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工人没有祖国”
“国家”是当代政治学中除了“政治”之外，最人言人殊的术语。指称国家权力的时候，“国家”易与“民族(ｎａｔｉｏｎ）”混为一谈，以“民族”为单位的“主权”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在英文中，国家还有“ｃｏｕｎｔｒｙ”（侧重疆土或人口）和“ｓｔａｔｅ”（侧重政体、政府）两种表述，不少人往往混用这两个名词。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就职演讲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之前的世纪，联合国的中心任务是制止国与国(ｃｏｕｎｔｒｙ）之间互相厮杀。在新的世纪，根本的使命是加强国际体系，这样才能应对新的挑战，更好地服务于人。我们需要有能力、负责任的国家(ｓｔａｔｅ）来满足我们人民的需要，联合国正是为他们而创建。”在同一段话中，潘先生用“ｃｏｕｎｔｒｙ”和“ｓｔａｔｅ”来表述同一个事物：国家，当然，潘先生的表述是注意到它们间的细微差别的。
为了能清楚地界定其研究对象，一些政治学者提出应以“国家性”来量度国家，指出“一种控制了定居某地人口的组织，在以下程度上可称为国家：(１）它有别于在同一地区运作的其他组织；（２）它是自治的；（３）它是中央集权的；（４）它的各部分之间形成正式的协作关系”。(Ｔｉｌｌｙ，１９７５：２７）不过，这陡然增加了“国家”一词的复杂性。诚然，前现代的西欧社会并不存在“国家”这种政治形态，但是在一些东方专制帝国中，类似于现代国家的组织机构已经相当完备。
抛却这些复杂性不管，现代国家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古典政治的性质。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正是“国家”一词的始作俑者，在他笔下，“政治家”不再是道德楷模，而是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牺牲个人道德的人。现在，政治家可以以一个群体的名义合法地采取行动，卷入到与对手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
政治的内涵不再是和谐、交往，而是利益、斗争、对抗。
对现代国家的反感，兴许是马克思主义工人政治的思想来源之一，最着名的莫过于《共产党宣言》中的“工人没有祖国”一说，其足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与国家关系的理论基础。姑且不论“工人没有祖国”中将ｎａｔｉｏｎ翻译为中文的“祖国”是否恰当，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力图将工人与现代民族国家置于一种二元对立的状态。在理论上，马克思与恩格斯意识到国家的两个基本向度：一是国家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在集中强制手段的条件下具有政策实施的压倒性优势，尽管暴力的垄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文明风化过程（埃利亚斯，１９９９）；二是国家权力是被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绑架的，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诚如迈克尔·曼所言，国家除了“领土性”之外并无独立的权力来源（Ｍａｎｎ，１９８５），这正是国家权力自主性与工具性之间紧张关系的前提。国家是现代性的始作俑者，也是其制度性支柱。工人被赋予“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使命，与国家权力势不两立，工人与现代国家的唯一联系，就是去打碎它。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工人没有祖国”。
在工人政治的斗争实践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清醒地意识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最大的对手，就是现代国家的民族主义。现代国家由于兴起于暴力集中，这样一台暴力机器若要获得资源和精神上的支持，就要争取到领土范围内所管辖人口的效忠，除了承诺各种权利，更重要的是灌输一种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让其臣民形成一种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安德森，２００３）。对于工人政治而言，民族主义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人的民族主义将消解工人的阶级意识，反之，工人的阶级意识也是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重要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工人没有祖国”后便在《共产党宣言》结尾处呼应，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就是呼吁全世界的无产者打破民族主义的藩篱，产生出一致的无产阶级意识以对抗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马克思不可谓没有远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欧各国的工人阶级都参加了本国的军队，不同民族国家的工人相互为敌，使西欧的国际工运遭遇重大挫折，此后便一蹶不振。这正是民族主义消解无产阶级意识的惨痛历史教训。
工人不仅不应有自己的“民族”，而且马克思更认为工人不可能有自己的“国家”，那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工人是敌对的。所谓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治理其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当国家企图诉诸民族主义来唤起人民的忠诚时，它也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对现代国家的批判，在马克思关于法国的研究中达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它放纵过去的一切反动势力，形成一个万恶之渊薮。表面看来，这是这个政府权力对社会的最后胜利；实际上，这是这个社会里一切腐败成分的大泛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９３）。现代国家何以至此？如弗雷德·布洛克(Ｆｒｅｄ Ｂｌｏｃｋ）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认为根本问题在于资产阶级不能直接统治(Ｂｌｏｃｋ，１９７７）。资产阶级直接统治与资产阶级的生存是不相容的，因此资产阶级更愿意将政权交给他们的代理人。这是资产阶级政治上走向平庸化的表现，也是代议制的根源和困境所在，其结局就是一个不受市民社会约束的专断国家权力的崛起。马克思认为这个国家机器必须成为革命的首要对象。工人阶级当然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来达到目的，而必须将它摧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５２）。
