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发时的困惑——红卫兵抄家一幕——讨论“宪草”议林彪——反对“批林批孔”运动的由来——呼吁对孔子要一分为二——认定林彪没有路线，只有阴谋——为刘少奇、彭德怀辩——对我长达一年的批判斗争——最后我申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当时我对北大冯友兰先生公开“批孔”不满
问：梁先生，1965年对您的那场批判结束不到一年，“文革”就爆发了。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突然袭来，梁先生当时的思想状况如何？
答：当时的心境是困惑、难过，常常是事前茫然，事来震惊，事后仍百思而不得其解。
1966年6月1日报载北大聂元梓大字报之后，我的一次吐露心境、自解苦恼的发言，便招来了一场小风波。
当时的政协直属学习组，一直在学习讨论关于“文革”的文件和报刊上的大文章。大家都得作表态性的发言，口头上都说拥护，无奈这次运动来势很猛，发展迅速，波及面很宽，人人心里打鼓，不知会搞到什么程度。北京市“三家村”的三个人，大家都认得，有的还是相熟的朋友，对“三家村”的批判太突然了。但大家在会上都不具体说。
在6月7日的学习会上，我发了言。我说：
“我一直是这样的心情，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看到这种事，心里很难过。好像是人身上长了毒瘤，早发现，早动手术，固然是好，但究竟是毒瘤，如果没有，岂不更好？如今有了，无论如何是国家的不幸。过去许多事情，我们这些人不接触、不知道。聂元梓身居其中，与对立面斗争，她当然会对揭发、撤换陆平等人感到高兴。而我们事前茫然，听到这种事还来不及拍手称快，心里有的只是不好过、困惑。”
我又接着说：
“现在看，不仅仅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指彭真）都不行，撤换了，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人物，都在其中。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是当初或现在我们这些人所能预料。问题的关键是，搞了多年的革命，受到党和人民很高的信任，已经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的人，还出这种大问题，如何理解？不能不纳闷，想不通。说他们早就是混进来的反革命，还是变质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都不大好自圆其说。报纸大文章中的一些分析，亦不足以使人释疑。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不得圆满的回答。昨天看《解放军报》的宣传教育要点中，有几句话似乎还多少解答了我的这个问题。文章说：‘在一般同志身上，都存在着共产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放松了斗争，个人主义就会发展起来，就会由小个人主义发展到大个人主义。’这大个人主义，我的理解亦可称之谓大个人英雄主义。有了个人英雄主义之膨胀、扩展，那就尽管他在很多地方走的是无产阶级道路，在国家、在党政军诸方面，他可能做了许多事，走了好长一段走得对的道路，所以党才信任他，委以重任，但他终究没有免掉个人主义，还发展为大个人主义，于是就自以为是，争强好胜，目中无人，一步步走上了反党的道路。因此即便他有九十九个功，因为有了反党这一过，便不行了。以反党这一大过，抹掉了他过去长年来的九十九个功。我觉得，眼前发生的难以相信的一些人与事，以此来解释，倒是一个较能自我解脱‘不理解’、‘想不通’的好方法。”
那时候，对“文革”不理解的实在大有人在。不过在政协直属组，多数人仍然不公开讲，处处小心谨慎，只学习，少发言；要说也是照本宣科，免得引出是非。由于我这个人好反思自问，说了这篇话，听起来自然不大顺耳。当场就有人指责我，说什么九十九个功劳，一个大过，完全颠倒了是非！诸如邓拓、陆平等人，早已烂了，只有九十九个过，没有功，即便有一点点，也是做些表面的好事骗骗人的。梁某人说这番话不足为怪，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嘛！
然而这次并没有对我掀起批判热潮。因为“文革”的烈火蔓延神速，出人所料，不多久政协机关内部也闹开了。我们这个学习组很快无人过问，最后红卫兵封了政协的大门，学习组也只好停止学习了。
问：1966年8月18日以后，北京“红卫兵”上街破“四旧”，抄家打人，无所不为。梁先生是否也遭到冲击？
答：这桩事如同一场恶梦，梦醒就完了，我只能粗略地提几句。
8月24日那天，忽然有人敲门，问是谁，只敲不答，来势汹汹。我亲自开门，一看是许多十多岁的中学红卫兵。我立即说，你们是来检查“四旧”的，请吧。领头的一脸怒气，大声训斥：什么检查，我们是来造反的！我便在院中站住，回答说：既然是造反，那就各自为之吧，翻抄什么都行。
接着便是翻箱倒柜，搜遍了每个角落。他们把所有书籍，除了几本毛主席的书和马列经典著作外，其他的书便撕的撕，烧的烧。由于太多，来不及翻看，便又查抄运走。他们还呼口号，罚跪，打人。我的内人比我受的皮肉之苦要大得多。
我家住北京西城积水潭边上小铜井一号，是一个单独的小四合院。在十余天时间内，红卫兵占住了这个院落，时时对我诟骂，并监督我劳动。所谓劳动，不过是打扫卫生，洗厕所，我虽年逾古稀，尚能承担。又命令我自动减低工资，这本是我早在政协学习会上提出过的，自然一口应承，再好不过。当然还得烦请他们找政协财务科，以配合这一行动。政协也真的扣过一个月工资，只发几十元生活费。反正我是终年食素，花钱有限，几十元钱也过得去的。但第二个月（10月份）政协却又全数发给几百元，还补发了上个月被扣除的。问何以又不扣除了，答接上级通知。“上级”是哪一层？政协、统战部，都已闹得乱哄哄的，负责干部们一个个自身难保，还顾得了我们吗？不敢想，也不便追问。好在这时的红卫兵早到大江南北去进行“革命大串联”去了，已无人再监督我们，于是照常领取工资的全数。一直1970年政协学习组恢复学习，才听说当时是周总理办公室通知，对诸如我以及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不应扣发工资。细想起来，那时候除了周总理，还有谁能来照顾我们呢？
