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境庐丛考》1959年郑子瑜曾将关于黄氏的研究论作编辑成《人境庐丛考》。该著的问世，为郑子瑜走向国际学术论坛奠定了基础。
郑子瑜在50年代倾心于黄氏的研究是针对当时内地某些学者对黄遵宪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作了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评价而引发的。他力排陈说，以史实为根据，撰写了独具胆识的文章，为历史人物还其本来面目作了学术上的努力。
1951年，王瑶撰文于《人民文学》第四卷第二期，题目为《晚清诗人黄遵宪》。这是50年代初内地第一篇有分量全面品评黄氏的论文，作者试图以一种新的科学的观点，对黄遵宪及其文学业绩做出与以往不同的评价，王文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全面地介绍了黄遵宪的生平、思想倾向和诗歌创作，指出黄诗富有爱国反帝的精神，在写法上相当散文化，持律不严，选韵尤宽，不避方言俗谚，可说是对中国传统诗体的一种解放。黄诗不仅和“同光体”的“鹦鹉名士”不同，而且高于徒以运用新名词为贵的夏曾佑诸人。因此，从诗的艺术成就上讲，黄遵宪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容纳了民主主义内容，并且仍旧使诗发生艺术上的作用，在晚清的特殊条件下是最成功的，因而完全可以将他视作中国旧民主主义的代表诗人。
1952年，任访秋在《人民文学》第一期发表《对于〈晚清诗人黄遵宪〉的意见》一文。就黄氏的阶级出身和立场，政治思想和主张，进步、革命，还是落后、反动问题，同王瑶商榷。可以看出，任文并未讨论黄遵宪的贡献，而仅仅是希望能给黄遵宪作一次阶级定位、立场分析。令人注目的是，任文说，他是受了当时“对武训问题的热烈讨论”的启示才对黄遵宪的评价和王瑶的文章引起注意的。所以文章中许多观点无不与此相关，时代之烙印很深刻。任文在文末归纳了他对王文不敢苟同的三点： “首先是没有把地主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分别开来，因之也就认为黄遵宪是一个革命者”；“其次是没有把黄遵宪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放进当时整个历史范围中去考察、比较，因之就肯定了他的进步性”； “第三，夸大了黄遵宪文学方面的进步面，因而不自觉地对他政治思想也加以推许”，更有甚者，任文认为“他爱的国家还是满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还不是人民的中国”，［45］这等于否定了黄遵宪作为一个进步历史人物而书于史册的根基。
这样评价黄遵宪令郑子瑜瞠目结舌，连黄氏爱国这一基点也被动摇的话，这无异于否定了黄遵宪。评价历史人物，爱国主义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准则。作为历史范畴的爱国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其不同的具体内容。但这一点是任何时代所相通的：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人们对祖国的一种浓厚感情，表现在人们对于自己及其祖先出生的那个民族所赖以生存的疆域土地、山川河流的一种天然眷恋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1958年，适逢黄遵宪诞生100周年，郑子瑜经过长期研究，有感而发，以仗义执言的学术勇气，为黄遵宪辩诬，在《人境庐丛考》序言中说： “有人以黄公度的《人境庐诗草》中有仇视太平天国起义军及义和团诸作，反对给予‘爱国诗人’的称号。其实知人论世，须得尽读其一生之所作，庶几可免于冤抑。”揭橥本人观点，毫不犹豫，且态度鲜明。接着，他以丰富的史料作依据、旁征博引、环环相扣，使论点大有水到渠成之势。他认为，黄氏早年因历史条件所囿，对太平军确有不正确的认识。但是，在动荡的社会中，一个敏锐的知识分子其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因时因势而变化。黄氏这一变化是朝着进步的方面迈步的。晚年他已具备浓厚的民主思想，对腐儒之见也渐生厌恶之情，转而为同情太平军。郑子瑜引征了黄氏逝世前三件致梁启超书，其中曾有品评曾国藩为人之言： “仆以为其学皆破碎陈腐，迂疏无用之学，于今日泰西之哲学，未梦见也。……视彼洪杨之徒，张(总愚)陈(玉成)之辈，犹僭窃盗贼，而忘其为赤子为吾民也。此其所尽忠以报国者，在上则朝廷之命，在下则疆吏之职耳。