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翻译佛经的组织工作也较前代严密。夏竦《传法院碑铭》（卷二六）云：“（太宗）遣内侍郑守约肇营兹馆（指传法院），赐息斋、法天等宣译，命光禄卿汤悦等润文，法进等笔授、缀文，义学僧刍慧达等证义，高品王文寿等监译。由是究前轨，稽秘藏，依金刚界，挖种子坛，书字源，布圣位，三成藻饰，四事庄严。三藏主译于坛北，梵僧证梵义，证梵文；义学僧证义，刊定华字于左右；润文东南，以资笔削；监译西南，以肃仪律。新经既成，制跸临幸，赉物有品，诏赐金额。岁给餮钱一亿六十万，度僧十有一人。翻译之制，大备于兹。”宋代的很多大臣、词臣都参加过这一工作，宰相吕夷简奉制兼使，参知政事宋绶被诏润文，枢密使王曙、参知政事张洎、赵安仁、枢密副使杨砺、翰林学士晁迥、李维、朱昂、梁周翰、杨亿以及夏辣本人皆以学通儒、释，继司译润。
中日文化交流，宋代远逊于唐。在唐代，日本常派遣唐使来华，其成员有不少为世俗、僧侣学者。中国的着名文人如王维、储光羲、李白、刘禹锡等，都曾与日人唱和，留下了不少佳话。但从唐末五代起，直至整个宋代，日本政府停止了向中国派遣使节、留学生和学问僧，唐代中日文人相互唱酬的盛况，在宋代很少见到了。这与唐代以后中国国势渐衰是分不开的。中国人崇尚抑强扶弱，日本人是崇强蔑弱。现在大家都在讲改善中日关系，改善中日关系的根本出路是中国的自强不息。当中国强大到像现在美国的水平，中日关系自然就改善了。但宋代中日民间的文化交流仍在继续。太平兴国八年（９８３）日僧奝然与其徒五人，乘中国商人陈仁爽的商船至台州，次年即雍熙元年（９８４）到京城开封，献日本国的《职员令》、《王年代纪》；又携来《孝经》一卷、唐太宗子越王李贞《孝经新义》十五卷，皆金镂红罗标，水晶为轴。《王年代纪》是日本史书，有助于中国了解日本天皇的承传。太宗召见奝然，存抚甚厚，闻其国王一姓承传，臣下亦世袭，感慨道：“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中国自唐季之乱，宇县分裂，梁、周五代享历尤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不敢暇逸。建无穷之业，垂可久之范，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奝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语，问其风土，但以书对云：“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奝然求往五台山、洛阳龙门访胜，许之，诏所过之地皆供食宿。又求印本《大藏经》，诏给之。雍熙二年（９８５），随台州宁海县商人郑仁德船归国，并撰成《入宋日记》四卷。端拱元年（９８８），郑仁德自日本还，奝然又遣弟子嘉因等来宋，进表称谢。
表文极富文采，足以体现中日两国的情谊，而日僧的中文水平几乎可与中国士人媲美。
咸平六年（１００３），又有日僧寂照奉师源信之命，渡海来华向四明名僧知礼问天台教义，知礼《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四收有源信来函及知礼《答日本国师二十七问》。寂照继又入京，进金字《法华经》。王钦臣云：“祥符中，日本僧寂照来朝，后求礼天台山。先中令守会稽，寂照经由来谒。寂照善书迹，习二王，而不习华言，但以笔札通意。时长兄为天台宰，中令以书导之，兼赠诗云：“沧波泛瓶锡，几日到天朝？乡信日边断，归程海面遥。秋泉吟里落，霜叶定中飘。为爱华风住，扶桑梦自消。”既至天台，致书来谢，累幅勤至，其字体婉美可爱。”
除日僧来华外，也有一些中国僧人去日本传法。淳佑六年（９９５），宋僧道隆应日僧的邀请，率弟子数人东渡日本，创建长寺，宣扬禅风，颇受日本幕府及僧众的欢迎。景定元年（１２６０），道隆又写信回国，邀请普宁赴日，继道隆住建长寺，留日五年返宋。祥兴元年（１２７８），道隆卒于日本，日本幕府派神僧德隆、宗英入宋，迎请宋僧祖元赴日，主持建长寺，也受到日本僧俗的一致欢迎，成为日本圆觉寺的开山祖师。此外，赴日宋僧还有正念、士昙等人，他们对在日本传播佛教文化、促进中日文化交流都有贡献。
宋代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虽然把宋王朝同高丽隔离开了，但双方的使节、学子、僧侣、商人的往来远比中日为多。不仅中国文化向高丽传播，而且高丽文化也向中国传播，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从宋王朝建立到天圣末，高丽几乎每年都有使节入宋，宋王朝亦时有使节往高丽。自天圣九年至熙宁初，其间四十余年，由于契丹的阻隔，高丽未再向宋派遣使节。澶渊之盟后，宋王朝同契丹关系渐趋缓和，到了熙宁初年，高丽国君主王徽又特别向往中国，于是恢复了使节往来。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二云：