最使我痛心的是红卫兵烧了我家三代的藏书、手稿和字画！
红卫兵是一群无知的孩子，同他们是有理也说不清的。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各家手札以及其他书籍，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在当时，我心中是不同意这些做法的。但我却自嘲自解：许多珍本古籍，本来用处不大；至于名人古画，我本来反对附庸风雅，不感兴趣，多年来都不曾挂出。因此，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我都没有吭声。我甚至想到，如真的是这场不可理解的“革命”的需要，把这些古董玩意烧掉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用不着这些封建老古董。因为这两部书是布面精装，又很厚，一时烧不着，便挑出来一页页撕着烧……我站在一旁，心中十分难过，心想造我的反，造我祖宗三代的反，我都忍受下来了，为什么这两部普通的工具书也不放过，使我无法物归原主，铸成终生的遗憾呢？
红卫兵们烧完我家的古籍字画，发觉我家有电话，而且院落也不小，一位头领立即宣布：“我们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整个院子我们都占领了！”于是他们又把我家的日常用具从北房、厢房扔出，同时一伙人把我拉出去游街、批斗。待游斗回来，便把我关进南房的一间小屋中，一连被折腾了二十多天。
后来红卫兵们忙别的去了，只命令我不准自由行动，老老实实交代一生的“罪行”，平时不大过问我了。我面对一叠白纸，思潮起伏。该砸的都砸了，该烧的都烧了，该斗的也斗了，只有人还在。我自信墨写的字可以烧掉，但人的思想是烧不掉的。那么我成天面壁而坐，为什么不能重新提笔呢？于是从1966年9月21日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着记忆，我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每天写一千多字，全文四万字完成后，又接着写《东方学术概观》……
十分感谢红卫兵们，他们这时已经心不在此，兴许还以为我一直在写交代材料呢！
1968年7月，我奉命搬出了居住多年的小铜井一号，住入鼓楼附近之铸件厂一大杂院内。
问：梁先生刚才说，1970年政协直属组就恢复学习了。不知这期间有哪些值得回顾的事情？
答：有是有的，还是因为我的直言而招来了另一场风波。
事情是这样的：全国政协机关于1968年下半年开始军管，机关干部先在机关搞运动。第二年绝大部分人员下放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全国政协自己管发工资的政协委员，大致分三种情况：一是蒙冤进了监狱，党内党外的都有；二是年纪较轻、身体较好的随机关干部去了“五七”干校；三是像我这类的，如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溥仪、溥杰等人，身体好的在机关从事体力劳动，有的（如我）则主要在家呆着。
到了1970年下半年，政协的军代表决定恢复政协直属组的学习，人数比过去少得多，只有10人左右，除上边提到的外，还有于树德、赵朴初、王克俊等人，他们是先后参加这个小组，并担任召集人的（亦有先后）。学习恢复不久，说是准备召开四届人大，提出“宪法草案”让我们内部学习、讨论，提意见。
但那时林彪、江青施虐正盛，所谓听取意见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主持的军代表没有当回事，出席会议的诸公本已是惊弓之鸟，谁还敢去惹新的麻烦？因此大体都说“宪草”好，人人都应该认真学习，提不出什么意见。我心里也十分清楚，中国原有的宪法，已被“文革”撕成碎片。这新的“宪草”，又有多少意义？只是我这人的老毛病不改，既然征求意见，为什么不可以略说一二？“文革”进行了四年多，既无讲话的权利，又无说话的机会。现在有了，却又不敢说。我决定进言。在阅读了发下来的“宪草”之后，我提出两点意见。
第一点，我说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其最初的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宪法的产生就是为了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了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我认为不甚妥当。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硬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凡我看过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都没有把个人的名字写进去的。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但并不反对选择某个人当接班人。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别人没有，我们也可以有。