于现在民族之强弱，将来世界之治乱，未一措意也。所学皆儒术，而善处功名之际，乃专用黄老；其外交策略，务以保守为义。……于欧美之政体，英法之学术，其所以富强之由，曾未考求，毋乃华夷中外之界，未尽湣乎。凡吾所云云，原不可能 责备三四十年前之人物，然窃以为史家之传其人，愿后来者之师其人耳。曾文正者，事事皆不可师，而今而后，苟学其人，非特误国，且不得成名。”(案： 郑氏转引自尤炳圻《黄公度年谱》，尤氏未见原函，据抄件而录，今以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整理《黄遵宪致梁启超书》校核，有数处疏误。)再以黄遵宪评孔教为引征：“儒教不过九流之一，可疑者尚多，公见之无所及，昌言排击之，无害也。孟子亦尚有可疑者”。又引黄氏“反宗教的无神论的见解”的诗作《南汉修慧寺千佛塔歌》为证，并表明本人之观点：“批判在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儒学，醉心于西洋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制度，与夫反宗教的无神论见解，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新派学人的思想和态度，黄公度实足以当得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而无愧。就是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胡适之、陈独秀之流所标榜的也不外乎此”。
这样，通过大量引征旁人尚未留意的史料，说明黄遵宪作为一个在历史潮流中不断变化又日趋进步的历史人物，其爱国是确定无疑的。
接着，郑子瑜从文学形式来论说黄遵宪的革命意义。不但“革其精神”甚至“革其形式”，不但能以新名词入诗，甚至大胆以流俗语入诗，引征了吴芳吉、郑振铎、周作人等论述，以恢宏的气势，流泻的文体，论证了黄诗在中国诗史上的作用。
郑子瑜从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中检出1902年黄氏致严复书，来证实这是文学革命的“第一篇宣言书”： “《天演论》供养案头，今三年矣。本年五月，获读《原富》，近日又得读《名学》，隽永渊雅，疑出北魏人手。今日已为二十世纪之世界矣，东西文明，两相接合，而译书一事，以通彼我之怀，阐新旧之学，实为要务。公于学界中又为第一流人物，一言而为天下法则，实众人之所归望者。仆不自揣，窃亦有所求于公： 第一为造新字，次则假借，次则附会，次则涟语，次则还音，又次则两合。荀子有言，命不喻而后期，期不喻而后说，说不喻而后辨。吾以为欲命之而喻，诚莫如造新字，其假借诸法，皆荀子所谓曲期者也；一切新撰之字，初定之名，于初见时，能包综其义，作为界说，系于小注，则人人共喻矣。第二为变文体。一曰跳行，一曰括弧，一曰最数，一曰夹注，一曰倒装语，一曰自问自答，一曰附表附图，此皆公之所已知已能也。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如四十二章经，旧体也，自鸠摩罗什辈出，而内典别成文体，佛教益盛行矣。本朝之文书，元明以后之演义，皆旧体所无也，而人人遵用之而乐观之；文字一道，至于人人遵用之而乐观之，足矣。(见钱萼孙撰《黄公度先生年谱》所引。)而后以文学史上屡次变革为背景，阐明其意义： “这实是文学革命的第一篇宣言书，虽然公度讳言革命而说维新，但其所求岂仅维新而已耶？公度不满严又陵之译文隽永渊雅，近于北魏，以为20世纪之人，应写20世纪之文字，希望严君能造新字，变文体，一以元明以后之演义笔法为师。此与胡适之在《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所提的八个条件(案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文法之结构，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模仿古人，须言之有物)相较，公度实在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文学改良刍议》作于1916年，发表于1917年，比黄公度与严又陵书迟缓了十四五年。但向来的文学史家，都说公度只是旧诗的革新者，最多说他是白话诗的先导，而将文学革命的倡导之功，归之于胡、陈辈，我以为是不大公平的。”这段翻案文字，大江东去，风樯阵马，气势横厉，显示出作者的学人胆识和磅礴之文风，令人叫绝。
《人境庐丛考》虽仅仅九万余言，因其皆为有关黄公度的研究、考释，引起巨大反映。作为海内外第一本黄遵宪研究专著，预示着“黄学”开始步入成熟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