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谋是工具，与恶善无关，但却与用谋者的立场、目的有关，它更注重客观效果。怎么评价智谋，历来褒贬参半。赞美者有之：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智谋的创造史和实践史，无时无处不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文韬武略，智谋兴邦；智谋是伟大祖国的遗产，人类智谋之花。对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历来主张发扬光大。强国富民，智谋为先；讲究智谋，启迪智慧，则是强调要继承祖国文韬武略这方面的优秀遗产。然而，也有人将智谋视为“歪点子”，将计谋视为狡诈之举。其实，智谋术本身与善恶的界限无关。它只是一种纯粹的技术，依据施谋者的立场和目的，或益或害，或光明或阴暗。日本智谋家对智谋也有同样的评价。他们认为，菜刀可以用来做炊具，也可以用来杀人，但没有必要因为菜刀偶然用来杀人而否定菜刀做炊具的必要。“与其有‘人皆不可信’等等的抱怨，沉迷在深切的苦闷中，倒不如掌握这一技法，从容地越过充满虚伪与诡诈的险境。”的确，同一智谋被正直的人所应用，就能为民为国造福，为敌人所用，就会给人民和国家带来危害。英国著名神经生理学家谢灵顿早年是一个浪荡子，无恶不作，横行乡里。但有一件事使他有了巨大的变化。他向一个女工求婚，不料这个女工不但不允，反而大骂：“我宁愿跳进泰晤士河里，也不嫁给你。”这无意的一激，使谢灵顿羞得无地自容。从此他浪子回头，发愤攻读，改恶从善，终于成为近代神经生理学家，还获得1932年的诺贝尔奖。对谢灵顿来说，女工的话实际上起到了激将的作用，这句话居然成就了一个科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德国俘虏了美国陆军反间谍队的高级教官伯尼·费德曼少校，为了获取他的最有研究的“无线电情报网的管理问题”的情报，德国审讯者采用了一切手段：严刑拷打、心理压力、美女诱惑、优厚待遇……而费德曼坚强不屈，不为金钱美女所动，不为酷刑所屈，德国人实在无可奈何。但是德国人施展计谋，将费德曼上校送到一所培养间谍干部的学校中去，并给他配了一名不学无术而夸夸其谈的德国教官，他讲课错误百出却自以为是。费德曼就这样坐着听课。有一天费德曼终于忍无可忍，不由自主地与教官争辩起来，在激动之余，无意中泄露了英美情报机关通讯网的情况。德国人用这一计谋获取了重要情况。事实上，许多智谋无好坏之分，没有阶级性，但是智谋的运用和结果，施谋者的立场和目的，都带上了阶级特色：为国为民为进步事业的，为“阳谋”，为私欲为邪恶势力的，为阴谋。以中伤为例。中伤术乃以假话谣言来达到伤人的目的，被人称为“邪术”。然而借此术分化敌人，在历史上也不少见，严世藩是明朝的大奸臣。为了为民除害，明朝宰相徐阶用中伤术借皇帝之手杀了他。当时倭寇入侵中原，为明王朝之大患。徐阶向皇上呈递了关于严世藩通倭寇的奏折，皇上果然将其杀了。严世藩没有暗通倭寇，但徐阶用中伤术，为国除了一害，虽然不择手段，但于国计民生，却是有益的。所以智谋家认为，智谋的评估要强调动机和效果的统一、革命性和功利性的统一。以此而论，徐阶中伤严世藩，就能得到完满而正义的结论。1917年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成立“非常国会”后，成立了军政府出兵北伐。当时广东省长朱庆澜是段祺瑞的间谍，孙中山想免掉他，但没有理由。朱庆澜好色，于是孙中山密令妓女小金铃接近朱，小金铃受命，朱果然中计，最后被新闻记者截获、朱庆澜名誉扫地，向孙中山提交了辞呈，孙中山用“美人计”除掉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害。以上两例说明：智谋是一种工具，其好坏，主要以其社会效应来判断。徐阶以严世藩通倭寇为借口除奸，孙中山为除害巧使“美人计”，都对社会有利，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正确用谋有哪些标准呢？首先是政策标准，也就是施计用谋要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符合社会主义的社会规范、道德水准、政策法令。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美人计”、中伤之类的智谋，不适用于人民内部。经济谈判，则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违反国家经济法律和政策，即使取得再大的经济效益，也应以触犯法律论处。其次是有利标准，也就是在政策、法令允许的范围之内，以最小的代价，花最少的精力，冒最小的风险，取得最佳的效益。为国为民，无利不谋，为人民谋利，为党和国家谋利，为四化事业施计用谋，这是正确用谋的出发点和原动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战争具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之分，军事智谋亦有“阴谋”和“阳谋”之分。军事指挥员因为自身的品德缺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进而炮制一些“阴谋诡计”，导致“阴沟里翻船”乃至误军误国的事例，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因此，“尊阳鄙阴”，是第六条原则。
