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东方人与西方人的50个思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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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东方人重形式,西方人重内容(4)

7.东方人思维形象辩证西方人思维具体实证

东西方人思维方式上的形象与具体的差别,反映到生活态度上则似乎可以理解为西方人更加实用,而东方人则更偏重精神层次上感受。

比如把法语单词和中文文字加以比较,这一点就很明显。中国文字造词多注重形象,而法文里更多地注重实用价值。像中文里的“名片”,法文里直译就是“访问用的卡片”,而“航空母舰”在法文里叫“载飞机的军舰”等等,都是从实际用途出发来造词的。

反映到绘画上更是如此。大家都知道中国画的大开大阖和泼墨写意与欧洲油画讲究的人体比例和光学原理等完全是属于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技术范畴,似乎很难有共同语言。欧洲人有时不太能够理解我们过于抽象的艺术表现手法,我们有时也会认为欧洲人的艺术技巧过于写实,缺乏灵气。看多了欧洲绘画史上被奉为经典的宗教题材画作,中国人有时在感叹其技法写实细腻的同时,也会感慨欧洲大师们想象力的贫乏:为了说明天使在飞,就非得给那些可爱的小精灵们加上一对翅膀。而我们的祖先不也画了几千年了吗,在那些美丽的仙女旁边加上几朵白云,她们不就飞起来了吗?多有意境,多有想象空间啊!

东方人的思维是一种辩证的抽象思维,所以才会有西方人看不懂的中国诗。如我国的成语“守株待兔”,在西方人看来就是教条主义,“掩耳盗铃”在西方则会被提炼成主观主义。这就是东方特色的形象思维,这种思维能形象地表达思想,却无法抽象地表达出概念、法则、定理。

东方人却恰恰喜欢这样的一种思维,在表达上,他们也惯用比喻、暗示,喜欢以外物间接地隐喻内心。比喻即以外物间接地表达自己或其他事物,特别是隐喻内心。中国的俗话和成语中到处充斥着这类比喻和类推,如“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等等,其实,山水、马牛、鸟兔与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中国人仍然喜欢这样的思维。就连简单的构词也存在某种比喻意义的暗示,比如“漆黑”意思就是像漆那样黑,“金贵”意思就是像金子那样贵重,“冰冷”意思就是像冰那么冷。用“铁案如山”来比喻不可更改的案子,用“一眨眼”来比喻极短的时间。再有汉语中还存在大量比喻性的量词。旗子叫一面旗子,镜子叫一面镜子,毛巾叫一条毛巾,其中的量词“面”与镜子的形态、“条”也与毛巾的形态不无形象关系。这样的比喻和暗示一方面使得中国思维韵味无穷,另一方面又显得过于含蓄。这也即是中国文学上运用得最多的象征主义手法,如以“美人”喻志,屈原诗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庄子以“姑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李白以“蜀道之难”暗示官场的凶险;孟浩然以“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暗示自己对官场的艳羡。

中国人的这种比喻、暗示属于形象思维的一种,西方文学现代流派之一象征主义代表人物艾略特、叶芝就很欣赏这种间接表达、隐喻内心的写法,意象派人物庞德还翻译、附会了不少中国诗。只是西方文学除象征主义之外,还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意志主义、存在主义、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等等流派,而我们似乎只有象征主义。我们的老祖宗也更擅长比喻暗示的表达方法。

有一位中国学者到瑞典德隆大学讲学,这天听课的学生有四人:托马斯、索菲娅、魏安妮、费米。

这天上课前,这位学者上课前给这四个学生放了一部电影《焦裕禄》,放完后他刚宣布上课,叫托马斯的学生就站了起来,问:“焦裕禄是不是想继承那家老贫农的遗产?”接着,他打开录像带放了焦裕禄给贫困的大爷、大娘送钱和粮的那一段:

老头看着焦裕禄:“你是谁呀?”

焦裕禄拉着大爷的手:“我是您的儿子。”

托马斯问:“请问,焦裕禄是不是那两个老人的儿子?”

“当然不是。”学者跟他解释。

“他为什么要说是?”托马斯不解地问。

“嗯,”学者有些语塞,想了半天说,“是向他们表示亲近。”

“如果我想向你表示亲近,就应该说我是你的儿子吗?”

