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在讲理想人格时，孟子提出了“舍生取义”这一重要的价值选择。众所周知，人求生的欲望是极强的，由此，人厌恶死亡的心情也同样强烈，俗谚有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之说。但儒家强调，当个体生存与道德原则发生冲突而又不能两全时，应该是道德优先，即应该舍弃生命以维护理想中的原则。
孟子所提倡的理想人格，其思想的基础就是人贵在“有义”这个价值观念。它使得人类固有的理想意向，即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特别突出了人的道德精神，和为理想而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的精神境界。在孟子看来，人生的最高价值就在于实现自我的道德理想。他肯定了生命的可贵，但却强调道德更可贵；生命诚然非常重要，但人有其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义”，就是道德。所以，人应该追求道德理想的实现，当生命与道德发生冲突而又非此即彼时，人不应该苟且偷生。这是一种道德优先，或者说价值优先的原则。
孟子的“舍生取义”思想，上溯自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下开于荀子“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因此是儒家一致认同的价值观。
读《孟子》，给人留下印象最深之一的是：孟子是下定决心要吃“熊掌”的。熊掌喻义，“舍生取义”，疾雷破山，飘风振海，于是有“浩然之气”。不啻如此，孟子觉得，他自己讲“义”、“气”还不够，更要推而广之，上至天子王侯，下到匹夫匹妇，概莫能外。此或不无有天真迂阔之处，然气魄之大，取法之高，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在培养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爱国主义等高尚情操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历史上放射出经久夺目的光辉。中国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忠臣英烈，他们为真理和正义而勇于献身的壮举，可以说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孟子的感染，都是在回应孟子“舍生取义”的召唤。如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其临刑前自书“衣带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就是对“舍生取义”理想人格的一次具体实践。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充分肯定孟子“舍生取义”的价值观，但也不要忘记孟子还有“经权之辨”的思想。任何事都不可绝对化，更不可僵化。过犹不及，真理再往前多迈半步可能就变成谬误。所以，对“舍生取义”命题我们还需记住两点：首先，“义”是可以有层次之分的，其代表的原则体系中也有高下、主次之别。一般说来，并不绝对要求人在生命欲望与每一个道德原则相冲突时都选择后者，更不能把重要的“生”与次要的“义”作对比而强迫选择后者。其次，事情并不总是非此即彼的，凡事当然以能两全为最好。能吃到熊掌，也同时能吃到鱼，何乐不为？能保持生，又不失义，何必硬要找死？
原文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子·告子上》)
注释
辟：通避。今译
鱼，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要是两者不能兼有，就舍弃鱼而选取熊掌。生命，也是我想要的，义，也是我想要的；要是两者不能兼有，就舍弃生命而选取义。生命也是我想要的，但所想要的有胜过生命的，所以就不能苟且地去得到它；死亡也是我所厌恶的，但所厌恶的有胜过死亡的，所以对有些祸患就不能躲避。如果人们所要的东西没有胜过生命的，那一切可保持生命的手段，哪有不用的呢？如果人们所厌恶的东西没有胜过死亡的，那一切可逃避祸患的事情，哪有不做的呢？这样的手段可保存生命，可有的人却不采用；这样的事情可躲避祸患，有的人却不做，这是因为，人们所喜爱的东西有胜过生命的，所厌恶的东西有胜过死亡的。不独贤者有这种心，人人都有，不过贤者不会丧失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