“王徽立，尝诵《华严经》，愿生中国。旧俗，以二月望张灯祀天神，如中国上元。徽一夕梦至京师观灯，若宣召然。遍呼国中尝至京师者问之，略皆梦中所见，乃自为诗识之曰：“宿业因缘近契丹，一年朝贡几多般。忽蒙舜日龙轮召，便侍尧天佛会观。灯焰似莲丹阙迥，月华如水碧云寒。移身幸入华胥境，可惜终宵漏滴残。”会神宗遣海商喻旨使来朝，遂复请修故事。”从此两国间使节往来又很频繁。因为高丽人好文，故宋王朝派人出使高丽，或派人馆伴高丽使节，都颇重其选，能入此选者也以为美差。元丰六年（１０８３）十二月，祭奠高丽国王使杨景略等奏辟李之仪为书状官。李之仪是诗、词、文皆佳的苏轼门人之一，其词清婉峭丽，不减秦观。这样一位人物伴使高丽，朝廷还要考试，下诏说：“缘高丽俗喜文，中夏词格，乃彼所视效，宜得问学博洽、用字整秀者，乃称兹选。”苏轼也曾被命出使高丽，后因大臣“惜其去”，未能成行，秦观《客有传朝议欲以子瞻使高丽，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罢之，作诗以纪其事》云：“文章异域有知音，鸭绿差池一醉吟。
颖士声名动倭国，乐天辞笔过鸡林。节旄零落毡吞雪，辩舌纵横印佩金。奉使风流家世事，几随浪泊海东岑。”前四句热情歌颂了苏轼对日（倭国）、韩（鸡林）的巨大影响。颖士指唐代萧颖士，日本遣使入唐，自陈国人愿以萧夫子为师。乐天指白居易，古朝鲜商人谓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白诗一篇。后四句写苏家自古有出使传统（“奉使风流家世事”），“节旄零落”指汉代苏武出使匈奴。“辩舌纵横”指苏秦佩六国相印。秦观此诗作于元佑年间，其实早在元丰年间苏轼已经“辞笔过鸡林”了。出身高丽名门望族的金觐，曾以苏轼兄弟之名为其儿子取名为金富轼、金富辙。徐兢云：“金氏世为高丽大族，自前史已载。其与朴氏族望相垺，故其子孙多以文学进。富轼体貌丰硕，面黑目露，然博学强识，善属文，知古今，其为学士所信服，无能出其右者。其弟富辙亦有时誉。尝密访其兄弟命名之意，盖有所慕云。”
高丽遣使入宋或派人馆伴宋使，也颇重其选，徐兢云（同上卷九）：“高丽每中朝人使至，必遴择人才，或经朝贡者，以为馆伴。（李）之美即资谦（高丽相国）之子，风貌美秀，往尝入觐天阙，住馆累月，国事无巨细悉禀之。之美处决，莫不中礼，进趋详雅，绰有华风。每言及朝廷，有眷眷倾葵之意，其忠诚亦可嘉尚云。”
在宋代，中国与印、日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国同高丽的文化交流则不限于此。高丽常派留学生来中国求学、应举，学成后有的归国，有的就留在中国做官。淳化三年（９９２），太宗亲试诸道贡举人，赐高丽宾贡进士崔罕、王郴及第，授将仕郎、秘书郎，遣还本国。四年（９９３），高丽上谢表云：“丰其馆谷之资，勖以艺文之业。去岁高悬轩鉴，大造鲁儒。郴、罕接武泽宫，敢萌心于中鹄；滥巾英域，空有志于羡鱼。陛下以其万里辞家，十年观国，俾登名于桂籍，仍命秩于芸台。悯其怀土之心，慰以倚门之望，别垂宸旨，令归故乡。玄造曲成，鸿恩莫报。”表文充满了对宋王朝的感谢之情，仅从文学角度看，也是一篇富有文采的四六文。金行成在中国进及士第后，就在中国做官，累官至殿中丞，通判安州。
高丽除派遣留学生来中国求学外，还有不少僧侣来中国学佛。最有名的是元丰末和元佑初的高丽僧统义天。他原为高丽文宗第四子，出家乞遍游丛林，问法学道。僧统在华期间，中国给予他很高的礼遇，元丰七年二月神宗曾下诏说：“高丽王子僧统从其徒三十人来游学，非入贡也，其令礼部别定傧劳之仪。”所定“傧劳之仪”规格颇高，这完全是破格接待。
宋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汉籍的大量外传。宋以前，中国典籍基本上靠手抄，连中国人自己要得到一部书都很困难，对外传播更微乎其微。宋代刻书业很发达，官府如中央各殿、院、监、司，地方各路茶盐司、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府学、州学、县学，皆用公帑大量刻书；寺院、道观、祠堂亦集资刻书；私人如家垫、书坊也用个人资金刻书。由于刻书很多，因此，大量图书通过公私渠道流传到国外和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政权所统辖的地域。宋王朝对此虽有一些限制，但限制未必生效，主要是限制涉及国家机密的诏令、奏议、策论等的外传，对各国索取其他图书，宋王朝基本上是有求必应的。流传到高丽的宋代典籍，包括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有《周易》、《尚书》、《诗经》、《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等九经；史部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北史》以及历日、地理书；子部有诸子、阴阳书、大型类书《册府元龟》、医书《圣惠方》；集部有大型总集《文苑英华》等。可以说，宋以前的中国主要典籍及宋代编印的大型图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蜀版《大藏经》等都已流传到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