强一些。
采访者：妈跟捡粪的人喝康巴里酒……多么有趣。呃，感觉怎么样？
法尔威尔：康巴里不错，可是，我还没来妈就昏过去了。
采访者：你后来又试过没有？
法尔威尔：那是当然……好多次。可不是在偏房里。妈和屎之间，苍蝇太多了，难以忍受。
采访者：我们是指康巴里。
法尔威尔：呵，是啊。上讲坛前我总是弄得一身泥泞。你认为我是不会放弃这些废话的，不是吗？
在广告的末尾，用一排小字写着：“滑稽广告——不得当真。”
这期发行后不几天，法尔威尔正要离开在华盛顿进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突然，一位记者手拿11月份的《风尘女朗》并对他喊道：“法尔威尔牧师，您读了这个吗？”他没有看过，可等他回到弗吉尼亚的林奇伯格他的总部时，他让人去当地杂志摊上买了一份。他后来常常说，看到自己的形象出现在某种像是名人赞酒的广告中时，他“惊呆了”。可是，当他看到随行的文字时，他的惊讶可谓是无与比拟的了。尽管有一排逃脱责任的文字说“不可当真”，可法尔威尔的确是非常当真的。“那一刻，我平生第一次气成那样。”他说。这位布道者还说，他“感觉着要哭出来。”可是，他没有哭，而是向我和《风尘女郎》提起4500美元的诉讼。他还通过一场大型的募捐活动来安慰他那颗受伤的心，据说是帮助他支付诉讼费用，重印康巴里广告，并向百万“祈祷之友”寄送材料。他的祈祷之友回过头来向他寄送了70万美元——相当大的一笔战争基金。
法尔威尔的诉讼包括了相当多的可笑之处，这其中没有哪一件是他的顾问团提出的。他从纽约格拉特曼、米勒、格林斯布恩、亨得勒和列文律师行选择了美国最富色彩的律师诺曼·罗依·格拉特曼作为他的律师。格拉特曼是包勃·加西昂和《藏春阁》的长期律师——法尔威尔是很明白这一事实的。法尔威尔的收入——主要来自老太太和《圣经》圈内的大捐赠者——就要付给一位靠为制作色情材料的人辩护而发了大财的律师了。法尔威尔的捐赠者中，如果有人知道，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们拼血汗挣来的钱最终的目的地是诺曼·罗依·格拉特曼的银行存款。
格拉特曼是纽约上层社会的著名讼棍。他曾读过贵族学校，在耶鲁上过大学，在哥伦比亚拿到法律学位。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了，可他在其他律师中的名声臭不可闻。他因为残酷无情而闻名，为了打赢官司，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对任何人都没有同情心，在很多人眼里看来，他对自己的行为也没有道德上的顾忌。敌对的律师们认为他很粗鲁，每次相遇他都极其令人厌恶。我的律师接到全国各地律师的电话，他们都与他对过阵，但都认为他是个低等动物，婊子养的坏种，甚至还有一个不正式的律师团体，称自己为“反格拉特曼俱乐部”。
可是，格拉特曼的名声，以及他与《藏春阁》的联系，丝毫也没有影响法尔威尔。很明显，聘请这样一个没有品味的律师在他看来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除了为《藏春阁》这家曾使他臭名昭著的杂志充当辩护人以外，格拉特曼还因为缺乏个人和职业的诚实而在法庭受到数度的训斥。而现在，他要为一个其名字本身就暗示着一种道德崇高的组织辩护。在以前的一些案子中，格拉特曼还被一些法官引为例子，说他除了其他事情外，“恬不知耻地，故意地表现出值得谴责的错误行为，这些都是用来不诚实地伤害原告，并以不诚实的方式影响法官对原告的看法”。在另一次审理中，一位法官曾谈到过格拉特曼，说“（他的）挑衅卑鄙地集中了一种对合理发现的长期和无根无据的抵毁。（这种卑鄙）包括假证词（和）商议执行的实质上的虚伪陈述”。尽管有这么多深刻的嘲讽，法尔威尔对格拉特曼的选择却没有在主流新闻体中引起波澜，哪怕事实上，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道德与他在讲坛上宣讲的一切形成完全的矛盾。