“不不,你我年龄差不多,我当不了你爸爸。”

托马斯更加不明白,他说道:“周恩来到邢台慰问,他对一个老人也说‘我是您的儿子’。周恩来生于1898年,邢台地震是1964年,周恩来66岁,那老人顶多70岁。他们是同辈,周恩来为什么要做一个同辈的儿子?”

学者赶紧转守为攻:“照你的逻辑,只要说是人家的儿子,就要继承人家的遗产。那么周恩来想继承那个老人的遗产吗?周恩来和焦裕禄的意思是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不是也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吗?他继承了什么遗产?”

叫索菲娅的学生说话了:“请向,父母官是什么意思?”

学者回答:“当官的就要像父母对儿女一样,负责百姓的吃饭穿衣。这是封建时代的说法。”

索菲娅指了指自己和旁边几个同学:“那么我们认为焦裕禄是父母官。”

学者有些纳闷:“有什么根据?”

魏安妮讲了焦裕禄释放因偷红薯被捆绑的农民,那农民跪下给焦裕禄磕头,说他是“青天大老爷”。索菲娅说:“兰考人除了吴县长,都把焦裕禄看做是父母官,他们对待焦裕禄就像我们对待一个伟大的传教士。”

费米:“李雪健说他演戏时是把焦裕禄作为一县之长的感觉缩小至家,和看到自己的妻儿老小整天吃不饱是一样的。”

托马斯:“家长就是父母,焦裕禄既然是老百姓的父母,那老百姓就是他的儿女,为什么他又要做自己儿女的儿子?”

几个学生轮番轰炸,搞得学者晕头转向,最后决定还是“难得糊涂”为好。于是就跟几个学生说:“你们用的是形式逻辑,中国人用的是辩证逻辑,你们还是先补上这一课吧。”

东方人形象辩证思维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崇尚话语简洁。中国诗词、文章都写得言简意赅;中国哲学关注的是人生、社会,是教导普通老百姓如何做人,因此,它也写得简练、不烦琐,唯有这样才能普及、推广;汉语文简义丰,充满了随意性、不确定性、模糊性、暗示性,同时也引人遐想,趣味无穷;中国的哲学书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断汇集,语句之间没有多少联系,《论语》、《老子》等书全是由上下没有什么逻辑联系的警句格言式的东西组成的。如《道德经》皆似名言隽语,虽然深刻但不系统;如《论语》也是往往以寥寥数语阐述哲学观点,虽简约但不规范。在中国,学哲学的目的不是做西方式的“学者”、“科学家”、“思想家”,而是造就有修养的“人”,只有简洁,哲学才能在民间推广,达到熏陶每个人的目的。注重简单而实用的这一特点也就导致了中国人不擅长逻辑思维,思考问题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严密性。例如庄子、韩非子等中国思想家以寓言故事来论证其哲学命题,而不是缜密地推理思考。

在文化观念上,中国人善于进行定性的浪漫思维而不擅长进行定量的实证思维。如对自然界的自由落体现象,具有浓厚道家色彩的唐代诗人李白对庐山瀑布流水的自由落体,既没有想到加速度问题,也没有想到水能利用,仅仅满怀豪情地写下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而西方科学家牛顿观察苹果落地现象时却能顿悟出万有引力的科学原理,并就自由落体的加速度和万有引力作出了相当精确的定量计算和实证,为利用水能奠定了理论基础。

东方人的形象思维使他们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特征上,没有深入探索,导致科学研究长期滞后;而西方人的思维是他们关注事物的本质,并不断探求这种本质,最终有了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就。

8.东方人带有模糊性西方人追求精确性

东方传统文化具有模糊特征,而西方文化具有精确性,这是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差别导致的必然结果。

直觉思维不是由局部到整体的渐进的认识过程,而是一种特殊的直接明了的整体的彻悟过程,即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直觉思维瞬息而现、灵活多变、思维速度快、流量大,追求的是整体、绝对的知识,而非部分、有限的知识,因而注重定性分析,不注重定量分析。由于不注重量化致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模糊性,例如天、道、气、理这些概念都带有模糊性。逻辑思维则正好与之相反,注重分析、分解,把事物由全体分解成各个部分,然后对各个部分进行研究。逻辑思维在定性与定量分析中,更注重定量分析,偏重于对事物进行量化研究。这种量化研究使得西方文化带有精确性、唯一性、缜密性。