第二点，新宪法的条文比老宪法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不好，但有的重要内容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可以经过法定手续来选。现在的“宪草”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这两条现在看来十分平常的意见，在当时却大有震惊四座的劲头。因为林彪确定为接班人是一年前中共“九大”写进党章的，那么写进宪法似乎顺理成章。而不同意这样做，则明显有影射攻击之嫌。在我讲完两点意见之后，好一会儿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才好。当时情况的严重性，你是工作人员，比我还清楚。
问：梁先生，听说后来江青用心险恶地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您公开站出来反对，在政协直属学习组作过长篇发言，招来了为时将近一年的批判、斗争。梁先生能不能较详细地谈一谈这件事的始末？
答：这件事说来话长，恐怕要按先后顺序一件一件地叙述。先说说事情的由来，也就是在我站出来作长篇发言之前种种背景和缘由。
1973年10月间，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策划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场。江青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矛头是对准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的。但这一点，绝大多数善良的人们并不知内情，我也并不例外。
运动一来，经历了八年动乱的中国老百姓，就再一次被卷入这场不明真相的争斗之中。这时候，政协所组织的学习组就不止是直属组了，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成员，总人数有二百来人，分若干小组，统一由政协成立了一个临时学习领导小组负责安排。“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场，大家就不得不“表态”、“拥护”，发各种违心之言，狠批“孔老二”，还生硬地把孔孟之道往林彪的头上套。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我所在的学习小组所有的人都表了“态”，唯有我一言不发。谁都知道，我好赖也是个对孔子和儒家哲学稍有研究的人，用当时的话说，是“一贯尊孔”派。我的不发言，很为领导和同组的学友们所注意。其实那时我并不是看出江青有什么阴谋，只是脑子里稀里糊涂，搞不清是咋回事？而且，我越是认真地读报，听文件，越是感觉到所有的文章、文件，都是同一个调门，同一个“立论”——那就是对孔子的百分之一百的否定，并把林彪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孔孟之道。我对于这一高超的“立论”不能苟同，心里一直在摇头。但我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既弄不清来龙去脉，那就还是静观为好。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我每会必到，却不说话。有人会后问我，为何一言不发，我答多听听，多看看，有好处。我心想毛主席早就说过，有不同意见是允许保留的。
不料保持沉默也是有“罪”的。在全组二十余人都纷纷“表态”，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努力改造思想之后，我依然沉默，便有人说话了。有人在会上不指名地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紧接着有人又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前几天北京大学冯友兰教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冯友兰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冯友兰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我听罢直摇头，不禁脱口而出：“冯友兰先生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怀疑他文章所说的是否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会上马上有人反击，严厉地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对当前的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了。如何端正态度，在你自己。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运动的对立面了。”我只是笑了一笑，当场没有再说什么。又拖了些日子，我不张口是不成了。至1973年12月14日，我才在学习会上说：“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其协调若一。因为我们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原不是一回事。怎样求得协和、协调呢？那就是要求同存异。毛主席多次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我的苦衷是，我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而我的亲属、友人都力劝我不要说话，文章不发表，不公开，我无奈答应了他们。眼下我能说的就是这些。”会上马上有人说话：“有话就摆到桌面上来说嘛，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怕什么？”我退了一步，说：“我的文章太长，要在会上讲，会占各位许多宝贵时间，还是写完后交给领导参阅更好，不必公开。”主持会的人立即答复：“讲与不讲，由你自己定。但时间长没关系，听听你的高见，我们愿意奉陪。”
