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广森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一次工作队成员和村干部会上，黎广森代表工作队郑重做出了“三个必须”的承诺：必须全心全意为群众做好事，必须认真负责为群众办实事，必须想方设法为群众解难事。会后，他还让人将“三个必须”的承诺贴在了村委会的会议室里，一方面是为了与大家共勉，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接受群众的监督。在挂点扶贫期间，黎广森为了兑现“三个必须”的承诺，付出了大量的汗水和心血，为柑子村的群众做了不少实事、好事。
柑子村的村民曾云娣，家庭条件非常贫苦，女儿、儿子也都是聋哑人。黎广森听说这一情况后，就与村支书一起看望慰问他们，并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了200元支持曾云娣。此后，他又组织发动全体干部和一些生活比较富裕的群众共同捐款，帮助曾云娣改善生活条件。
柑子村村民肖运添身患重病，家中还有两个孩子读高中，生活特别困难。黎广森便拿出自己的钱，为肖运添交医疗保险，为其孩子买学习用品，每逢过节，也经常会带上大米、花生油等物品登门慰问。
为了扩建柑子村小学，黎广森多次找到村子里惟一一个在外经商的王春晖做思想工作。王春晖每次回到家乡，黎广森都会登门造访。终于，在他的感召之下，王春晖为柑子村小学捐款30万元。不久之后，柑子村小学就建造了一栋崭新的教学楼。
2001年，为响应上级的复垦号召，黎广森与村干部群众一同努力，最终将100多亩河滩地改造成良田。为改造村里的道路，他又和村干部积极争取上级的支援，想方设法筹集到了100多万元的资金，将道路全部铺上了水泥。此外，黎广森也多方筹措资金，帮助村委会建起了一座有三层楼房的村址。在抓计划生育、治安调解和县道改造工程的拆迁工作等方面，他总是尽心尽力，从不懈怠。几年来，在黎广森的带领下，原本贫困落后的柑子村瞬间变了样，尤其是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人均年收入由1997年的2000多元上升到了3650元。由于许多工作都得到了很好的落实，柑子村多次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和表扬。
为了改变村子破烂不堪的面貌，黎广森付出了许多。一直以来，他都为群众做好事、做实事，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一切，也都与他的付出成正比。
黎广森常说：“我的命是从战场上捡回来的，比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我已经很幸运了，应该要知足。”邓威是坭陂镇原副镇长，曾与黎广森共事三年，他评价黎广森说：“他不仅是一个肯助人、肯负责、肯吃亏的‘三肯干部’，而且还是一个从不赌博、不喝酒、不赶时髦的‘三不干部’。”了解他的干部群众也都称赞他一身正气，一尘不染。
一直以来，黎广森都与父母、妻儿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建造的土坯房里，家里也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在他有生之年，只用过三件值钱的东西：一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买的一台17存的“熊猫”牌黑白电视机；一件是早些年他花1000多元钱买来的一部二手“嘉陵70C”型摩托车；还有一件是他用了多年的“诺基亚5110”型“砖式”手机。此外，黎广森十分俭朴廉洁，最好的衣服就是专武干部制服。
妻子下岗后，一家老小就全靠黎广森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来维持生计。为了治病，他债台高筑。虽然长期患病，生活贫苦，但他却从不向上级提任何个人要求，从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从不接受他人的馈赠，也从来都没有动用公款为自己私人请客，更没有因不廉洁被人告过状。
作为镇党党委员、武装部长，每逢征兵时，就可以大笔大笔地捞钱，而黎广森却从未钻过这个空子。对于他来说，这个时候正是责任大、压力大、个人经济开支大的时候。平时，黎广森的每月的电话费只有二、三十元，但在征兵期间，他每月的电话费却总是高达二、三百元。这些多开支的电话费，虽然许多都是为了工作，但他却都会拿自己的工资来垫，从没有找公家报销。
