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修辞学史》问世《史稿》在内地问世后，不但大陆学人给予充分评价，也引起了台湾学界的高度重视。1990年2月，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将郑子瑜修订后的《史稿》，改名为《中国修辞学史》出版。台湾、香港的新闻传媒，给予广泛的报道。《中国修辞学史》在《史稿》基础上作部分增删和修正。如原《史稿》中“中国修辞思想的萌芽期”一章，只介绍先秦诸子的修辞思想，仅在第一节“楔子”里提及《诗经》中部分例证，并视作不自觉的偶发性修辞意识。经郑氏的修订，增加了“中国修辞学史萌芽期(上)——甲骨金文时代”，将中国修辞学思想又上推数千年，《史稿》中原来对现代修辞部分因作者身居海外未能及时看到国内一些专题著作，补看后增加篇幅，并增补了“台湾的修辞学研究”一节，使现代修辞学思想更为丰富。海峡两岸相继出版郑子瑜的巨作，给两岸学术交流增添了生机。从《变迁》始，至《学史》终，其间广纳众议，精雕细刻，这成为代表中国修辞学史的学术精神的典范。与《史稿》比较，《学史》增设专篇，增设专节，修订旧说，核定引文，使己说更趋完善，充分体现了郑子瑜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谨严的治学风格。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郑子瑜自主编《南洋学报·黄遵宪研究专号》后，将精力转移到中国修辞学史研究上来。可是，由于对“黄学”挚爱太深，而时时不忘。当得知黄遵宪庐墓不幸被掘时，悲愤异常，曾愤然展笺，书旧作为祭奠： 百花洲畔独吟哦，
浩浩天风感慨多。
说尽兴亡家国恨，
无如当政却蹉跎。而当欣悉广东梅县“人境庐”故居重新修复后，夜不能寐，赋诗云： 塔铭历劫幸重光，
海外初闻喜欲狂。
人道梅舍斯最古，
稀珍岂可任荒亡。郑子瑜在巨作《中国修辞学史》和《史稿》中，念念不忘对“黄学”中关于修辞思想的评骘，如举《人境庐诗草》中“杂感”一诗，说明“黄遵宪懂得语言修辞的演变，他的修辞理论也合于进化的原理”。指明黄遵宪的修辞思想之进步性和合乎时代潮流。又如，指出黄氏在1902年《与严又陵书》“提到了修辞和文体的革新。这几乎是一篇革新的修辞论了”。再如，从“笔谈遗稿”中发掘了“黄学”中的修辞思想。郑氏以黄对龟谷省轩所说：“文章之佳，由于胸襟器识；寻章摘句，于字句(间)求生活，是为无用人耳”，证明黄氏“也是主张重意而不重辞的”。郑子瑜将自己多年经营的“黄学”硕果渗透进修辞学研究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