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顺序上，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派，其主帅的创作活动要略早于同光体。因此我们先论汉魏六朝派。
郭嵩焘序龙汝霖《坚白斋遗集》而谓：“吾友龙君皞臣，少与湘潭王壬秋，武冈邓弥之、葆之倡为古学，摈弃今世为诗文者，推源汉魏，以上溯周秦。”又序《天影庵诗存》说：“篁仙与湘潭王氏壬秋，武冈邓氏弥之、葆之，攸县龙氏皞臣，结社长沙，追踪曹、阮、二谢，以蕲复古 ……湖口高氏碧湄，亦俊才年少，数君相与为石交，志节忼慨，敦友朋之谊。”可见汉魏六朝派，首先形成于湖湘之间。其主要作家，除前面提及的王闿运、邓辅纶、龙汝霖、邓绎、李寿蓉以及湖口高心夔以外，郭嵩焘还在《谭荔仙四照堂诗集序》中提及蔡与循。此外武陵陈锐也从学于王闿运，早年作诗也属于王闿运一派，但后来与陈三立游，诗风也为之一变，兼取法于宋诗。夏敬观曾与陈锐论诗云：“文襄不喜人言汉魏，王先生（闿运）不许人有宋，皆甚隘也”，君“诺诺韪吾言”。（《抱碧斋集序》）而陈锐《题伯严近集》亦有句云：“踢翻高邓真男子，不与壬翁更作奴。”可从侧面见其志。汉魏六朝派中成就较高的为王闿运、邓辅纶、高心夔三家。稍后，四川刘光第亦上溯汉魏六朝，而清季心摹手追于汉魏六朝之间者，还有浙江章炳麟、江苏刘师培诸家。
这一派既以宗法汉魏六朝为学古特征，而其理论根据乃出于比兴之义。王闿运曾说：“诗有六义，其四为兴。兴者因事发端，托物寓意，随时成咏，始于虞廷。《喜起》及《琴操》诸篇，四五七言无定，而不分篇章，异于风雅。亦以自发性情，与人无干。虽足以讽上化下，而非为人作，或亦写情赋景，要取自适。与风雅绝异，与骚赋同名。明以来论诗者，动称三百篇，非其类也。 ……不知五言出于唐虞，在《三百篇》千年前乎！ ……今欲作诗，但有两派，一五言，一七言 ……既成五言一体，法门乃出，要之苏、李两派。苏诗宽和，枚乘、曹植、陆机宗之；李诗清劲，刘桢、左思、阮籍宗之。曹操、蔡琰则李之别派；潘岳、颜延之苏之支流，陶谢均出自阮。陶诗真率，谢诗超艳。自是以外皆小名家矣。山水雕绘，未若宫体，故自宋以后散为有句无章之作，虽似极靡，而实兴体，是古之式也。”（《论作诗法答萧玉衡》）这番议论与宋大樽颇有异同，虽同以比兴为宗旨。然宋氏上尊《三百篇》，而贬齐梁陈隋；王则上始虞廷，推重骚赋，而下揽六朝。又说：“诗，承也，持也。承人心性而持之，以风上化下，使感于无形，动于自然。故贵以词掩意，托物寄兴，使吾志曲隐而自达，闻者激昂而欲赴。其所不及设施，而可见施行，幽旷窈眇，朗抗犹心，远俗之致，亦于是达焉。非可快意骋词，自仗其偏颇，以供世人之喜怒也。自周以降，分为五、七言，皆贤人君子不得志之所作。晋人浮靡，因为谈资，故入以玄理；宋、齐游宴，藻绘山川；梁陈巧思，寓言闺闼，皆知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于文，虽理不充周，犹可讽诵。唐人好变，以《骚》为雅，直指时事，多在歌行。览之无余，文犹足艳。韩、白不达，放弛其词，下逮宋人，遂成俳曲。近代儒生，深讳绮靡，轻诋六朝，不解缘情之言，疑为淫哇之语，其原出于毛、郑，其后成于里巷，故风雅之道息焉。”（《湘绮楼论诗文体法》）王闿运正是这样，由强调托物寄兴，而要求以汉魏六朝作典范。究其本心，原非大谬。然只见汉魏六朝之能托物寄兴，而不知唐宋亦能托物寄兴，又只见汉魏六朝之托物寄兴，而不见唐宋之托物寄兴，因此，他的批评眼光是凝固的、狭隘的。当然确切地说，王闿运也有取于初盛唐。故其《论作诗法答萧玉衡》一文尚未一笔抹倒有唐之诗，而谓：“李唐既兴，陈张复起，融合苏李以为五言，李杜继之，与王孟竟爽。有唐名家乃有储高岑韦孟郊诸作，皆不失古法，自写性情。才气所溢多在七言，歌行突过六朝，直接二曹，则宋之问、刘希夷道其法门，王维、王昌龄、高岑开其堂奥。李欣兼乎众妙，李杜极其变态。”李杜以下则颇有微词。而王之肯定初盛，乃是着眼于 “不失古法 ”四字，所本仍是汉魏六朝。他虽有 “返璞归真 ”的愿望，却以 “古格 ”为我格，结果反为古格束缚，不能达到消除异化的目的。王氏以外湖湘诗人，则大多不喜论诗。