退路没有了，我答应作准备。
这期间，忽然传来消息，说江青在首都体育馆鼓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时，还捎带批判我，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云云。不几天听录音，贴大字报，证实了这个消息。江青的这一炮，反而增加了我非说话不可的决心。
春节一过，即1974年2月22日和25日，我用了两个半天约八小时的时间，在政协直属组做了题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没有人打断我，会场上很安静。我已经二十余年没有登大学的讲坛了，这一次倒得到一次登台开讲的机会。
问：梁先生，你的长篇发言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由这篇发言而改写成的同名文章，已在1985年《群言》杂志第二、三期上连载过了。我在这里只是补充一些文章中没有收进去，而在当时是颇带有结论性的要点，供大家参看。我在会上说：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今天回过头去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量，就是一分为二。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这是毛主席的哲学观点。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我们写文章，下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贬低了他。这与孔子倒无损，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
“我现在认识到的孔子，有功和过两个方面。在没有新的认识之前，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表里如一。我的文章，我的观点，确实是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意的。那么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占有着什么样的位置呢？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两千五百年和后两千五百年的中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中国社会之发展，民族之扩大，历史之悠久，与中国的文化是不可分的。中国的民族是受着自己的文化陶冶、培养着的！中国文化有种种优长之处，这正是中国民族勤劳、善良、智慧、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多民族国家，所不可短缺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世界独有，致使外来的种种文化思想，都要经过消化熔炼，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才能得到发挥，这是世界上若干国家所不及的。我正是先阐说中国的文化，然后点出孔子的位置。这就够了，不必去纠缠枝节问题。”
“有人说毛主席一直是批孔反孔的，但我认真读毛主席的著作，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大家加强学习，一方面要学习马列主义，一方面要学习中国自己的历史，特别提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加以研究和总结，批判地总结，要继承这份遗产。我理解这些话，好像不是片面地批判孔子。毛主席著作中诸如此类的论述不少，所以说不是那么单纯的，我看不能说毛主席一贯批孔反孔，应当说毛主席反孔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肯定孔子的一面，就是说孔子的学说，有糟粕，也有精华。”
而今从儒家书籍（主要是‘四书’）中引出许多话，看它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影响，特别是不好的影响，如缓和了阶级斗争，耽误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今天则妨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这种分析、批判不无道理，但亦不能简单化，把学术研究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学术上怎么讲是另一回事，但从政治影响看总是不好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话当然与今天不合，要唾弃的。又如中庸之道，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要深入加以研究，这是学问很深的学术问题。现在我们不作学术上的分析研究，只作普通的政治角度的分析，则把中庸之道看成折中、调和，它缓和了阶级斗争，使中国社会迟迟不进步，因此说中庸之道不合适。我理解今天的批判，就从政治上说话，而并非是学术上的分析、研究。要作学术上的分析、研究，就麻烦了，这也不是今天搞运动的意思。