打碎这个国家机器之后，工人阶级统治应该有自己的政治模式，它就是作为“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的公社：“（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５９）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议行合一”的政治形式，是向统治阶级直接统治回归。“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１卷：２９３）换言之，在马克思心目中，国家就是无产阶级本身。只有在摧毁了国家机器，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之后，直接统治才重新获得了它的政治前提。因此，公社最重要的特征无疑就是工人阶级的直接统治。马克思将公社定义为一种“社会共和国”，其目标是“社会解放”，具体而言，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９５）“社会共和国”之要义，在于人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取消一切现代国家建制，还政治生活本来面目，也就是使政治复归于社会。马克思称公社是“生产者的自治政府”，而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一旦实现了“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１７４），国家就“自行消亡”了，因为一个以垄断暴力为基础的国家机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各国无产阶级产生了分裂，也促使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重新思考民族国家的问题。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通过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发现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家之间的自由竞争已经转化为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市场的不均衡已经转化为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均衡，也就是说在帝国主义阶段，内战将被民族国家之间的外战所取代，而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必然会造成帝国主义链条中的某些薄弱环节，而无产阶级革命就将发生在这些薄弱环节之中。这也是“世界革命”转化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逻辑前提。进一步而言，各国以工人为主体的反殖民斗争，本身就具有阶级斗争的革命性质。这样一来，马克思所认为的“世界革命”，将被民族国家争取独立的运动所取代。
将现代国家与工人对立起来，并非马克思主义独有的工人政治理论传统。当代国家理论从现代国家形成的角度对国家与工人的二元对立作了新的阐释。以查尔斯·蒂利等为代表的学者，坚持认为现代国家是资产阶级力量缔造的，工人即使卷入到国家形成的大规模动员之中，也只是一种被动的力量。从刘易斯·芒福德(Ｌｅｗｉｓ Ｍｕｍｆｏｒｄ）开始，就将市场发展、资本积聚、城市兴起、国家建设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现代国家被认为是资本家为了增进自身的特殊利益而刻意发明出来的一种垄断了强制手段的组织。查尔斯·蒂利指出，现代国家的型构过程是资本集中与强制集中相互作用的结果，资产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Ｔｉｌｌｙ，１９９０）。蒂利之后的学者，一部分偏重于对资本集中过程的分析，另一部分则偏重于对强制集中过程的分析。前者以理查德·拉克曼(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ａｃｈｍａｎｎ）为代表。拉克曼尽管不同意蒂利的观点，即现代国家是资产者刻意制造出来的结果，但是他仍然坚持它是经济精英们相互竞争导致的意外后果，资本家虽非刻意要建立一个国家，但是他们最大限度追逐利润的行为，“无心插柳柳成荫”地塑造了国家(Ｌａｃｈｍａｎｎ，２０００）。后者以塞缪尔·费纳(ＳａｍｕｅｌＦｉｎｅｒ）、托马斯·珥特曼(ＴｈｏｍａｓＥｒｔｍａｎ）、布赖恩·唐宁(Ｂｒｉａｎ Ｄｏｗｎｉｎｇ）等为代表，他们非常注重战争对于现代国家塑造的决定性影响，而战争的发动取决于资本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战争资源的获取，也就是所谓的战争后勤，关键性的因素在于是否能够将资本力量吸纳进国家系统，最大化国家的提取能力。正如唐宁所指出的那样，那些能够将资本吸纳进来而无须大规模战争动员的国家，能够同时确保战争胜利和国家体制的宪政化（Ｄｏｗｎｉｎｇ，１９９２）。
纵观这些历史解释，都无一例外地将工人排斥出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这与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无非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一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节重新定位国家
在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治理论传统中，工人与现代国家的对立，具体可以演绎为两层政治意涵。第一层意涵是：现代国家是资产阶级这一在社会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工具，这就决定了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就是镇压工人对资产者的反抗，因此工人不可能乞怜于现代国家的善意来改变自己的状况，这一点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过清楚的论述。
第二层意涵具有一种理论防御色彩：即使现代国家采取一些再分配手段协调劳资冲突，有时候更倾向于工人的利益，也不意味着国家性质的转变，那只不过是现代国家的一种绥靖策略，目的在于安抚工人，以避免更大的政治冲突发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现代国家制度发展的经验事实，使第二层意涵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福利国家的兴起，国家在处理劳资关系中所扮演角色的变化，促使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理解国家权力与工人政治之关系时，都不得不重新定位国家。在这方面，恩格斯曾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阐释框架。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文中，对国家权力起源作了系统的反思。根据当时有限的人类学资料，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国家权力区别于原始的共同体权力有两个方面：第一，国家是地缘共同体，取代了原始的血缘共同体。第二，国家建立了常备军制度，取代了前现代的民兵制度，并发展出一整套的管理机构。恩格斯从起源上对国家的界定，勾勒出国家实体最重要的特征。约翰·霍尔就指出，国家这一实体，从定义上说最重要的，无非就在于国家是一套以暴力和强制手段为特征的制度，以及国家的权能是由其领土来限定的(Ｈａｌｌ，１９９４：１）。同样，迈克尔·曼也指出，国家权力的自主性，不在于别的，而在于它的“领土性”，正是这种领土性使国家权力超然于其他物质基础之上（Ｍａｎｎ，１９８５）。
必须指出，恩格斯要比马克思更加不遗余力地强调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但在《起源》一文中，恩格斯在指出国家的工具性同时，更提出一个“调节性国家”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