如果说,追求确定性、精确性是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那么,作为东方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则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较浓厚的模糊特征,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民族思想和科学文化兴衰的重要原因。

举个例子:一位中国女留学生刚到美国的时候,自己租房子住。有一次她病了,房东太太给了她一瓶液体的感冒药,然后又递给她一个量杯,留学生有些诧异,心想要量杯干什么,一时没明白过来,又觉得却之不恭,就说声谢谢随手接过放在了桌上。然后自己找了个口杯看了看感冒药瓶上的说明,就往口杯里倒,觉得差不多够量了,刚要喝下的时候,房东太太阻止了她,用手指了指量杯。这时候留学生才明白原来房东太太是让她用量杯去量取药量。

在东方人眼里,量杯只是药剂师和化学师用的东西,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但在追求精确的西方人眼里用量杯是很自然的事情。

东方人的模糊思维满足于“差不多”,所以会有“差不离”“七八分”“五六年”这样的字眼,这里所说的“模糊”也就是没有精确的定量分析,只有模糊的估计。

马克思说:“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当它和数学结合的时候,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从定性到定量,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飞跃。没有定量分析乃是科学研究之大忌。但中国人却习惯于此。以厨艺为例,中国的菜谱上常有“味精少许,盐一匙”这样的说明,这让看菜谱想学做中国菜的外国人郁闷,因为他们搞不清楚这“少许”究竟是多少。1克,5克,还是10克?那一匙盐更闹不明白,匙有大有小,这一匙到底应该是多少?

某大型中美合资企业在合资初期各阶段的合作中就充分反映出了中美两国文化差异的种种现象,特别是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尤为突出。以建造厂房经费预算谈判为例。参加谈判的代表是中方和美方部门经理及翻译,内容为厂房经费预算。外方要求中方提出建造厂房所需的总经费及其预算的依据。中方根据厂房的规模、自己的经验,提出了经费的大概预算。但外方坚持要求中方提出每一厂房,每一大楼,每一基建项目所需经费的详细情况,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一预算的可靠性。对此中方束手无策,无法按照外方的要求提供经费预算的详细情况,使这一谈判持续了两天之久。

中国人的模糊思维使他们只是作出了经验性的大概预算,这就使思维方式趋向精确的西方人感到难以接受。

西方人的精确遇上东方人的模糊就会这样不尴不尬,但是现代工业使东方人的模糊思维遇到了挑战,因为模糊,差不多就行,所以东方人的产品往往满足于能用就行,没有什么具体的行业标准。而西方人则不同,他们在每件事上都追求精确,所以有严格的标准。这让东方产品进入西方市场遇到了困难,看来在这方面,东方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9.东方人一丝不苟西方人粗枝大叶

西方人在经商上比较善于取舍,他们总是甘愿去牺牲一些小的利益而换来更大的利益,从表面上看似乎是马马虎虎,但是心里却清清楚楚;东方人虽然一丝不苟,表现为斤斤计较,但也因为这样,常满足于一点蝇头微利,很难做大。

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到中国店买东西,如果用信用卡付账,他们会要求你最低消费十五元,看起来他们很有道理,信用卡公司会收取商家的手续费用,如果你消费少了,中国商家会觉得在付完信用卡公司的费用后,赚不到钱了。

可到美国店去买东西,即使是几毛钱的食盐你一样可以用信用卡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商家愿意在少数交易上亏损,只要大部分交易赚钱就行了。有人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生意没人做,其实赔本的生意也可以做,只要赔的可以从赚的那部分中补回来就行。

还有,美国店都允许客户退货,这是一桩赔本的买卖,可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此举赢得了人心,客户在这些店消费得更多了。之所以中国店不如美国店规模大,就因为中国商家不愿意做哪怕一点赔本生意。

有一些华人留学生刚到美国时去商场购物,发现有些女士买衣服,一挑就是一二十件,而且居然连试衣间都不进,就直接去收款台交钱。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些人喜欢回家试衣服,如果不满意,回来退了就行,售货员也不会追问你退货的理由。美国的商家非常重视顾客的利益,顾客要求退货,一般都不会被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