顺时应势
从前有一个寓言，说的是一个年轻人跑到深山老林中学本事，最后学成了“屠龙术”。然而，当他回到现实世界时，却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他的“屠龙术”，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龙。智谋作为一种思维，如果不能适应现实的发展，也会像“屠龙术”一样最终没有任何意义。依据客观实际的发展，顺乎客观规律而谋，主要表现为顺应时势。时势，即时代的发展趋势。《战国策·齐策五》中说：“夫权籍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籍，背时势，而能成事者，寡矣。”又说：“君非徒不达于兵也，又不明其时势。”可见认清时势对于智谋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哲学的层面上讲，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人，无论是普通人物还是伟大人物，不管他们怎样活动，都受“时代精神”的支配，都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是愚蠢的。”纵观历史上有名的智谋之士以及令人叫绝的智谋，大多生长或发生在社会动荡不安、天下纷争、由治入乱或由乱入治的历史大转折时期。姜太公划策于周灭商之时，诸葛亮设计于“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三国时期，王猛献谋于南北分裂对立的东晋年代，刘伯温运筹于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洪流之中……不仅历史、时势为智谋之士提供了活动舞台，造就了他们聪明才智，也造就了他们的高明智谋。他们令人叫绝的智谋是时势的产物，是顺时势而谋出的硕果。
诸葛亮在隆中提出了顺乎时势的“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智谋，刘备以此进四川，立蜀国。可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孔明及其继任者姜维想以区区的蜀国为基地，进伐中原，统一中国，则不具备客观条件，不顺时势耳！征西大将军张翼曰：“蜀地浅狭，钱粮鲜薄，不宜远征；不如据险守分，恤军爱民，此乃保国之计也。”维曰：“不然。昔丞相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然且六出祁山以图中原，不幸半途而丧，以致功业未成。”中散大夫谯周听之，叹曰：“近来朝廷溺于酒色，信任中贵黄皓，不理国事，只图欢乐；伯约累欲征伐，不恤军士，国将危矣！”乃作仇国论一篇，寄与姜维，曰：“……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不幸遇难，虽有智者，不能谋之矣。”正如当初孔明出山时，水镜先生叹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崔州平也对刘备说：“公以定乱为主，虽是仁心，但自古以来，治乱无常……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木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三分天下”是历史造成的由大乱到大治，由“分久”到“必合”的一个既定的过渡阶段，诸葛亮即使有再高明的智谋，也不能超越时代。诸葛亮并非不知道这种历史大势，他只是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后又受其托孤之重，竭力尽心，姑尽人事而已。毛宗岗在评述孔明《隆中对》时说：“既日成鼎足，又日图中原，画成鼎足是顺天时，图中原是尽人事。孔明画策已尽于此。”孔明“三分天下”是顺时势而谋，而夺取中原、统一中国则时不顺、力不支。不惟孔明遭此不幸，早在春秋时代的孟轲也大有“生不逢时”之感。孟轲的思想主张不适应于当时的时势。据《史记》记载：孟轲主张“王道”政治论，为谋求于政，曾带领数百名随从游说诸侯。但当时的时势是“以功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违背了历史潮流，因而“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到处碰壁，最后不得不“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时势不利，虽孟圣人也不能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