有一些适龄青年如愿以偿地参军后，很多青年的父母为了感谢黎广森，常常都会悄悄给他送钱、送物，但黎广森总会一一拒绝。黎广森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只要合乎原则的事，我一定会办，但不该拿的钱财我绝对不要！”
有一年，柑子村干部曾新泉的一个亲戚经体检政审合格后，圆了当兵梦，他想请黎广森到家中吃顿饭，以表谢意，却被黎广森婉言谢绝。于是，他就又拎了两只自家养的鸡去了黎广森家里，不料，黎广森还是坚持不要，硬是让他把两只鸡又拎了回去。
黎广森也经常告诫妻子：不要过问、干涉自己的工作，不要随便接受他人的馈赠，更不要和别人比这比那。一次，有人对他的妻子说：“你家黎部长真傻，人家送钱送物都不要，难怪你家连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妻子将这话讲给黎广森听，黎广森只是笑了笑，说道：“傻有傻好，老老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虽然穷一点，但日子过得实在。”
生活清贫，却无怨无悔，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这就是黎广森。他的这种行为，体现的正是一种淡泊从容的品质。
征兵工作是基层武装部的年度一重要工作。对此，黎广森更是丝毫不敢懈怠，他常说：“基层武装部是为部队选送优质兵员的第一道关口，兵员质量直接影响到部队战斗力的生成。身为第一把关者一定要不徇私情，否则就是祸国殃民。”十几年来，黎广森亲手向部队输送新兵362名，从初审、初检到定兵、送兵，他始终都坚持原则，严格把关，确保将最优秀的青年送入部队，从未出现过一起责任退兵事故。
2004年11月，兴宁市实行乡镇撤并，黎广森因年龄和身体原因，被免去了镇党委委员和武装部长的职务。当时，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即将展开，可新任命的武装部长却没有及时到任。近些年，征兵工作越来越难，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身为基层武装部长的黎广森更加清楚。是把难题留给别人，还是主动担当重任，站好最后一班岗？黎广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在镇干部会上，黎广森立下了军令状：“我虽然已经退下来了，但我一定会继续负责搞好今年的征兵工作，坚决完成任务，站好最后一班岗。”此时的黎广森已被病痛折磨得瘦骨嶙峋，身体极度虚弱。但为了更好地完成上级分配的兵检任务，他依然强忍着锥心般的疼痛，白天走村串户，晚上守在电话机旁，不厌其烦地向各村定任务、教方法、提要求，耐心动员适龄青年应征报名，同时也会用真情感化适龄青年的父母，打消他们送子参军的种种顾虑。连续十多天，他都工作到深夜，几次累倒在了办公桌旁。
一天晚上10点钟，有位民兵营长打来电话，说是该村一名青年体检政审都合格，但父母却突然改变主意，不愿让儿子去当兵。黎广森听说这一情况后，立刻叫来了武装部副部长王伟操，让其用摩托车把他送到了十几公里之外的应征青年家中做工作。途中，由于肝部疼痛难忍，黎广森先后几次下车休息。王伟操见他一直用手使劲按着腹部，嘴唇上咬出了颗颗牙印，人变得特别消瘦，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很不忍心再让他这样劳累下去，于是催促他到医院检查身体，抓紧时间治疗。而黎广森却以为自己得的是胃病，就没放在心上，总是满不在乎地说：“我这是老毛病了，不要紧的。现在正是征兵工作的关键时刻，我不能走开，等征兵结束后再到医院去也不迟。”就这样，两人继续前行，等赶到青年家中，已是深夜12点多。经过两个多小时反复做工作，青年的父母终于答应让儿子参军入伍。
征兵工作即将结束时，黎广森拖着虚弱、疲惫的身体赶到了兴宁市人武部参加座谈会。在介绍情况时，他感到浑身乏力，肝部剧痛无比，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下来，将每个征集兵员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等介绍完情况后，他一下子晕倒在地，被大家抬进了医院。
躺在病床上的黎广森，心里始终还记挂着征兵工作，而此时，他已被化验出患的是肝癌晚期。兴宁市人武部和坭陂镇的领导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愧疚地说：“我这个身体太不争气了，征兵还没有结束，就先倒下了，还让你们耽搁工作来看我，真是不好意思！”当时，领导知道他患的是肝癌，而且到了晚期，便问他有没有什么要求，他却回答说：“什么要求都没有。”在领导的反复催问下，他说的却是工作：“刚合并过来的坜陂镇，征兵工作难度很大，今年任务虽然完成了，但工作比较被动，明年要重点做好那边的工作。”