还有一件好笑的事：杰里·法尔威尔曾为出现在《花花公子》中的一篇采访而严厉地批评过吉米·卡特总统。几个月以后，一位自由撰稿人记者“详尽”采访了法尔威尔。这次采访卖到了出价最高的人，并发表在《藏春阁》上。法尔威尔向《藏春阁》提起诉讼。经预审后，该案被法院退回。法官说，法尔威尔和其他一些“通过自己有意的行为而招至别人的注意并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人，不能够因为他们不喜欢某种出版物就可以限制第一修正案所赋予人们的自由。在一次全国电视记者招待会上，讽刺挖苦《藏春阁》的律师有意把法尔威尔的名字念错，称他叫“粪尔威尔”。这位律师就是诺尔曼·罗衣·格拉特曼。对法尔威尔来说，道德是个极灵活的概念，宽恕也是一样的。他并没有准备好原谅我的滑稽广告，但对格拉特曼在全国电视上有意挖苦他却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理会他疯狂打压他对《藏春阁》的起诉。当他想赢得一场极艰难的法庭诉讼时，他要找的就是一条鲨鱼，到洛杉矶以后，我开始与当地一家律师行及其高级伙伴阿兰·伊萨克曼发生业务往来。我选了阿兰做我在法尔威尔诉讼案辩护小组的负责人。阿兰的资格与格莱特曼差不多，但有完全不同的风格和性格。他跟格莱特曼一样接受过高等院校的教育，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和哈佛法律学院学习过。阿兰后来还当过联邦公共律师，在贝佛利山开办自己的法律事务所之前，还在西海岸的一系列私立法律事务所工作过。他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都有很高的声威，是一位优秀的庭审律师。可是，阿兰洒脱一些，不那么死板，而且谦逊有礼。他那孩子式的长相和叫人放下戒心的坦诚让人喜欢他，也让人感觉愉快。他对我极为合适，因为他不符合任何人所说的那种色情杂志辩护人类型。在他，没有纠缠不清的东西。阿兰甚至没有订过《风尘女郎》。
法尔威尔让格兰特曼在他的本土，即美国地区法院西弗吉尼亚区法院起诉。这个案件交给容恩诺克的詹姆斯·特克大法官处理，这正好就是否决了法尔威尔诉《藏春阁》官司的那一位法官，当时格兰特曼是替加西昂辩护。法尔威尔的诉讼以3种理由提出索赔。第一个是说，《风尘女郎》和我在未经其准许的情况下滥用法尔威尔的名字及肖像，以到达“广告或者商业”目的。第二个索赔理由是诽谤。法尔威尔宣称，我有虚假和损坏名誉的言论；即是说，我的罪状是从事了“非法的、不道德的和应受谴责的行为，还（暗示）说，（法尔威尔）是个嗜酒者，说他作为一名信奉正统基督教的牧师是不可靠和虚伪的。”第三条理由是，我有意对他造成精神伤害。第三条诉讼理由说，在发表康巴里广告时，《风尘女郎》和我“有随意、有意、不顾后果和恶意的行为，行为极其无礼，极端蛮横和不可容忍，因为它侵害了普遍接受的风化和道德标准”。是格兰特曼起草诉状的，他在为加西昂工作的过程中应该知道什么是风化和道德。
递交了法尔威尔的诉状后，格兰特曼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安排被告宣誓作证，这样他就可以就我出版滑稽广告的动机进行详细质问。作证期间，我仍然身在北卡罗莱纳的巴特纳的联邦羁押所。可是，格兰特曼安排好了作证的事，并紧追不放，尽管他明知我无法出庭宣誓作证。在我身体不舒服，吃了很多药，很气愤而且疼得很厉害的时候他来了。可想而知，我的情绪不可能与任何人合作——尤其不可能与像格兰特曼这样一种可憎和专横的人合作。我在悲伤中感觉到，除了阿尔西娅以外，人人都背叛了我，我甚至不能相信自己请来的律师了。
