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１７０）恩格斯的这个国家定义有浓重的功能主义色彩。国家之所以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组织，不是因为国家扮演了“虚幻的共同体”，而在于社会秩序的维持需要国家权力的调节功能。换言之，国家就是为了调节社会中的阶级矛盾而存在的，目的在于“将阶级冲突控制在合法的范围内”，避免让劳资之间的冲突激化为政治危机。为了绥靖，国家也许会强迫社会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作出一定的让步，这样国家就仿佛处于一个“第三方”地位，而非原来所认为的最保守、最反动的力量。基于对国家角色的重新理解，这也隐含了恩格斯对工人可能被“收买”、工人政治走向绥靖的担忧。这也就不难理解恩格斯何故在该文中大谈妇女革命之重要性。
基于恩格斯“调节性国家”的定义，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本来应该充当社会中间角色；一旦资产阶级直接掌握政治权力，经济矛盾就会直接转化为对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挑战。当资产阶级不直接统治，而让国家政权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相对自主性，就会形成以下这样一种统治秩序：
在此，国家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存在，当被统治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社会经济层面发生冲突的时候，国家可以扮演调解者，比如迫使统治阶级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从而缓和社会冲突。由于国家的干预，阶级斗争就可以局限在合法的范围内，而不至于演化为政治危机，相反，国家在这种调解中反而强化了自身的合法性。在此，资产阶级构成了横亘在国家与工人之间的一种力量，它的政治功能，一方面是将工人政治与国家阻隔起来，将工人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也对国家发挥制约作用，避免国家权力走向专制。毫无疑问，这是最合乎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安排。
如果根据国家权力的强弱和统治阶级力量的强弱作一个二维的分析，恩格斯的理论就可以演绎成如下：
Ｂ强国家弱社会 Ｃ强国家强社会Ａ弱国家弱社会 Ｄ弱国家强社会
Ａ类型指国家较弱，统治阶级也较弱，资本家经常遭遇工人的挑战而无力统合，社会冲突将会持续，由于国家不具备调节社会冲突的能力，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其通常被认为是革命的前兆； Ｂ类型指国家较强，统治阶级则相对较弱，无力对国家权力构成制约，同时又遭遇工人的不断挑衅，国家完全宰制社会，这是典型的独裁主义、掠夺性的国家； Ｃ类型指国家具备较强的整合能力，统治阶级也较强，本身既能对国家权力构成制约，又能有效统合工人，国家多数情况下扮演第三方角色，只有在劳资冲突极度恶化的条件下才实施干预，国家、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分享着强制、资本与人数三种权力； Ｄ类型指国家权力较弱，而资本较强，国家被统治阶级绑架，整个国家彻底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权钱交易严重，腐败盛行，民不聊生。
毫无疑问， Ｃ类型正是现代社会“秩序”的范本，因为国家、资方与工人三种力量形成了均衡。但是作这样一种类型化分析，由于缺乏对能动的工人力量的分析，因此显得不够完整。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干预，无论是制度前提还是其性质，均取决于工人政治斗争的程度。事实上，在恩格斯的定义中，国家之所以被凸显出来，是因为发生了“阶级冲突”，也就是工人对资本的统治发起了挑战。从这一意义上，国家与工人是相互塑造的，正是工人的斗争促使国家权力不断走向制度化。如果说国家形成是资本家有意无意努力的结果，甚至是以排斥工人参与为代价的，那么同样可以反驳道，没有工人参与的国家建设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恩格斯将工人政治引入到了现代国家建设的框架之中，这使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国家时，都不得不慎重考虑工人的影响，而不是将工人政治排斥在现代国家分析之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普朗查斯的“结构主义”
理论和杰索普的“策略”理论。
结构主义者认为，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工具并不在于谁直接控制国家，而在于国家权力本身就偏向于维护资本之利益（杰索普，２００７）。实际上资产阶级从来就不适合于直接进行统治，而是通过委托代理，给予国家权力较大的自主性。这就是尼科斯·普朗查斯(Ｎｉｃｏｓ Ｐｏｕｌａｎｔｚａｓ）所说的“统制权威主义”，即国家作为一种貌似超越于社会之上的自主力量，在不同阶级之间进行调节。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国家权力还是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都不是最终的决策者。国家权力处于各种社会结构之中，所有的政治决策都是出于各种结构性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样，不同结构之间的相互博弈也对经济权力进行了制约。随着工人抗争的日益发展，决策将不得不受制于工人力量的影响，国家权力竭力通过制度化方式统合工人以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