2005年1月，镇领导经开会研究，决定要给黎广森2万元钱，让他到广州复查治病。临走前，黎广森对妻子说：“这2万元钱是镇领导给我治病用的，不能乱花，到广州其他的开销要用自己的钱。”妻子就按照他所说的，又找亲戚、朋友凑了5000元钱。
在广州复查治病期间，黎广森让妻子每天都记账，除了看病治疗使用公费外，其他吃住行等花费一律记在自己的账上。经过专家复查诊断，他再次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而且无法治愈。当他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后，就主动放弃了治疗，返回家中调养。
在广州，镇里给的2万元钱，黎广森只用了1万元。回来后，他认为，镇里在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还拿出这么多钱给他看病，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就执意要将剩下的1万元钱还给镇里。得知情况后，镇领导考虑到黎广森身患绝症，而且为了治病，欠下了很多债，就表示这笔钱不用还了，却还是被黎广森婉言谢绝。临近过年，当人们都在忙着购置年货、准备过年时，在妻子的扶持下，黎广森专程赶到镇里的财务室，把剩下的1万元钱交还给财务人员，当时，在场的都露出了惊异的表情。而黎广森却笑着说：“咱是党员干部，拿国家工资，哪还能让政府额外负担自己的药费？”当镇领导听说黎广森来还钱，就马上赶到财务室，一再向他说明这笔钱是组织上补助给他治病用的，不用偿还。但黎广森却不听，还固执地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工作也干不了了，不能再给组织添麻烦，这些钱先还上，看病花掉的钱，我们也会想办法争取早点还。”
黎广森的妻子已下岗8年，他们还有一个9岁的儿子。在这样困苦的条件下，黎广森在弥留之际，依然断断续续地嘱咐妻子说：“如果我走了，你千万不要去找领导的麻烦，不要向镇里提任何要求……一定要好好抚养我们的孩子，把他培育成才，让他长大后做一个对党、对国家有用的人，多为老百姓做好事，多为社会作贡献……”
患了重病，却依然想着工作，不愿给组织添麻烦，这样的举动也只有像黎广森这样有着崇高品质的人才能做得到。
5.复退军人的好榜样梁远献
梁远献是一名出色的军人，1985年3月时，他参加了保卫祖国南疆的战斗。在战场上，他和一批战友们不畏死亡，用坚强的毅力守着自己的阵地，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在一场反攻战时，梁远献又第一个踊跃冲出战壕，领着同志们冲锋，战后还荣获了二等功。
一年半之后，梁远献脱下了军装，成了一名退役军人。退役后的他，戴着一枚金灿灿的二等军功章回到了家乡，来到了山东省菏泽市毛纺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其实在他的安置问题上，组织上特地征求过他的意见，他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只是说：“当兵的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现在虽然我已经退役了，但我还是要做一个时刻听党指挥的兵，组织叫我干啥就干啥！”
刚进入厂里，领导就交了他一个不小的任务，让他和另外12名战友将办公楼前的大水坑垫起来，用来修建一个花园。二话没说，梁远献就和战友们一起干了起来，表现丝毫不比在部队里的时候差。结果，原定于15天的工作量，他们只用了7天的时间就攻了下来，厂里的领导对他们很是满意。工友们也向他们竖起了大拇指：“当过兵的人就是不一样！”听到这样的夸赞，梁远献更有信心，也暗暗对自己说要加倍珍惜退伍军人这个称号。
成为一名工人后，梁远献的战场从“前线”搬到了一个“5000平方米的染整车间”。不论春夏秋冬，每天早上7点半他都会准时来到这里，戴上口罩和草帽，钻进去清理毛渣子。在整个毛纺厂中，这是最脏最累的活儿。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里面温度很高，进去不一会儿便是满身的汗，而冬天时仓内外的温差又很大。不过，繁重的工作没有使梁远献止步不前，相反他干得十分认真卖力。曾经有人问过他：“从原来的二等功到现在的清洁工，你心里会不会不平衡？”他轻松地说道：“其实干什么都一样，组织怎么安排就怎么干。”一句简单朴实的话，就折射出了梁远献高尚的品格。
梁远献的工作单位离家有些远，每天都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回骑50多公里路，妻子心疼他，他却总是说：“军人出身，特别能吃苦。这点事算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