问：正当江青一手制造的“批林批孔”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您在学习会上发表了上述针锋相对的观点，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梁先生能不能谈谈后来的情况？
答：可以的。
问题不在于随之而来的大会小会对我的长时期的批判斗争，这方面倒没有太多的话可说。重要的是由此而引出来的我对于林彪、刘少奇、彭德怀诸人的真实看法，多说了几句真话，则更加激化了当时的批斗热度。
我先说几句当时对我的批判斗争，情况也很微妙的。比如：“梁漱溟是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梁漱溟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梁漱溟对抗‘批林批孔’运动罪责难逃！”这既是批判大字报的标题，也是大小批判会常用的口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大小批判会形式的“文攻”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这在我自己，是早已有思想准备的。至于当时参加批判会的多数人呢，大家也心照不宣，本是一场有领导的“运动”，不免又是人人在小组会上“表态”，并推举代表上大会去作批判发言，大家热闹一番。“文革”后我听人说，当时有些民主党派学习组曾发生你推我，我推你，谁都不愿意上大会读批梁发言稿，最后只得由领导做工作，指定发言人。当时所谓批判会的实际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讲到由此而引出的关于林彪、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话，说来就长一些。正是这些话，对我的批判升了级。
由于“批林批孔”是连在一起的，自然就涉及对待“批林”的态度问题。在批判会上，众口追问，不表态是不成的。一开始，我也只是露个头，我说：“‘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这从字面上我理解。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不过我之批林，有些不同于众人之说，讲出来怕会产生新的麻烦，能暂且容我不说更好。”话已露头，大家自然不会放过我。在众人的穷追猛打下，我终于不得不吐出真言，把要说的话断断续续公之于众。主要论点为：一是林彪没有路线，批林就是批他不是人，是个鬼！二是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这是《群言》的长文中所没有的。
我说：“我的批林，与众说不大一样。我认为林彪没有路线，谈不上路线，无路线可言。所谓政治路线，应该有公开拿得出来的主张，如刘少奇的主张就很多，不管怎么错误，但他敢于说出来，公开提出，并自信是对的，这才够得上路线。而林彪的路线又是什么呢？不但我看不出，回答不上来，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因为他公开说的全部是假话，用假话骗取信任，是说假话的第一能手！谁能找出林彪的公开主张呢？我认真找过，没有发现。有是有一点，比如设国家主席、天才论，是他拿出来的，但仍然是个幌子，是假话。他自己想做主席，故意说必须让毛主席当主席。这还是不敢见人、不能见人的黑话。就是‘571’工程纪要，也是藏着的事，不敢见人，见不得人，这算什么路线？无路线可言！如果林彪直接对毛主席讲，要设国家主席，你不当，我来当，才像一个光明男子！那也还算是一种主张，一种路线。现在这样算什么，能算什么路线？林彪的一套都不是关于中国前途的公开主张，他的一些‘理论’、方法、手段，都不是他的真意所在。他的真意是想自己当主席，而自己又不公开说。林彪是个阴谋家，他没有人格。所以事发后毛主席告诫大家：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林彪破坏毛主席正确路线这个意义上，我也可以承认在中共党内发生了一场第十次路线斗争，但林彪本身我认为不存在什么路线，够不上路线。一个政治家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设想而提出的公开主张，才称得上是路线。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从做人的角度说：光明是人，不光明是鬼！林彪就是一个鬼，他够不上做一个人，没有人格，这就是我对林彪最严厉的批判！而刘少奇、彭德怀不是这样。刘少奇的主张很多，都是公开的。彭德怀也有公开信给毛主席，他对党的路线、政策有怀疑，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但他们都有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而提出的公开主张，是明明白白有路线，够得上路线的。说林彪有什么路线，那是抬高了他。”
“我不能说屈心的话，不能像林彪那样，说的一套，做的一套。耍两面派，没有比林彪装得更像。《语录》是他编的，在没有败露之前，似乎马列主义没有人比他学得更好。林彪欺骗了毛主席，毛主席错认了林彪，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林彪叛党叛国，要谋害毛主席，自取灭亡。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
“多年来，我是一直与中共领导党求大同，存小异的。我的思想恐怕要比林彪复杂，不那么简单，但我是公开的，光明的，而林彪则利欲熏心，专搞阴谋诡计的。我堂堂正正是个人，而林彪身败名裂，不够做人的资格！”