其后，浙江余杭章炳麟（１８６７—１９３６）复又大放其词，章氏字枚叔，别号太炎。早年受学于德清俞樾。后因与康梁鼓吹变法，为师所斥，遂谢本师。庚子以后，东渡日本。遂与孙中山、黄兴等一起倡言革命，建立同盟会。并主持《民报》笔政。袁世凯篡权，章太炎痛斥其 “包藏祸心”，结果为袁拘捕，直至袁世凯垮台，方才获释。晚年定居苏州，创立 “章氏国学讲习所”，“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章氏既是早期革命家，又为一代国学大师。其论文学，取最广义之说，认为 “有文字著于竹帛 ”者，皆可谓文（参见《文学总略》）。论散文而有雅俗之辨，重雅而轻俗。认为作文当 “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先辨体裁，引绳切墨而后敢放言也”（同上）。以语言的古雅切实，文体的妥贴合格为指归。论诗亦主比兴之义。曾说 “盖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故温雅以广文，兴谕以尽意”（《辨诗》）。为此，他推崇汉魏六朝。曾说：“物极则变，今宜取近体一切断之。古诗断自简文以上，唐有陈、张、李、杜之徒，稍稍删取其要，足以继风雅，尽正变。夫观王粲之《从军》，而后知杜甫卑也；观潘岳之《悼亡》，而后知元稹凡俗也；观郭璞之游仙，而后知李贺诡诞也；观《庐江府吏》、《雁门太守》叙事诸篇，而后知白居易鄙倍也。淡而不厌者陶潜，则王维可废也；矜而不疐者谢灵运，则韩愈可绝也。要之，本情性，限辞语，则诗盛；远情性，熹杂书，则诗衰。”（同上）其精神与王闿运基本一致。而删削尤严，语辞尤厉。其复古之志，比于王闿运，有过之而无不及，皆误在不能以彻底的发展通变眼光来论诗。章太炎所作之诗其成就远不逮其学术。而集中亦有佳篇，如《东夷诗》三、四首，胡适认为其 “剪裁确是比黄遵宪的《番客篇》等诗高的多，又加上一种刻画的嘲讽意味，故创造的部分还可以勉强抵销那模仿的部分”（《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他如《艾如张》、《董逃歌》之讥讽张之洞，《梁园客》之讥讽梁鼎芬等，托物寄兴，若无自序，的确难以理解，唯 “其自书丙辰出都以后诗，高古而弥近自然”（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
而江苏仪征之刘师培（１８８４—１９１９），平生出处进退则较为复杂。刘氏字申叔，后改名光汉，号左庵。早年亦倡言革命，是同盟会早期成员之一。后失节投敌，成为端方手下的特务，端方被镇压后，章太炎怜其学问渊懿，不念旧恶，遂免于一死。刘氏短短一生，著述等身。经其弟子陈钟凡，友人钱玄同的搜辑整理，有《刘申叔先生遗书》共七十四种刊行于世。刘氏早年的文学观比较激进，肯定文学之发展进化，并且认为：“就文字之进化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论文杂记》）但后期渐趋复古。刘氏的诗歌创作，汪辟疆先生认为与章太炎一样 “心仪晋宋，朴茂渊懿，足称雅音”（《近代诗人述评》）。其诗如《杂咏》、《咏史二首》、《书顾亭林先生墨迹后》、《孤鸿》、《咏怀》等皆取径汉魏六朝。而其后期所作《癸丑记行六百八十八韵》，则是古典诗歌史上空前绝后的长篇巨制，显示了深厚的诗学功力。章、刘两人的诗歌创作可视为汉魏六朝派的余响。