到作证这天，我被人用轮椅推到一间会议室，手上还戴着手铐。我浑身很脏，胡须留得老长，身上还生了褥疮。当然，我的腿不能动，一天24小时都觉得像火烤着一样。我感觉就像一只受伤的野兽，只知道害怕和怀疑这些最为本能的冲动。当我被执法人员推着通过房门进来的时候，我看到阿兰·伊萨克曼和戴维·卡恩，他们是我自己的律师，还有格兰特曼、几位监狱官员、一位法庭记者和一位电视摄像人员。我知道，我进到这里来就不会好受。
格兰特曼跳过了一些细节，没有跟我打招呼，转向摄像人员说：“请打开录像机。声音行不行？”然后，他转向法庭记者说：“请为弗林特先生举行宣誓仪式。”
记者看着我戴着手铐的双手说：“请举起右手。”
“不，我手上戴着手铐。”我说，这是明摆着的事。
记者没有理会这句话，继续说：“请庄严宣誓，你所作的证辞都是真话，完全的真话，只有真话，对着上帝宣誓。”
“不，除非打开手铐。”我回答说。他们以为我会怎样？会从轮椅上跳起来掐死格兰特曼？这个想法不错，可惜没有机会。
然后，伊萨克曼和格兰特曼就我的手铐发生了争议。阿兰请求打开手铐，这样的话，录像证词——因为按理会给陪审团看的——看上去就会正常一些，也不可能出现偏见。格兰特曼说可以只拍肩膀以上部分，阿兰也就同意了这个折衷办法。我打断了他们的活，说我每隔20分钟就要进行一次锻炼，叫做“舒经活络”，以期保持腿部血液畅通。格兰特曼同意了。可是，我仍然不高兴。我的背上有很严重的褥疮，希望在我开始前对它加以处理。只要我还铐在轮椅里，我就不太愿意进行下去。格兰特曼不管我的事情，他继续进行下去，就好像我什么也没有说。
“弗林特先生，你的宣誓仪式已经进行完毕了。你也听到了誓词。你可以发誓只说真话，全部真话，对着上帝宣誓吗？”
“不。”我态度坚决地说。
格兰特曼对我说的话稍加思考，对摄影机看了一下。接着说：“先生，请告诉我，你可以肯定说真话，全部真话，只说真话吗？”“不，”我说，声音大了些，“格兰特先生，这把手铐不打开，我就不会肯定会说真话。”
“我猜想，你对宣誓有一种宗教上的反感，是这样的吗？”格兰特曼说，他很小心地强调了宗教这个词。
“我可以发任何誓，格兰特曼先生，只要打开这个手铐。我会向上帝发誓，可是，如果手铐在我手腕上，我就不会跟你说话。”我说。
格兰特曼显然很气愤，并试图对我讲，我有责任按照法庭指定的宣誓作证程序进行合作。他一动不动地说完了他的教训，然后开始提问。“弗林特先生，你的全名是什么？”他问。
我还带着手铐，因此绝对不会以任何形式合作。“去你的。”我对自己说。我给了他一个晕头转向的答复：“克里斯托福·康华利斯·I·P·Q·哈维·H·佩吉·普格。大伙都管我叫拉里·弗林特……”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宣誓作证变成了一场马戏。我越来越生气，与此同时，疼痛又开始遍及全身。我的腿像烧灼一般疼痛，头都抖动起来，心情也越来越烦乱，过不久我就失去控制了。我想解聘我的律师，我要求治疗，我对格兰特曼大声谩骂。阿兰以为我已经太过火了，因此极想立即停止作证仪式。
格兰特曼一边努力控制局势，一边喊叫起来：“听着，弗林特先生……”
我也吼了起来：“不，你听着，你这王八蛋……你给我闭嘴！”医疗人员进来了。我转身对他说：“请给我把褥疮弄好。”
格兰特曼停止了问询，要求休会。我暂时赢得了胜利。
休会期间，我的医疗需要得到了满足，半个小时后，我又被推回了会议室。格兰特曼最终只好准备为我打开手铐，作为继续求证活动的前提。医护人员将轮椅推到法庭记者和摄影机前面，格兰特曼说：“如果我请执行官员打开手铐，你会给我作真正的誓词吗？”“可以。”我回答说。
格兰特曼看着西尔维上尉，他站在会议室的后面，然后说：“上尉，请打开他的手铐好吗？”
西尔维点了点头，走过来，打开了手铐。我现在愿意说话了，可我感觉很奇怪，失去了方向，只有愤怒还很清楚，一点也没有变。格兰特曼问的每一个问题都惹我生气，每说一句我都快要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