由于上述一系列的言论，对我的批判，由一二十人的小组会上升为一二百人的大会，时间持续到1974年底。
问：梁先生，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对您的批判斗争差不多延续了一年之久。您当时对这些持什么态度？这场批判斗争是如何结束的？您能谈一谈吗？
答：可以。不过这中间也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我不愿意因为我而占了大家这么多时间，便先主动检查自己；不料这种表现纯属多余，这场批判斗争是非抓不行，非彻底抓不可的。于是我转入洗耳恭听，追问得太激烈，我就回答几句。但我的意见不轻易改变，一直到结束依然如此。我想：我还是引用当时的原话来说明这一过程，则更有说服力些。
自1974年2月20日我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之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小组会对我批判的火力十分猛烈。我希望这次批判不要拖得太久，于是不几日便检查自己。无奈我思想实际并未搞通，又不想说假话应付过关，结果是越说毛病越多，批判会反而增加了更多的新内容，特别是对待“批林批孔”运动的态度问题，一直闹到白热化的程度。
3月8日，即在我长篇发言十余天之后，我在会上说：“最近我竟大胆狂妄地放言高论起来，我原说文章写出后亦不公开拿出来。‘仍不公开’的话说了多次，就是怕公开出来不合适。第一怕文章内容上的学术分析研究，远离了当前的政治运动，文不切题；第二更怕有碍于当前的政治运动。没料到不拿出来的东西，竟然拿出了其中一部分，很有碍的一部分。自己违背了初心，忘记了自己的政治任务。这错误不怪自己怪谁？又犯了老毛病，个人英雄主义，好胜，逞强。错误是我的错误，罪过是我的罪过，一切我应担当……”
“……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会上同人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说，不要再称我什么‘梁老’、‘梁先生’……快人快语，痛快人说痛快话，有声有色，会上的气氛才像个样儿。所以上次临散会，他话没讲完，主持会的于老（树德）说下次接着讲，我也即站起来应声说：‘下次再讲吧！’我心里此时没有我，只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和任务，可惜我不能经常这样无我——如果我那样高明，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错误了。”
3月11日，我又在会上说：“我的长篇发言远离了当前群众的批孔，错误是严重的。本学习组同人对我的一切斗争都是理所当然，我不应再申说什么。再说话，便是错上加错，我只有静听就是了。”
从3月以后，我坚持每会必到，洗耳恭听。只是其间在众人追问对待批判林彪的态度时，我才讲了前边摘录的那些话。
在9月23日，当这场历时半年多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一再征问我对大家批判斗争后的感想，我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11月18日，我曾手书《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3月而4月，而5月、6月、7月，大抵均在学习批孔，实际上无非对我的批判斗争，此不细述。先则每周四次会，后减为三次。八月份因天热，又减了一次。在此时期，本小组而外，各学习组均对我们进行背靠背批判。预先宣布九月将召开五个学习小组联席批林批孔大会。此会于9月10日、20日、21日连续开会，先后发言者14人，均从批林批孔入手，集中批判我。最后一次大会宣布，月内各组可就大会批判发言自行座谈两次。在本组9月23日会上，召集人曾征问我对几次大会有何感想，我答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我的最后答复，当时的主持者命我做出解释。
我当即解释说：
“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我的态度，一如初衷。
问：白纸黑字，留作这段历史的见证，是最可靠、最有说服力的。现在我再提一个小问题，梁先生谈话中提到北京大学那位原属“尊孔”派之列的知名学者冯友兰先生，何以当时屈服于“四人帮”的压力，在报端发表批孔的文章呢？
答：他当时为什么这样做，这个问题应该留给冯先生自己去回答。我只能提一下当时的一点情况。北大冯友兰教授论年龄比我小不了几岁，但是五四运动前夕，他还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而我则已登北大讲坛讲印度哲学与儒家哲学了。他本人也听过我的课，因此说我们在早年有师生之谊，并不过分。后来他研究儒家哲学，很有成绩，在旧中国就已是知名学者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北大任教，我也在北京，便常有见面的机会。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不久，我见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我心里很不舒服。
80年代中期，他在女儿的陪同下，同我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批评他的不对。但他当面向我作了解释，我心里的气也平和了一些。
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了历史。我想，冯先生如今回过头来看看，应该说可以做出一个他自己满意、别人亦认为公正的答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