鲍勃·杰索普(ＢｏｂＪｅｓｓｏｐ）的“策略”理论其实与结构主义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别，他们同样强调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博弈，只是杰索普更强调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策略性互动，认为国家权力只是阶级力量斗争达到相互平衡的一种缩影（Ｊｅｓｓｏｐ，１９９０：４）。杰索普声称要“将国家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国家权力总是在试图协调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由于永久解决阶级之间矛盾冲突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国家权力就在这种不断冲突调整中得到一种制度性的演进。
如果将视野置于西欧现代国家的演进过程，我们就不难发现，工人抗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的制度转型，其中最为显着的，就是从自由主义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变。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Ｇａｂｒｉｅｌ Ａｌｍｏｎｄ）等对“国家建设”提供了一个权威的诠释，他们指出了政治体系面临的五种类型挑战：
第一类是渗透和整合问题，亦即所谓国家建设问题。第二类是体系发展问题，也就是忠诚和献身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民族建设问题。第三类是参与问题，也就是各种社会集团施加压力，要求参加政治体系的政策制定的问题。第四类是经济建设问题，即运用政治体系来提高国内经济的生产能力，使社会得到产品和服务。第五类挑战是分配或福利，即国内社会中产生的，要求运用政治体系的强制权力来重新分配收入、财富、机会和荣誉的压力。(阿尔蒙德和鲍威尔，１９８７：２６，译文略有改动）从这五种类型的挑战中可以看出，国家权力的制度化关键步骤，取决于社会群体施加的压力，以及国家如何容纳这些参与，这正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那么，国家权力与工人政治是如何相互塑造的呢？迈克尔·曼对沙皇俄国和进步主义时代美国的比较提供了一个机制性解释。曼发现，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俄两国同样面临着声势浩大的工潮，但是工人抗争导致了国家建设的不同走向。沙皇俄国倚重军事权力，对工人运动进行全面镇压，结果导致了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联盟，这一联盟最终导致了二月革命，沙皇倒台，俄国的君主制度走向终结，事变进一步演变为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美国面对比沙皇俄国工运毫不逊色的美国工人运动，进行了选择性镇压，对共产主义政党支持的工人运动残酷镇压，对教会、妇女组织、乡里势力等发动的工人运动则以安抚为０９０主，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解决劳资冲突的法律制度和组织机构。这使美国工人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主义，而趋于通过法律框架来保障自身的权益。约翰·霍尔亦指出，当国家将工人排斥出社会参与，工人阶级就会变得好战，相反，如果工人在法律上被允许与资方谈判，他们就比较倾向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自身利益问题，接受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因此，赋予工人公民权的自由主义国家少见激进的工人革命运动，而威权政体下马克思主义式工人运动则此伏彼起(Ｈａｌｌ，１９９４：４）。这种把国家建设置于国家社会框架之下，强调工人政治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塑造，相比过去那种囿于国家权力自身演变的诠释，显然更具有解释力。
第三节市民社会霸权
除了显性的、基于强制的权力运作，国家权力与工人政治之关系还存在一个重要面向，那就是意识形态。工人与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且还在精神领域。
事实上，在意识形态领域，相比在市场领域，国家发挥更加积极也更直接的作用，因为，一种统一的、在社会精神领域居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通常是借助国家权力塑造和实施的，只不过到了现代社会，它愈发具有弥散性而淡化了国家权力干预的色彩。
在前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更多与神圣力量结合在一起，而凌驾于世俗政治组织之上。现代化使政治权力开始“祛魅”，权力的神秘主义色彩消失，现代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始终存在问题，在此意义上，现代国家对于意识形态的依赖程度，反而比之前任何一种政治单位都更严重，而意识形态自身也不断趋于世俗化，成为社会力量争夺政治合法性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